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整个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为什么整整五千年居然没有抓住一次机遇？为什么五千年后的今天还不能从真正意义上与现代文明接轨？ 出处之争就好比，火药是中国发明的，但在中国却没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可是终于有一天列强用火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当国人再度谈起“火药是中国发明的”时候，心中是不是会有一点点觉得讽刺和苦涩呢？是不是真的就觉得无比自豪呢？ 我们应该重视实质，而非形式。还历史本来面目，从中找到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以史为鉴，这或许是研究历史的重要意义之一吧。 如果说几千年前中国就已经有了那么先进的思想，那我只能说，这些思想知识用在了“读”上，而没有用在“做”上。那么不管西方文明的出处在哪里，比中国早也好，晚也好，既然别人已经“做”得比我们更好，更先进了，那就应该学习，应该承认。我们当然可以让我们的国人了解我们的国学经典，但如果如某些人那样时至今日仍然不停的抱着“你看，西方文明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多少多少年前谁谁谁就说过什么什么了”这样的想法不放，难道不是有那么一点点阿Q的意味吗？打一个不见得恰当的比方，我们当然要让国人知道，火药是我们发明的，但如今我们是应该在当前国际技术的基础之上研究导弹呢？还是回过头从火药开始研究起呢？而且是不是有必要同时也让国人知道，尽管火药是我们发明的，可是由于停留在原地却被人用自己制造的火药来对付自己呢？ 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

文明断裂的悲剧——被满清割断的明朝与近现代中国
　　
　　作者 杜车别
　　
　　看了一本《李渔传》，作者在楔子里说“李渔是被历史超前三百多年制造出来。李渔这样一个另类的人物，创造出他的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能够理解他的只有我们今天吧”
　　作者认为李渔有着多方面的成就，他是一个杰出的小说家，是一个杰出的戏剧家，是一个伟大的戏剧理论家，创造了一个中国戏剧叙事文学理论，堪称“东方的黑格尔”，李渔还是一个出版家，运用五色套版叠印这种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出版《芥子园画传》，还是生活美学家，是园林建筑艺术家。
　　作者认为李渔多方面的成就和思想，只有到了近现代的中国才能得到充分理解，所以称他是超前三百多年制造出来。然而我却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李渔生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到明亡的时候，他已经三十三岁了，比后来壮烈殉国的明朝少年英雄夏完淳还大上十九岁多，他的个性和思想都在明朝形成，明朝的文化氛围经济氛围政治氛围哺育了他的成长。如果说在他所处的时代，和他同一个年龄段的人物中，只有他这么一个人，那么或许可以说他超前三百多年，可如果是有一大批的人物，那还能够说他是超前三百年吗？
　　
　　比如和李渔同时代的有一个张岱
　　在夏咸淳著的《明末奇才——张岱论》中有这么一段话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大批多才多艺的人物，乃是人类的骄傲。明朝时期，中国也出现了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文化景观。当时思想文化的精英们，不论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人文科学领域，抑或是在文学艺术的园地，都有着超越时代的卓越建树。李时珍，徐光启，吴有性，徐弘祖，宋应星，李贽，唐顺之，王阳明，黄宗羲，方以智，朱载堉，兰陵笑笑生，汤显祖，袁宏道，袁小修，冯梦龙，张贷，张溥、唐伯虎，石涛，八大山人，徐文长，李渔，傅山这一颗颗明星将中华文明点缀得格外绚丽夺目，那时中国也有自己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菲尔，莎士比亚，塞万提斯”
　　
　　其实说那个时代的人超前历史三百年的声音不绝于耳，比如有人说李贽是超前了三百年，有人说黄宗羲超前了三百年，王夫之是超前了三百年，顾炎武是超前了三百年，方以智是超前了三百年，等等，当这么多的人都是所谓的超前了三百年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问，究竟是他们超前了三百年呢，还是中国在后来的发展中了落后了三百年，停滞了三百年，以致三百年后回首古人，才发出这些古人超前三百年的感叹
　　
　　其实明朝晚期和中国近现代之间的关系，从中国在满清统治下沦为半殖民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被人所注意。
　　清末的维新变法派和革命党人使用的许多思想武器都是来自两百多年前的明末，甚至直接把明末的思想家的言论作为宣传的武器
　　
　　下面我们一一列举明代中国出现的与近现代文明接轨的思想和事实
　　一、政治上
　　
　　
　　在君臣关系上，嘉靖万历年间的思想家何心隐藏提出君臣应该是完全平等的
　　“君臣相师，君臣相友”“相友而师”
　　
　　在舆论监督上
　　万历年间的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
　　
　　在权力分配上，
　　东林党人钱一本提出“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选举”
　　
　　
　　
　　王夫之提出的虚君立宪思想
　　“有天子而若无，则无天子而若有，主虽幼，百尹皆赞成治之人，而恶用标辅政之名以疑天下哉？”
　　“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处，以虚静而统天下，则不恃贵戚旧臣以夹辅”
　　“以法相裁，以义相制，……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其裁。君子正而小人安，有王者起，莫能易此”
　　
　　黄宗羲提出的揭露君主专制本质的思想
　　“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


　　
　　王阳明又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
　　
　　明代唯物主义思想巨人王廷相把“惟先儒之言是信”的人嘲笑成函关之鸡
　　　　　　　　“学者于道，不运在我心思之神以为抉择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为函关之鸡者几希”
　　
　　冯梦龙在《广笑府叙》中说“又笑那孔夫子这老头，你絮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的把好些活人都弄死了”
　　　　象不象鲁迅在五四时期说的话，然而这是提前了将近三百多年说的话。
　　
　　
　　七、在社会进化论方面
　　
　　　嘉靖时期的思想巨人王廷相在《雅述》下篇中说
　　　　　　“儒者曰：天地间万形皆有敝，惟理独不朽，此殆类痴言也。理无形质，安得而朽？以其情实论之，楫让之后为放伐，放伐之后为篡夺，井田坏而阡陌成，封建罢而郡县设，行于前者不能行于后，宜于古者不能宜于今，理因时致宜，逝者皆刍狗矣，不亦朽敝乎哉？
　　”
　　
　　八、在文明演变发展方面
　　
　　王夫之说“大昊以前，中国之人若麋聚鸟集，非必日照月临之下皆然也，必有一方焉如唐、虞、三代之中国。既人力所不通，而方彼之盛，此之衰而不能征之，迨此之盛，则彼衰而弗能述以授人，故亦蔑从知之也。”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大昊以前，中国人不过是麋聚鸟集的野蛮人而已，但未必在日照月临之下的全世界都是如此。肯定在某个地方存在一个比中国更早步入了文明的社会，只不过因为人力不通，所以那边文明正处于强盛时期的时候，中国这边由于处于野蛮状态，而不能知道罢了。而到了中国文明强盛起来的时候，那边的文明衰落了下去，不能显示出它的光辉，所以中国这边也还是不能知道罢了。
　　
　　“在近小间有如此者，推之荒远，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易》曰：‘乾坤毁则无以见易’，非谓天地之裂也，乾坤之大文不行于此土，则其德毁矣”
　　“中国之文，乍明乍灭，他日者必且陵蔑以之于无文，而人之返乎轩辕以前，蔑不夷矣。”
　　
　　
　　　　也就是说中国的文明一会儿明亮，一会儿熄灭，将来必定消失退化到没有文明的状态，人也退化返回到轩辕以前，没有一个不是夷狄（“蔑不夷矣”）。显然这里的“夷”正是和文明对立的野蛮的同意词。
　　
　　
　　九、在捍卫文明，抵抗野蛮上
　　
　　王夫之说“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
　　“夷夏者，义之犹严者”“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也”
　　痛斥“败类之儒，鬻道统于夷狄盗贼而使窃”
　　
　　朱舜水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也很大，这有梁启超和李大钊的话为证
　　梁启超说“舜水尤为伉烈，他反抗满洲的精神，至老不衰……（舜水的话）入到晚清青年眼中，像触电气一般震得直跳，对于近二十年政治变动影响实在不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李大钊说“先哲朱舜水，身丁亡国大痛，间关出走，飘零异域，无时不以恢复中原为念。虽至势穷力尽，曾无灰心挫志，直至死而后己。……钊生当衰季之世，怆怀故国，倾心往哲。每有感触，辄复凄然”（1913年《言*》月刊 ）
　　
　　
　　十、在节制人口，计划生育问题上
　　
　　冯梦龙说“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少，何以养之？”（冯梦龙《太平广记钞》卷七，1626年，天启六年出版）
　　
　　宋应星说
　　“一人两子算盘推，积到千年百万胎，幼子无孙犹不瞑，争叫杀运不重来”
　　
　　
　　十一、在提倡妇女解放，恋爱自由上
　　
　　谢肇制在《五杂俎》中说
　　“‘父一而已，人尽夫也’，此语虽得罪于名教，亦格言也。父子之恩，有生以来不可以移易者也。委禽从人，原无定主。不但夫择妇，妇也择夫也。谓之人尽夫，亦可也”


　　《方以智评传》的作者感慨道：“这对于一个坚持改革的启蒙思想家，是何等博大的气魄，但是方以智的时代却不能给予他施展抱负的必要条件。他的愿望停留在纸上，近三百年之后，才被炎黄后裔逐步化为现实”
　　
　　事实上方以智在1639年（崇祯24年，这个时候他才28岁）完成他的的巨著《通雅》和《物理小识》之后两三年，满清就入关了，方以智投入了反清洪流中，他身为明朝进士，受过崇祯皇帝亲自见解，自然成为满清肉中钉眼中刺，后流亡各地，被迫削发为僧，但到康熙十年，还是没有能逃过满清毒手，被抓捕，押解途中，经过惶恐滩，也就是文天祥诗句“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中的惶恐滩毅然自尽而死。这样恶劣的条件下，方以智当然没有办法施展自己的报复。
　　
　　十五，提出建立以数学为基础的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学科构架
　　
　　徐光启在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二十六日，给崇祯皇帝上奏折《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是把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来看待（转引自《徐光启研究论文集》第40页）
　　　　第一，数学是天文学，气象学的基础。“利用数学可以计算日月无星的运行，从而推测晴雨水旱”
　　　　第二，数学是机械工程学的基础，“精于度数，能造作机器，力小任重”，制作各种机械，“以供民用，以利民生”
　　　　第三，数学是测绘学的基础，“天下舆地，其南北东西，纵横相距，纡直广袤，山海原野，高深广远”，都可以用数学方法测绘，“道里尺寸，悉无谬误”
　　　　第四，军事学：数学可以用于“兵家营阵器械及筑治城台等”，“精于其法，有裨边计”
　　　　第五，建筑学：“营建屋宇桥梁等，明于度数者力省功倍，且经度坚固，千万年不圮不坏”
　　　　第六，财政、会计学：数学对“官司计会”，颇有用处，“理财之臣，尤所急需”
　　　　第七，水利学：用数学，“度数既明，可以测量水地。一切疏浚河渠，筑治堤岸，灌溉田亩，动无失策，有益民事。”
　　　　第八，医药学：使用数学，“因而药石针砭，不至误差，大为生民利益”
　　　　第九，音律学：“明于度数，即能考正音律，制造器具（乐器）。”
　　　　第十，计时：掌握了数学力学原理，可以“造作钟漏，以知时刻分秒”，“使人人能更分更漏，以率作兴事，屡省考成”
　　　　
　　　　《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一书说“此‘十事’涉及自然现象的研究、社会现象的研究和工程技术，就当时，无论中西方都未形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学科的分化。徐光启能陈此十事相当不易。有学者认为，这是比培根在《新大西岛》中所作理想研究更现实、弘通的知识体系的划分”
　　　　
　　　　徐光启的这个奏折，得到了崇祯皇帝的积极反应和支持，他下旨批示“度数旁通，有关庶绩，一并分曹料理”。但是不幸的是当时明朝只过了十几年就灭亡了，这么短的时间内，徐光启的设想是无法在全国上下全面展开的。
　　　　
　　　　尚智丛说：“徐光启提出的“格物穷理之学”核心就是以数学的演绎推理和数量计算来探求客观事物的规律，具有近现代科学的特征，酝酿着近现代科学的倾向，他把数学做为科学发展的基础地位，在这里他比伽里略等近代科学先驱更高明。
　　　　他希望借助演绎推理，寻求事物的数学规律，形成“有理，有义，有法，有数”，使中国的科学思想在质上迈进了一大步”
　　　　
　　　　徐光启开创的“格物穷理之学”在当时有李之藻，李天经，孙元化，王徵，其后又有方以智，王锡阐等发扬，但结果却没有在中国产生近现代科学，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满清的统治所造成的文明的毁灭割裂。满清的黑暗统治下，这样以数学为基础，全面发展科学的设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十六，对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划分，以及两者关系的论述


　　从你的种种表述看，概念不清，思维跳跃是行文的典型风格，什么都没有理清，就大段大段抛出结论来，这也是史学研究？当然你是学习曾经的主流史学方法，“以论代史”，那什么都不说，希望你能拿出清晰的论证来，再下结论，再批驳别人也不迟。不过我对你挺悲观的，你也就是民间科学家这种层次，或许我这次说话基本是对牛弹琴了。拜拜吧你！
　　
 




　　我的确是在“废话”，跟你这种民科罗嗦一大段，的确是对牛弹琴。胡适的大胆假设，到了你这里，就是由着自己的跳跃的无逻辑的思维飞出去。我就纳闷了，你怎么先有了结论，然后再说，我会“我还是尽量在两个礼拜的时间里，或许一个月的时间里把批判和论证的概要写出来”，再什么“当然这只是我的计划，至于能否实行这个计划，也难说”。我实在是够“蠢”的，居然会认为你这种人是讨论问题的。什么规范都没有，还要说什么“问题”“实质”，连概念都弄不清，你这个东西要让人明白，那才是天方夜谈呢！真的拜拜了，跟你这种人交流，纯粹浪费时间。
　　网络就是给你们这种人裸体表现的机会，出来的只有瘦弱干柴的躯干，没有任何美学价值，还自以为有多健美。
　　我怎么就那么多“废话”呢！随便玩吧。
　　
 


　　题目很大，内容很小。
　　对“假设”的假设定义，使人认为杜先生的想法很单纯——或者，不是真正讨论需要的想法——“假设”的前提与环境，在杜先生的自然科学与历史问题之间是一致的——尽管，自然科学本来就是另一件事情——无论是哪一方的话有意义，对讨论真正要讨论的事情全无意义。
　　文明断裂；可以是个有趣的话题；但并非是依赖杜先生的叙述有趣的；什么叫做文明的断裂？——学术研究、科学技术、生活方式的被压抑、改轨，便能够从容的认为这是断裂的现象？——即使作为现象，现象终究不过是现象——更何况，文明的断裂，这个题目，杜先生的胸襟容得下么？
　　带着痛心与惋惜，来做这样的讨论是最不合时宜的。清的“结束”——权当作“结束”——那么，杜先生的断裂的文明能否重新衔接；或者，这不是一个“断裂”的问题；否则，任何历史的大规模的转型、突变，都将变得不合逻辑、以及是带有悲观色彩的——无论，随之而来的是所谓的“更先进”与否——如果要先穿插一个玩笑以活跃一下的话——面对耗散结构时，我们是否也要带着“断裂”的悲观情绪呢？
　　显现的不合理性，不见得就是不合理；如果，杜先生一定讨论这样大的题目，那么，好吧——以下没有什么能说得，因为没有那个水平和能力——只是，当作有趣的事情写便算了；制造“断裂”的清的“结束”，一直到现在，存在的不仅仅是显现的“断裂”，而是嫁接的历史；在将内在“中国”——这个有必要解释究竟是文化意义上的还是政治意义上的；但是懒得这么做，也没意义，因为写也写不清楚——意识同中国历史的绵延一同归并入世界意识的时候，并非完整的进入，而人为的将绵延的部分解释作了回忆的部分；中国现代史是嫁接在一个显现为凭空“假设”的中国史——这才有点杜先生假设的味道——实则是以第三者的外来眼光——站在世界意识的位置——勾画出来的中国；随着，依靠物理生命的那一辈中间期的人的离开，在意识中实质的绵延的中国史已经结束了；留下的，是对回声的“想像”——连回声都不算——但是，能否说这就“已经”断裂了？——断裂的完成——似乎才开始；灵魂内在的直觉同现实的错觉，折磨着处在这个期间的人的知觉同想像。
　　存在身份的自相矛盾感——谁是中国人？中国是什么？被反复“征服”的中国，还是不是中国？——游离于第三者的国度与现实传统边缘的人，除非被迫，这样的问题是折磨也是无聊。
　　所以，杜先生，对文明是否断裂，这样的问题，您的假设除了带来更多悲观情绪与迷惑外，很难起到什么积极意义——所谓认清历史，前车之鉴后车之师，在这里是不管用的——历史的内在意识就是这样——所以，也就显得无趣了。
　　如果一定需要做这样的反省，那工程就不是一点点地浩大了。
　　有时间，八卦八卦也是不错的选择。
　　

东北人都太好了，好的很哪．那是，相当好了．好就是吹的好，自吹自擂的好．好的就是没有创造出任何进步的科学和文化出来．无知好啊，没心眼好啊，女子无才便是德．．．．．．无知者无畏，无知者不知羞耻？要客观实际的看问题．别的地方的人都会耍心计了，都耍东北人的心计了？还是，自身的愚昧，又崇尚吹捧的劣根性？东北人没有普遍的劣根性？好逸恶劳不是一些人的特点？骄奢淫逸不是一些人的习惯？总得自己给自己找毛病，找缺点，不能什么不好什么缺点都往别人身上扯．是就是，非就非，没有什么不好意思面对和正视的．到是有一局古话，叫做”知耻近乎勇”啊．

那蒋介石不更可怜?!还没有整理好内务就匆匆下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