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群雄纷起，逐鹿中原，最终获胜的却是被称为“赘阉遗丑”的曹操，这在世家大族操纵政局的历史背景下，多少有些令人费解。这除了曹操自身非凡的才能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他招揽了一批大族名士，取得了他们的支持与合作，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荀彧。作为一流的谋臣策士，荀彧屡呈妙计，出奇制胜；作为大族名士的代表，他居中协调，疏通曹操与大族名士的关系，稳定政局。因此，考察荀彧的行迹，评论其得失，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了解曹操由弱变强的发展过程，进而从一个侧面揭示曹操与东汉大族的关系，纠正一些传统看法的偏失。《孟子·万章》有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本文评论荀彧，以知人论世为宗旨，不做简单之价值评判，抑或有所可取焉。

面对这种局势，必须对症下药，调整相关战略和政策，以图再举。在这方面，荀彧深谋远虑，在制定新的规划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兴平二年，陶谦病死，曹操本想借机攻徐，彧为之计曰：
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将军本以兖州首事，平山东之难，百姓无不归心悦服。……今虽残破，犹易自保，是亦将军之关中、河内也，不可不先定。
在这里，他明确提出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的战略方针，详陈击破吕布的战术安排，坚定了曹操的信心，促使他放弃攻徐之策。毫无疑问，此前曹操对未来局势并无明确认识，头脑中存有流寇思想，尚未理解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性。因此，荀彧“深根固本”之策的提出，标志着曹操势力走上了稳定发展的道路。此后，曹操在兖、豫一带收编军队，招揽士人，协调与大族的关系，兴办屯田，遣使入关贡奉，从而声名日著，成为一支重要的割据力量.

迎奉汉献帝：“挟天子以令诸侯”  
  
      曹操虽辖有兖州，着力招揽士人，但“赘阉遗丑”的身份一直制约着其事业的发展。如何才能改变形象，与袁绍等人分庭抗礼呢？曹操一直为此而努力。从其发展历程看，其处境发生根本性转变，应该说是在建安元年（１９６）迎奉汉献帝都许之后，而迎奉汉献帝，荀彧发挥了重大作用。

    如所周知，东汉王朝虽名存实亡，但两汉绵延数百年，倡行儒学教化，士人尤重名节，出处去就无不讲求儒家道德规范。就东汉末年的情况而言，谁拥戴汉献帝，谁便取得了“名份”，追随他的士人也免去了失节之忧，从而获取大量的名士人才。对此，王夫之便感叹“三代以下之天下，名之维持也大矣”〔１６〕。当然，在王朝更迭之际，真正殉难守节者毕竟是少数，那些操纵权柄的军阀更无忠义可言，关键是持有“名份”。胡三省便说：“名存而实亡，愈于名实之俱亡”〔１７〕。王夫之说得更明白，“夫无君之心”，曹操无异于袁绍，“操之胜也，名而已矣”。

举荐士人：协调曹操与大族名士的关系  
  
      曹操用人重才能，唯才是举，明确提出了“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用人方针，以破除汉末尚名背实，朋党交结的弊失，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这是不争的事实。不过，以往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片面化的倾向，以为曹操推行“唯才是举”是专用来排斥大族名士的，曹操与大族似乎水火不容。这是简单化的不正确的看法。  
      东汉之世，世家大族一直处于左右政局的重要地位，享有各种特权。随着东汉王朝的瓦解，各地区的大姓豪杰之士成为割据政权的社会基础，割据者必须争取他们的支持，起用其士人代表，否则其割据便难以成功。这样，曹操也必须注意招揽大姓名士，以免重演杀一边让而举郡皆反的悲剧。因此，他虽力行“唯才是举”，但“只能从大姓、名士中选用他所需要的人才，也仍然需要大姓、名士推荐他所需要的人才”〔２３〕。依我之见，曹操与世族名士的关系总的说来是以合作为主，这不是故意曲为之解，只要我们将当时其他割据者与大姓名士的关系略作考释，便会明白这一点。如袁绍虽为大姓子弟，但割据河北“征北海郑玄而不礼”，又“逼玄随军”南征，还责命曹操杀杨彪、梁绍和孔融，〔２４〕至于诛杀田丰等人更是有目共睹。公孙瓒据幽州，“多所残害”；“杀害州府，衣冠善士殆尽”；〔２５〕“缵统内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使困在穷苦之地”〔２６〕。公孙度据有辽东，对郡中大姓“皆以法诛，所夷灭者百余家，郡中震栗”，甚至掘冢焚尸，以泄其恨。〔２７〕陶谦任徐州刺史，“背道任情”，赵昱等“徐方名士”，或以“忠直见疏”，或以谏争“拘执”，“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２８〕孙策“平定吴会，诛其英豪”〔２９〕，所谓“英豪”，即指江南名士。据田余庆先生考证，孙氏兄弟先后诛杀了许贡、盛宪、周昂、周昕、周颙、王晟、沈友、高岱等。〔３０〕如再追述孙坚攻杀王容、孙策害陆康的史实，可以说孙氏父子双手沾满了世族名士的鲜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