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胡明曌

   务本坊为唐长安朱雀门街东第二街从北数的第一坊，北抵皇城南面，务本坊内分布着国子监、进奏院、房玄龄宅改的先天观和众多官员住宅，本文侧重点研究对中外历史文化颇有影响的国子监。

    国子监占务本坊西部的半坊之地，务本坊位置和西边含光门外的太平坊对称，也是名副其实的天子脚下。按《唐两京城坊考》卷二引吕大临《长安图》所说该坊南北350 步（500 米），东西450 步（678米）计，国子监的占地面积为其一半，合近170000 平方米，约为17公顷。


   《礼记·王制》说到学校：“ 天子曰辟雍。”因为有水环绕，亦称泽宫，以象征教化流行。后汉光武立明堂、辟雍、灵台，晋武帝又别立国子学，北齐立国子寺，隋初亦然，开皇中隶太常，仁寿初罢国子，惟置太学。至炀帝大业十三年（617），改太学为国子监。入唐，武德初依隋开皇制，为国子学，隶太常寺。贞观元年（627）五月，又改国子学为国子监。国子监中有贞观四年（630）立的孔子庙。龙朔二年（662）改国子监为司成馆，咸亨元年（670）改司成馆复为国子监。光宅元年（684）又改国子监为成均监，神龙元年（705）改成均监复为国子监。唐国子监领国子、太学、四门、律、书、算六学。天宝九载（750），增置广文馆。唐文宗时又立《开成石经》于监内。国子监制度—直延续到明清，职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向为最高学府。

     唐代国子监的主官为国子祭酒，1 人，从三品；副职司业2 人，从四品下。其下有丞1人，从六品下；主簿1人，从七品下；录事1人，从九品下。国子博士2 人，正五品上；助教2人，从六品上。太学博士3人，正六品上；助教3 人，从七品上。四门博士3 人，正七品上；助教3人，从八品上。律学博士1人，从八品下；助教1人，从九品上。书学博士2 人，从九品下。算学博士2人，从九品下。品官合28个，再加府7人，史13 人，亭长6人，掌固8 人，六学的典学共18人，庙干2人，掌固又8人，直讲4人，大成10人，合76 个，总共104 个编制。

     学生数也依《唐六典》所列，国子博士名下学生300 人，太学博士名下学生500人，四门博士名下学生500人、俊士800人，律学博士名下学生50 人，书学博士名下学生30人，算学博士名下学生38人。则学生共有2210 人。教职工与学生之比为近1 比20，人员效率比现在的大学要高许多倍。

      开元年间编定的《唐六典》大致反映国子监在当时是一所2000多人规模的高等学府。若按《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传序》说，更早在贞观之际：“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太学、四门博士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艺文，凡三千二百六十员。 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则在唐太宗时，学校规模更在3000学生之上。可是“天宝以前国馆学生，其数至多，并有员额。至永泰后，西监五百五十员，东监近置一百员”，安史乱后，国子监生员大减了。

    国子监六学的生员来自不同级别品官和庶人的子弟。国子学生“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孙若从二品以上曾孙及勋官二品、县公、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之子为之”；太学生“以五品以上子孙、职事官五品期亲若三品曾孙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为之”；四门学生“五百人以勋官三品以上无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为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律学生、书学生、算学生“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学者为之”。学生的年龄也有限制：“ 凡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律学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天宝十二载（753），四门俊士先奉诏停了。

     留学生的人数，据高明士先生和严耕望先生的研究，每次日本使节团的随行人数中的留学生，大约在十数人到二三十人之间，“ 同时在唐朝的新罗留学生，可积累到一、二百人。在当时各国的留学生中，可以说新罗留学生人数最为庞大，留唐时间也最久”。当时唐朝对留学生的留学时限规定为10年。若加上高丽、吐蕃来的贵族子弟，同时留学的人数，可达数百人之多。有名的如新罗人崔致远，868年12 岁时入唐求学，874年18岁时举宾贡科及第入仕，后入淮南节度使高骈幕府。还有如金可记、崔彦撝等。

     国子监学生和弘文、崇文馆的学生一样，要“ 四时参”，即春夏秋冬每季一次，一年共4次参加朝会。国子监每年又有2次祭孔，时间在春、秋二分之月的上丁日，“ 释奠于先圣孔宣父，以先师颜回配，七十二弟子及先儒二十二贤从祀焉。祭以太牢，祭酒为初献，司业为亚献，博士为终献。若皇太子释奠则赞相礼仪，祭酒为之亚献。皇帝视学，皇太子齿胄，则执经讲义焉。凡释奠之日，则集诸生执经论议，奏请京文武七品以上清官并与观焉。”这些参加朝会、祭孔、皇帝视学、皇太子释奠、皇太子齿胄等礼仪活动，都是一种熟悉台阁仪范的素质训练。

     所学之经，以《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各为一经；《孝经》、《论语》、《老子》，学者兼习之。其《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谷梁》为小经。

     国子监的一般学生学成后，都要参加科举考试，和乡贡进士一样，取得出身，而后再通过吏部试放官。《唐摭言》卷一《两监》称：“开元以前，进士不由两监者，深以为耻。”所谓两监即西京长安的国子监和东都洛阳的国子监。同卷“ 进士归礼部”条更称：“永徽之后，以文儒亨达，不由两监者稀矣。于是场籍，先两监而后乡贡。”但在行卷风气炽盛下，在校却学不到那本事“ 而后膏梁之族，率以学校为鄙事”。《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上》亦称：“ 举人旧重两监，后世禄者以京兆、同、华为荣，而不入学。”

     在学生徒考科举的录取名额大幅下降，国子监对于士子失去吸引力。开元十七年“省司定限天下明经、进士及第，每年不过百人。两监惟得一二十人”，说明了国子监衰落的变化趋势。为了保持两监的学员数额，防止生徒流散，国子监特别做了调整，设置广文馆，安置引导生徒修进士业，甚至采用行政手段加以控制。《唐会要》卷七十六《缘举杂录》天宝十二载诏：“天下举人不得充乡赋（ 赋字误，当作贡），皆须补国子学士及郡县学生，然后听举。”但据《唐摭言》卷一《两监》：“广德二年，制京兆府进士，并令补国子生。斯乃救压覆者耳。奈何人心既去，虽拘之以法，犹不能胜。由是贞元十年以来，（ 执大政者）殆绝于两监矣。”可见，这一局面并未得到改观。

    国子监学生众多，而考科及第者寥寥，国子监生甚至考不过一般州县举送的学子，主要是因为国子监里多来自官宦世家的纨绔子弟普遍厌学而不勤奋。正如代宗时礼部侍郎杨绾上疏奏贡举之弊：对唐高宗以来“ 进士加杂文，明经填帖，从此积弊，浸转成俗”，“ 投刺干谒，驱驰于要津；露才扬己，喧腾于当代”的浮薄风气深恶痛绝，提出：“明经、进士并停。其国子监举人，亦请准此”的建议，激烈反对国子监举人参加科举考亣试，乃至否定整个科举制度。给事中李廙、李栖筠、尚书左丞贾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严武所奏议状与绾同。宝应二年六月依杨绾此议下敕。不过杨绾否定科举的奏文后来没有实行下去，但国子监不甚景气的状况似再没有改变。元和十三年十一月郑余庆甚至说到“太学荒毁日久，生徒不振”，问题严重至国子监需要官员拿出俸禄帮助缮修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