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万多人的登科录

进士题名始于唐代。据说唐代士人韦肇考中进士后，曾乘兴题名于雁塔。后人就把考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
北京孔庙里的进士题名碑，始于元代。皇庆元年（1312年）开科取士，把新科进士的姓名刻石立于太庙，以显示他们的荣耀。自此以后，科科如此。明代时，内臣（宦官）阮安把元代进士题名碑上的刻名磨去，重新刻上当朝进士的姓名。因此，元代的进士题名碑今已不多见，仅存的三座还是清代康熙年间国子监祭酒（校长）吴苑掘地时所得。
明代进士题名碑自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起至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止，共77座。
清代进士题名碑自顺治三年（公元1646）起至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止，共118座。
在这些碑上题名的一共有元、明、清三代进士五万一千六百二十四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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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三级试 爬上宝塔尖

能上得进士题名碑的人，在科举时代可算是爬上宝塔尖的“人杰”了。
按明、清的科举制度，考试分三级。
第一级是院试，一般在府城（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地区政府所在的城市）举行。参加院试前，还须经过两次预备考试，即县试和府试，总称小试或小考，小考及格者能参加院试。应考院试的士子称“童生”，本意指尚未“进学（院试及格）”的童年人，实际上有人考了一辈子也未“进学”，因此就出现了不少白发苍苍的老“童生”。
参加院试的考生须填写“红案”，内容包括籍贯、姓名、年龄、三代、身貌等项。
院试考中者称“生员”，也叫“秀才”。第一名秀才称“案首”。
秀才可以参加第二级考试---乡试。 （待续）

所谓“会试”，即集中于京师会考之意。
会试在乡试的第二年举行。会试由朝廷礼部主办，故称“礼闱”；考期在春季，故又称“春闱”。发榜之日正值杏花盛开，所以称“杏榜”。
会试考中者叫“贡士”，第一名称“会元”（意即会考之首）。
所有贡士都可以到宫中参加由皇帝亲自主考的殿试（也称廷试）。武则天曾经亲自在洛成殿出题考试，开“殿试”的先例。在明、清两朝，凡是参加殿试的贡士，都可以取得进士学衔，只是要按殿试的成绩重新排列名次，即分为三甲即三第。一甲（三人）为“进士及第”，二甲（名额不等）为“进士出身”，三甲（名额不等）为“同进士出身”。
第一甲第一名称“状元”（唐朝举人赴京考试者皆须投状，故称考居首位者为“状元”），第二名称“榜眼”（因人眼有二，故称榜中列第二者为榜眼），第三名称“探花”（唐朝新科进士在杏园举行“探花宴”，后专指进士第三名为“探花”）。
一个人一生在乡试、会试、殿试中都考第一名，即先后中了解元、会元和状元，称“连中三元”。据统计，自隋唐开科取士以来的一千余年里，“连中三元”的共有十三人；其中明代一人，清代两人。
清代殿试后用黄纸发榜，人称“金榜”。“金榜题名”在科举时代被读书人看作是最大的荣耀。
 （待续）

“登龙门”有名有利 八股文误人误国

尽管生员、举人、进士都是学衔，不是官阶，也不是每个有这种学衔的人都能做官；但是，一旦有了这些学衔，便可以享有某些封建特权，而且为进入仕途铺好了道路。
例如：
清朝的秀才可以戴银雀顶，到官署享宴簪花。
举人可以参加“鹿鸣宴”（因宴席间歌《诗经.小雅》中的《鹿鸣》之篇，故名），可以按例当知县。
凡是有学衔的人都可以见官不跪，甚至可以免去差役、田赋。
新科进士由皇帝亲赐“琼林宴”（因宋代曾设宴于汴京以西的琼林苑而得名），明、清时也叫“恩荣宴”。
一甲进士照例直接授与翰林院的翰林官职；状元授官翰林院修撰，级别为从六品（文官分九品，各品又分正从两级，共十八级）；榜眼、探花授官翰林院编修，正七品。翰林院是主管文书著作的官衙，翰林做的是高级文字工作。
二甲进士级别为从七品。三甲进士为正八品。都可以再通过吏部“选试”做知县等官。无怪乎当时形容考中的士人为“一登龙门，声价十倍”。
有了学衔，功名富贵就会一起来了。
 （待续）

那些中了秀才、举人、进士的人，是不是全都真有什么了不起的学问呢？并不见得。相反，倒不乏空疏不学之人。为什么会这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取士的标准、考试的内容所决定的。
明、清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做八股文，即所谓“八股取士”。
做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语句命题。要想把八股文做得合格，那就得既要能“代圣贤立言”，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又要严格按照刻板的规定，把文章分成“起讲、领题、提比、出题、中比、后比、束比、落下（大结）”八个段落。这种八股文，往往是废话连篇，空洞无物，只许鹦鹉学舌，不准独立思考。几百年来，八股文不知摧残、埋没了多少有用的人才！
八股取士制度本是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到了明未，天下大乱，一些科举出身的文臣武将，大都表现得无能而自私。在这般人的“理治”下，眼看“大明江山”就要保不住了。当时，有人愤怒地在朝堂上张贴“礼单”，上写“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二口，奉申贽（贽：见面礼）敬。晚生文八股顿首拜。”这就是说，大明江山和崇祯皇帝都将断送在“文八股”手中。这种认识虽然不够全面，但对“八股”为害之烈，却一针见血地揭发出来了。
 （待续）

考试舞弊 层出不穷

朝廷开科取士，原为遴选真才，以备任用。但在政治腐败的封建社会里，人们为了猎取功名，在考试中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贵者托以势，富者托以财，亲者托以情”，贿买、钻营、夹带、托替、割卷、传递、顶名、冒籍等等科场舞弊，屡见不鲜。据《泾林杂记》载：“考生募善书者，蝇头书金箔纸上，每千篇厚不及寸，或藏笔管，或置砚底；更有半空小注（注：盛水器）、夹底草鞋之类；又或用药汁书于青布衣裤，壁泥糁之，拂拭则字立见，名曰‘文场备用’”。
为了防范考试时作弊，清代规定：参加会试的考生都要穿拆缝衣服、单层鞋袜，砚台不许过厚，笔筒要镂空，蜡台要单盘空心通底，糕饼饽饽要切开，毡毯无里，皮衣无面。进门要经两道搜捡，甚至解发袒衣，索及耳鼻。考生吃饭、睡觉、作文章，都要各自在编号的屋里，屋外派“号军”看守。同时，为防止考官和事务官员作弊，还规定考官住在考场内，事务官员住在考场外；内外封门隔断，不得往来。另外还派高级官员临场监考。考卷都弥封糊名编号。乡试、会试考卷，考生要用墨笔写，称“墨卷”；考官另派专人用朱笔誊录，称“朱卷”。送阅卷官批阅的是“朱卷”，而不是“墨卷”，以防阅卷官认出笔迹，暗中舞弊（殿试考卷不再用朱笔誊录）。同考生有亲属关系的人，不能充阅卷官。已录取的考卷，还须另派专人复核，称作“磨勘”。
 （待续）

上述种种办法不管多么严密，都不可能杜绝科举考试中的弊端。特别是权贵者徇情贪贿以至公开点名取士等大弊端，，更是层出不穷，无以避免。
例如：
清康熙五十年，江南乡试正副主考左必番、赵晋私通关节，录取者多为扬州盐商子弟。于是士人大哗，千余人抬着财神爷到文庙（奉祀孔子的庙）示威，并用两位主考官的姓作对联以嘲讽之：“左邱明两目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他们还用纸糊匾额悬于“贡院”（考场），改“贡院”二字为“卖完”。康熙皇帝眼看事情闹大了，只好将主考官赵晋处死。
至于皇帝任意取士或黜贤的荒唐事，也不乏例。如明永乐年间，某科殿试第一名（状元）本应为“孙曰恭”，皇帝见“曰恭”二字合并后即为“暴”字，遂降他为第三名（探花），另易“邢宽”为状元，理由是“宽”的字义与“暴”的字义正相反。
由此可见，题名碑上列名的进士，也定不乏鱼目混珠、滥竽充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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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珞丹2011草原风情-儿女情长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