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第二节是我的课。走进教室，黑板上用黄粉笔写着一片字：“２８人早自习睡觉，班主任处理”。不用想，肯定是值班的老师写的。学生们向我解释：检查的老师让留着，直到班主任看到为止。那么班主任什么时候会看到呢？如果不出意外，要等到下午第一节班主任上课的时候。我上了第二节和第三节，我敢肯定，现在还在黑板上。
     这一片字在黑板上，不但有碍观瞻，而且影响上课。值班老师的意思，就是通知班主任，引起重视。可是，值班的犯不着去为这个给班主任打电话。上课的老师看到了，也不会去告诉班主任。学生们呢？更不会跑到班主任那里去报告。于是，那一片字就在那里堂而皇之地展览下去了。
     为什么谁都不说？因为这不是个好事。告诉当事人一件喜事，谁都乐意。比如范进中了举，要给报喜的赏钱，主家出钱还相当乐意，喜事嘛！实际上，喜事就是喜事，和报喜的有啥关系？可咱们就是这个习惯。可要是不好的事，那可就谁都不愿意说了，或者是让别人说，反正自己不说。比如某县出了什么恶性事件，本县的媒体肯定不会报道。采访报道的一般是省里的媒体，事情闹大了就是中央的媒体了。要是省里出了什么问题，本省的媒体肯定是寂然无声，报道的是外省的媒体或者中央的媒体。以此类推，那要是中央出点问题呢？就只能靠境外的媒体了。所以，看看咱们的报纸电视，大都是歌舞升平，形势一片大好。现在，互联网空前发达，很多事情是捂不住的了，把坏事变成好事，把灾难变成英雄事迹，也是咱们的拿手好戏啊。
     报喜不报忧，历史悠久。且不说将领带兵打仗，即使惨败，传回朝堂的也是捷报，最常用到的词是：屡败屡战，愈挫愈奋。到最后捂不住了再说。信息不畅，势必决策失误。很多事情都是这么坏的。到现在，依然如此。即便是在生活中，也是这个习惯，我们已经认为这是正常的而不以为奇了。当年我的母亲病重，老公告诉我母亲得的是癌症。可是到底具体情况如何，有多么严重呢？父亲不肯告诉我。在父母的心目中，我还是那个软弱的孩子。我每天忐忑不安地观察、推测事实的真相，备受煎熬。父亲隐瞒了真相，却不停地对我发脾气。当我最终明白的时候，母亲已经活不了几天了。而我的母亲，至死也没有人明确地告诉她，她得的是什么病。一个真相，就那么可怕？可是，我的父亲，并没有觉得，自己做的有什么不妥。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其实这句话是没有什么错误的，怕的是，自己有意无意间把自己捂在山中，或者为了什么，或者什么也不为，用貌似一番好心将当事人捂在山中，让这个当局者一味地“迷”下去。我们都是中国人，自然不敢对这个老传统有什么异议。直到前几天，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个带外国留学生的老师写的。他组织了学生观看电影《蒋筑英》，然后让学生讨论提问。学生们对其中的一个情节产生了疑问。情节是这样的：蒋筑英到成都出差，结果由于身患多种疾病死在了成都。负责此事同志不敢告诉他的妻子人已经死了，而是让她到成都去一趟。当他的妻子从长春赶到了成都，才发现人已经没了。这在我们看来，是很正常的处理方式，可是在外国人看来，这就是对蒋筑英妻子的欺骗，是侵犯了蒋妻的知情权。究其根源，就是我们的习惯：没有人愿意把一个坏消息亲口告诉当事人，而是让当事人自己去看。其实，事情已经发生，他的亲人早晚要知道事情的真相，悲痛早晚有这么一回。人在什么时候最受煎熬？是在等待一个结果的时候，而不是知道了结果之后，哪怕这个结果是坏的。如果蒋妻在家的时候就知道了结果，可以针对这个结果做一些必要的准备。而负责人只是让她去，她肯定一路上心里是极度不安的——不断地猜测，猜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有多么恶劣——肯定是坏事，这点预见能力常人都具备。而一路煎熬下来，看到的是一具尸体。悲痛并没有丝毫减轻。也就是说，这种做法，对当事人没有一点益处。
     人们这样做，在于人们怕事主迁怒于报忧的人。我们就是在瞒与骗当中求得一点心理的平衡。喜鹊受人喜爱，乌鸦遭到厌恶。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冷静客观地面对这个世界？瞒与骗，最终承担后果的，还是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