日本禅僧仙厓义梵的《茶道极意》曾说“所谓茶道，在心非在术，在术而非在心。心、术并行处，常显一味也”这意味，茶道必须道心与茶术合一，不可偏废。
而中国历代茶书大体偏于术而略乎心。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历代茶书，对于茶树产地、茶叶种类、制茶技巧、茶具好坏、茶水优劣、煎点（泡茶）方法等关于“术”的事情，说之甚详；但对如何在喝茶品茗当中修“心”，甚至在什么环境、以什么心情吃茶品茗，却都略而不论。由于中国历代茶书所重视的，不是茶“心”，而是茶“术”，因此，不管是茶叶、茶具的产地，或是茶水的来源，都相当讲究。
从“心、术并重”的茶道标准来看，中国茶书的“重术轻心”固然不对，禅门的“重心轻术”也是一种缺憾。弥补这一缺憾的则是和禅门关系密切的日本茶师。在日本，“心术并重”、茶禅合一的茶道的真正出现，是以珠光乃至千利休、千宗旦祖孙二代所建立起来的的“侘数寄”茶道为标志，它是热爱不完整、不均衡、残缺不全而且平平凡凡的事物，也是安于孤独、寂寞的脱俗心境。
但日本茶道和中国禅门清规一样，过于重视规矩，以致束缚了禅的活泼性和洒脱性。从吃茶的教条，彻底解放出来，要到宋朝以后所开展出来的“平常心是道”的禅茶。中国的饮茶，曾激发出无数浪漫美妙的诗歌和艺术，也曾吟咏出令人回味的片段哲思。但中国历代茶书所关心的不是茶的修心，而是茶的养身，不曾像日本那样，开展出深刻、广大而且感人的吃茶哲学。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茶史上的一大缺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