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的造船业与泛海远航

东吴的海船高大精美。嘉禾三年，吴遣使者谢宏、中书陈恂拜句骊王宫为单于，其海船回程时载马八十匹犹称为“小船”。（5）据记载东吴造的战船，最大的上下五层，可载三千名士兵（6）。孙权乘坐的“飞云”、“盖海”等大船更是雄伟壮观（7）。在海上的普通大船也要长二十丈，高出水平面二三丈，载六七百人，装万斛。（8）
东吴的造船业不但技术先进，而且还颇县规模。当时东吴的造船中心在建安郡的侯官（今福建闽侯）。此处紧靠闽江，直通东海，林木丰盛，交通便捷，东吴在当地专门设有典船校尉，掌管刑徒造船（9）。同时还在沿海永宁（今浙江温州市）、横阳（今浙江平阳县）、温麻（今福建连江县）等处设置“船屯”用以发展造船业。最有名的当属潘璋建立的温麻船屯（10）所造的“温麻五合”海船，由于是并用五个大板做的，故以“五合”为名。这种海船材料考究，多用“豫章楠”之类的上好硬木制成，极为坚固。
既然拥有了如此规模的船舰，当然要好好利用。东吴在孙权时代常常泛海远航，便不难理解。


东吴和亶洲的交往也并未因此而断绝，近代至1984年在日本先后发掘出370多枚吴地所产铜镜，证明两国间商业贸易的存在。（14）另外，在日本古书《日本书记》和《古事记》中称呼东晋南朝为“吴国”，称其人民为“吴人”，来自南朝的丝织品、服装、床具都被冠以“吴民”，也可见东吴和日本在经济上的频繁来往。


田豫这一闷棍，打得孙权是血本无归，孙权当然是痛心的。可一个月后的当年十月，公孙渊派遣校尉宿舒、阆中令孙综称藩于孙权，并献貂皮马匹等贡品。这下又激起了孙权的辽东情结，于是先在嘉禾二年（233年）正月下诏“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来个大赦天下，随后便在三月，派遗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为使者，将军贺达等率领大军万人（《魏略》载公孙渊表说是七八千人）护送宿舒、孙综回辽东，同时携带金宝珍货、九锡备物赏赐公孙渊，并封公孙渊为燕王。（19）是年六月，东吴舰队顺利抵达辽东沓津（今旅顺口），张弥、许晏与万泰、裴潜将吏兵四百馀人，赍文书命服什物，来到襄平（今辽宁辽阳）。万泰、裴潜另外携带大量货物，来购买战马。贺达、虞咨率领馀众在船所。那知首鼠二端的公孙渊早已变了心，他背信弃义，“恐权远不可恃，且贪货物，诱致其使，悉斩送弥、晏等首”。东吴大军被斩首三百多，受伤落水被溺死二百多，剩下少数或散走山谷，或藏窜饥饿而死。（20）
吴赤乌元年（238年），公孙渊竟然派使者再次前来“称臣于吴”，原来当年“公孙渊自立，称绍汉元年。闻魏人将讨，复称臣于吴，乞兵北伐以自救。吴人欲戳其使，羊衜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计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潜往以要其成。若魏伐渊不克，而我军远赴，是恩结遐夷，义盖万里；若兵连不解，首尾离隔，则我虏其傍郡，驱略而归，亦足以致天之罚，报雪曩事矣。”（21）孙权出于抗击曹魏的全盘战略需要，也不念旧恶，第二年（239年）三月，“遣使者羊衜、郑胄、将军孙怡之辽东，击魏守将张持、高虑等，虏得男女。”（22）


东吴经略辽东之举总体而言是得不偿失，损失惨重，但评价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首先不应单以成败论英雄，也不能被所谓的“尊刘贬曹轻东吴”之正统观念束缚。三国鼎立的形势众所周知，东吴与西蜀在没有消灭曹魏大敌的前提下，偏安是不会有出路的。诸葛亮《后出师表》所云：“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因此六出祁山，北伐曹魏，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孙权与诸葛亮的战略思想是相同的。东吴优在水军，与敌相搏能占上风者大抵在江滨，至少也得力于水军的支援，倘在内陆腹地，即使取胜了也不易持久。这就不能不使孙权产生运用水军优势，由海道觅口岸北伐的谋略；或至少可以从海上夹击以收对敌牵制之效。而要利用海道，则在辽东获得据点无疑能得形胜。（23）事实上当时的公孙渊的确对曹魏怀不臣之心，诸葛亮一死，司马懿无西扰之忧，马上不辞远征，吃掉了这一心腹之患，也可资证明。只可惜孙权限于地理上的劣势，加上遇到的公孙渊是毫无信义可言的军阀，当然，孙权选择的时机也不十分恰当（或许张弥、许晏、贺达等率重兵前往是在司马懿征伐辽东之际，结果就可能大不一样，遗憾的是历史不允许假设），孙权在辽东问题上不管成败利钝，不顾陆逊、张昭等重臣力谏而一意孤行，不排除他性格中存在的“昏虐”、“暗塞”、“无道”缺陷，但总的说来还是他不甘偏安、积极进取思想的反映。何况“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孙权这一奋力拼搏，客观上却开辟了由东海至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的航线，自秦汉以来未能形成的大东北与大东南的直达航路得以贯通。后世晋朝南渡，就是通过这条航线派遣王齐、徐孟一行渡海北上连接辽东慕容氏，而六朝时期亦是由此航路频繁与朝鲜半岛诸国贸易。因此孙权此举，“千秋功过，任人评说”，实在是一言难尽。


三，纵横南海
公元229年，孙权在武昌（今湖北鄂州）登皇帝位，称吴大帝。同年秋九月，东下定都建业（今江苏南京）。经过数十年不断努力，东吴国力迅速发展，造船业更是如日中天，不但西蜀“门泊东吴万里船”，而且东吴的船队还纵横南海，扬威欧亚。
     珠崖、儋耳均在海南岛上，汉时为两郡共十六县，珠崖郡治在琼山县东谭都，儋耳郡治在儋县义伦。早在吴黄龙二年（230年），孙权就看上夷州及朱崖（海南），欲遣偏师取之。（24）但因为夷洲、亶洲之行的得不偿失，对朱崖之行也暂时搁置。其后东吴舰队一直往返于长江口和辽东之间，无暇南顾。事隔十二年，东吴海军终于有功夫向南海进发了，赤乌五年（２４２年）秋七月，孙权派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率兵三万自海上远征珠崖、儋耳，重将两地纳回东吴版图。（25）是年壬戌,孙权复置珠崖郡,领徐闻、朱卢、珠官三县,属交州。（26）
当时，我国南方有一个叫交州（交趾或安南）的地方（今越南），三国时，已成为南海诸国对我国贸易的主要中心。建安二十五年（220年），魏文帝践阼，孙权使命称藩，魏文帝封孙权为吴王，“以大将军使持节督交州，领荆州牧事”。（27）吴黄武五年（226年），交阯太守士燮卒，其子士徽作乱，被东吴广州刺史吕岱“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而灭，从此交州之地彻底为吴所据。同年，吕岱派遣从事前往南海诸国，宣扬吴国声威，促使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南方）、堂明（今泰国境内）诸王，各遣使奉贡。（28）


吴赤乌六年（公元243年）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遣使献乐人及方物。范旃大将范寻为扶南王时（245～251），孙权派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出使扶南和南海诸国。“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29）两人归国后，朱应撰《扶南异物志》，康泰撰《吴时外国传》，这是研究东吴与外国交往的重要资料，可惜二书均已遗佚，仅在《水经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通典》、《太平御览》、《文选注》等书中残存一些片断引文。
在吴韦昭的《吴鼓吹曲·章洪德》中，对当时东吴和南海诸国的来往有如下描述：
章洪德，迈威神。感殊风，怀远邻。平南裔，齐海滨。越裳贡，扶南臣。珍货充庭，所见日新。
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壤。东吴时代，南海诸国和东吴的海上贸易络绎不绝，各国商船往返两地，可以说是东吴航海获利最大之处。据万震《南州异物志》上记载，当时在南海上还有波斯（伊朗）、天竺（印度）大海船远来贸易，而在吴“黄武五年[应为嘉禾三年至六年（公元234-237年）]（30），有大秦（古罗马）贾人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歙短人，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差使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论乃径还本国”。（31）孙权既然能派遣使者送秦论回国，则表明东吴也有能力到达大秦，而且康泰《吴时外国传》也记“从加那调州，乘大海船，张七帆，时风一月余，乃入秦，大秦国也。”惜《吴时外国传》全书已佚，此句仅见于《太平御览》注，是为孤证，但此记录起航地点、船帆数目和航行时间俱全，亦不能忽视。大秦是位于欧洲地中海的古老帝国，可见孙吴的泛海远航已影响到欧洲。
三国之世，东吴海军南至南海诸国、北达辽东朝鲜、扬威亚欧、享誉海内外，的确值得大书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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