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采取新办法配置家臣。德川家康在靠近江户的武藏、相模等地,集中了直辖地和封地在一万石以下的下级家臣。万石以上的高级家臣配置得尽量远些,分布的密度是关东的西南部略稀,东部与敌对性大名接壤的边境地带较密。显然,这样配置是一种临战体制。而且他在进入关东的同时,便决定将封地换算成产量发给家臣。这些措施对进一步控制家臣,巩固关东新领地起了很大作用。
其次,德川家康为了调整农村中的租佃关系,稳定新领地的秩序,还开展了大规模的检地。其具体办法是,在土地登记册上,在隶属农民登记人姓名的右上方标上人名肩书,表明该人耕种的土地其领有权是属于哪个名主的。这样做,是既承认身为领主的名主的土地领有权,使其负担交缴年贡的责任,另一方面又承认租佃者尚不稳定的耕作权。这种措施对治理关东这种比较落后的地区是得策的。
最后,德川家康也十分注意发展领内的工商业。为了解决陆路运输和吸引外地商人来江户经商,从江户和周围农村征调人夫建立了道中云马役。为了解决水路交通问题,组织人力挖掘沟渠,使船舶可以直接停靠江户城下。又指定专人管理领内的度量衡;委托从旧领地跟来的土豪式商人发展江户的市区建设和对工商业进行管理;1592年以后,铸造了号称武藏小判的一两金币,以促进货币流通。随着江户建设的步步进展和工商业的繁荣,外地商人纷纷来到江户。德川家康对关东的建设,为他后来夺取全国政权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支援和巩固的根据地。
1598年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是五大老的首领。1600年,他进攻上杉景胜。接着于当年9月的关原之战打败石田三成,掌握了全国政权。1603年2月,被朝廷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右大臣、源氏的长者(即源氏的族长、家主)。同年,他在江户开设幕府。1605年,把将军职让给了儿子秀忠,退居骏府城,但作为大御所仍然掌握着军政实权。1615年5月大坂(今大阪)之役,灭掉丰臣秀赖,实现了所谓的“元和偃武”。1616年3月,出任太政大臣。4月17日死于骏府城,终年76岁,葬于久能山。翌年,追谥正一位,受东照大权现的敕号,后改葬日光山。
日本的战国时代,诸侯割据,大名之间争夺政权的斗争十分激烈,实现国家统一是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种形势下,德川家康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必须对统一的大局有清醒的认识,因时、因地制宜,采取灵活的政策和策略。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他是顺应了时势,举措得宜的。
本能寺之变以后,丰臣秀吉捷足先登,抢先控制了局面,使德川家康失去了一次夺取全国政权的机会。当时大局虽然对他很不利,但这时他与丰臣秀吉之间的关系和实力已非昔日的织田信长与他的关系可比。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他采取了有限的行动。1584年,德川家康应织田信雄之请,与丰臣秀吉战于小牧、长久手,就是出于有限目的的一种有限行为。长久手之战,德川家康打败了丰臣秀吉的一个支队,打死了丰臣秀吉的勇将池田信辉,迫使丰臣秀吉以相当有利于他的条件讲和,这对全国都很有影响,丰臣秀吉对德川家康不得不另眼相待。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时,没有把德川家康的部队编入渡海战列。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德川家康的幸运,其实这是德川家康运用自己的实力和采取巧妙的策略得来的。丰臣秀吉出兵朝鲜,使丰臣政权和西南大名损失惨重,而德川家康却在和平建设中积蓄了财力,壮大了力量。这些变化是丰臣氏政权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德川家康后来夺取全国政权的重要转折点。
注意内治是德川家康取得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德川家康的内治是和改组与强化封建秩序溶为一体的。在取得全国政权前,每占领一地,总要对新领地的统治加以整顿,而不是一味追求武力扩大版图。夺取全国政权后,为了巩固政权,除保持丰臣秀吉的政治成果外,又采取了一系列改组和强化封建秩序的措施。
一是没收和削减敌对性大名的领地,充实幕府的经济基础:德川家康没收了87个敌对性大名的领地,总收入量为414万石(一说没收了90个大名的领地),减封了三个大名的领地,总收入量为207万石(一说减封四家大名领地)。其中的3/4转封给自己的功臣和亲近大名,其余的1/4划为德川氏的直辖地,再加上甲斐、信浓、美浓、近江、越前、佐渡、陆奥南部等地区的直辖地,总收入量达6万石以上,此外,德川家康还把佐渡、石见、伊豆等地的重要矿山和京都、大坂、奈良、骏府、长崎等重要城市和港湾地划为幕府直辖。这样,幕府就几乎控制了全国的大部分重要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