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介祺藏古拓本选编:瓦当卷》
主要内容：瓦当，俗称瓦头，是指筒瓦顶端下垂的特定部分，形状有圆形和半圆形两种，表面多装饰有花纹和文字。瓦当既有遮护免受风雨侵蚀、延长建筑物寿命的作用，又有美化屋檐的装饰功能，是我国古典建筑中一种特有的装饰物。它就像一串美项链整齐划一地横列在建筑物的上部，极富装饰效果，使建筑物更加绚丽、辉煌。
瓦当，是我国历史文化宝库中的瑰丽一蕴涵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不但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且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其图案、文字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古文化渊源、习俗好尚，同时对古代地理建筑、思想意识的研究亦有极高的参考价值。正因如此，瓦当引起了不少好古者的　重视。清代，随着金石学的兴盛，瓦当收藏之风大盛，出现了像陈介祺、罗振玉这样的金石学家皆倾心于瓦当的搜集与研究。

《陈介祺藏古拓本选编:青铜卷》
陈氏所收青铜器既多且精，无一赝品。书中所收多为陈氏收藏中的精品，如毛公鼎、天亡簋等。
百度百科也是完全照抄盛世收藏网的错误介绍。

《陈介祺藏古拓本选编:古砖卷》
全书共四册，分为古砖卷、瓦当卷、铜镜卷和青铜卷，每卷分类后以制作年代为序辑录。为了帮助人们了解所选拓本的具体情况，每种拓本都撰写了简要说明，对有关拓本的长、宽、高、广及原器物的制作年代、所在地点做扼要的介绍，并附有该器物的释文。

盛世收藏网这家伙，都是按原价卖的，太黑了。

陈介祺藏古传古的助手
作者：邓华
来源：潍坊--人民网 【新闻论坛】

在后半生的日子里,陈介祺逐步解决了经济困顿的生活,并将收藏范围扩大到古物研究的方方面面。除了万方古印外,还收藏了珍贵的青铜器天亡簋、兮甲盘、龙姞簋、纪侯钟等精品。他的藏品门类有青铜器、古印玺、封泥、陶器、陶文、铜镜、碑碣、古砖、瓦当等。门类齐全,无所不收,无所不富,无所不精。他收藏的商周青铜器有248件,秦汉铜器98件,石刻119件,古文字砖326件,瓦当923件,铜镜200件,封泥548方,陶器63件,陶文5000片,泉布、泉范、镞范数千件,铜造像、书画等,亦是质精量大,不愧是一座规模宏大的私人博物馆。
话又说回来,陈介祺后半生体弱多病,很少外出旅行,他是怎样从大半个中国搜寻这些珍贵的古物,又是怎样传拓,将他的收藏研究成果传之于世的呢? 答案是:他身边陆续聚集了一批专业人才和能工巧匠做为助手,帮助他完成了巨大的历史使命。

(一)首先说搜古和藏古。专门多方为之奔走搜罗金石器物的主要有四人:高文翰、赵允中、杜锡九、马庆灏。前三位是潍县当地人,马庆灏是临淄人；另外还有远在陕西西安的古玩商人苏兆年、苏亿年、谢景禹等人。
高文翰(字薇垣),潍县西关人,出身于收藏世家,所以搜古鉴古颇具眼力,与陈介祺有莫逆之交,两人经常交流古印玺,鉴别心得,并奔波数千里帮助陈氏搜求购买古物,万印楼所收藏的印玺,很多来自他的搜求。直到光绪十年的夏天,高文翰受托到河南和陕西搜寻数月后方才归潍,不料惊闻陈介祺已经去世,他怀着无比悲哀的心情,将新得古器的拓片加上吊丧的白纸钱,带到陈介祺的坟墓前,边哭泣边焚烧,以慰陈氏的在天之灵,这件事连陈氏的亲属也不知道,可见两人交情之深。
赵允中也是潍县当地的古玩商,后来专门帮助陈氏搜集古物。陈介祺去世后,曾受陈氏影响走上搜购古物的符山镇范家村范维清将安阳甲骨送到了陈介祺的姻亲兼好友王懿荣府上,被王懿荣慧眼识宝,鉴定为殷商甲骨文后,赵允中也立即参与到搜集甲骨文的行动中去,并成为潍县乐道院广文大学传教士(教授)方法敛和库寿龄的座上客,成为帮助他们提供甲骨文的主要古玩商,在国际上引起轰动,这是后话。

马庆灏是临淄葛家庄人,以贩售古物为业,后来主要往来于陈氏门下,陈氏得到的齐国故都临淄的器物多数都是他搞到的。潍县距临淄仅有百里之遥,历代常常出土古印,当地民众不懂其价值,往往卖给铜庄,溶铜铸物。马庆灏发现这个线索后,专门走访各处铜庄,尤其是在周村的一处铜庄,发现了大量古代铜印玺,悉数购买,按重量论价,并转售给陈氏。后来马庆灏变得狡诡,有的留给朝廷高官潘祖荫,索取高价。
而当时临淄一带出土的瓦当、汉砖、陶器等物,无人收购；自从陈氏考证出上面的陶文亦有研究价值后,马庆灏等人受命下乡,无论精品粗品,一律按件收购。早期出土的封泥,也大多数都让陈氏收购。齐鲁之间的鲁国、纪国、邾国、杞国等故国出土的古铜器也不少,陈氏派人挑担子到四乡去用称购买,按破铜烂铁的价格收到不少。同时也带动了大批古玩商,以至于潍县城的白浪河岸边发展成了古董市场,潍县城成了古器物集散地。陈介祺曾亲自记载“三十年白浪河市铜担增至数百,几无遗古,今其能者俱将就东家食。若归同好,得佳拓,于愿已足。”

陈氏二十多岁在京师与苏兆年、苏亿年兄弟交往,苏氏兄弟与谢景禹都是十三朝古都西安的资深古董商,其活动能力与辐射能力远远超过一般古董商。陈氏以诚相待,并不厌其烦地向他们传授古器辨伪知识,所以他们能及时向陈氏通报三秦之地出土的重要器物,并提供样拓,陈氏则可游刃有余地从中选购远自关中地区的古物。譬如陈氏55岁时,4月17日致苏兆年书二页,谈到“所寄璧尚佳,近极欲得玉印并极红血浸有土气之剑把等物,切切。”
陈氏58岁时,1870年闰10月1日接到苏兆年的信,闰10月8日复信5页,记购“绥和雁足镫”之事,嘱托他务必代为求购,陈氏60岁时,回复苏亿年信5页,指出:“寄来大鼎拓本,其字乃假刻,以薛书与今器凑成,其字上又似加绿者,足下不知之也。如看不出则眼力不如令兄矣。(其时其兄苏兆年已去世)”并教苏亿年如何鉴古辨伪。陈氏61岁时,连得苏亿年寄来的两种秦始皇廿六年诏版后,复信提及:“相交近四十年……”可见他与苏氏兄弟交往之深之久。

陈介祺还通过家乡在外地做官的朋友在广东、福建等地搜求古物。例如:60岁时,他听说广东的篆刻家何昆玉得到叶志诜原藏的2700多方古印,便写信给当时在广东做官的潍县同乡张兆栋,嘱咐他设法与何昆玉联系,说服何氏将古印转售于己。
何昆玉得到的这批古印,主要来自叶志诜。叶志诜(1779—1863)字东卿,湖北汉阳人,官至户部郎中。是清中期的著名金石学家,著有《湖北金石录》、《平安馆金石文字》、《金山鼎考》等。叶氏与陈介祺父陈官俊有交往,并与其岳父李璋煜有金石厚交,是陈介祺居京时交往较为密切的人,那时叶氏还将“郑君愧鼎”赠送给他。叶志诜辞官后,晚年跟随他的儿子,两广总督叶名琛客居广东官署。鸦片战争爆发后,他的藏品大部分毁于战火,只有这批玉印玺在战火中幸存下来,后来被篆刻家何昆玉收购。

另外,陈氏还雇有专门为其奔走传递讯息的人,如徐吉、毕芬、傅冬(时称徐足、毕足、傅足)、韩伟功,他们都是潍县人,又都是商办信局的信差,他们有的专跑京津,有的专跑苏吴,来往频繁。陈氏与金石好友或古董商的往来信函、物件均由他们专递到本人。由于他们与金石家们频繁接触,也逐渐弄懂了金石收藏等事,成为兼职为陈氏搜集金石信息或代办收藏传拓事务的“专足”,而陈氏的幕僚们也经常到古代郡邑之地探寻,例如:丁绍山、何昆玉、王石经等人多次到琅琊台拓制秦代刻石,到超然台或别处访求碑刻。

(二)陈介祺传古的方法主要是靠著作、书信和传拓这三种方式。由于当时没有现代印刷机械和技术,也没有照相复印等技术,所以他传播金石讯息和研究成果的主要手段基本全是靠人工完成的。他与全国几乎所有一流的金石学者都有学术交流,彼此互通讯息,赠送古器物拓片,买卖交换古器物等。生前他写下数千封这方面的信函,极大地推动了晚清时期我国金石研究的发展。
陈介祺传古的另一种方式,是用传拓工艺将古物拓下,分寄到各地的金石好友处,以利互相观摩鉴赏与交流。陈介祺为整理、考释文物,并在世上流传这些文物,先后聘雇的著名拓工有:陈峻、李贻功、李泽庚、陈子振、徐凤岐等人。他们以精湛的墨拓技艺,给后人留下了数以万计的金石精拓资料,被推崇为“拓法古今第一”。

尤其是他在拓制毛公鼎金文时,由于鼎内结构拘谨深陷,全部文字又铸造在一个凹面上,若想完整清晰地从鼎内拓出原文,是一件难度极高的手工工艺。陈介祺与传拓艺人们反复推敲试验,终于以高度智慧和技巧,取得了成功。陈介祺积累多年的经验,编写出两部传拓工艺专著；《传古别录》和《传碑拓碑札记》。他在著作中介绍了传拓的一些诀窍:“用白芨胶水上纸,未干先上墨一次,以墨浓不走为准,不可接拓,使墨浸字内或透纸背,墨胶将于不粘纸起乃可再上,干后再上浓墨数次乃能光彩,浓墨者耐久易摹惟不可侵入字内。”捶制拓片时,根据原件的位置,有的在露天捶制,有的在室内作业,其工艺过程要求精致、细巧、轻盈、洁净。
在陈介祺之前,其他各地的传拓工艺是用布包棉花扎成扑包,沾墨进行捶拓,但棉花吸墨充足,拓出的痕迹浓黑一片,有些地方还侵蚀到字体和纹饰内,漫漶不清或走形。陈介祺的“蝉翼拓”则是改用布包秕谷,让墨汁浸到扑包的秕谷空壳中去,拓出的墨点像一层芝麻撒在纸片上,星星点点像蝉翼般透爽,字迹或纹饰的刀工也不会被浓墨掩盖,所以雕刻刀工就呈现出凹凸的层次感和立体效果,能够传神逼真的再现原作风采。所以陈介祺创立的蝉翼拓,使我国千年传拓技艺更上一层楼。

42岁以前,陈介祺在北京做官时,曾长期雇请陈畯帮他传拓金石器物。陈畯字粟园,浙江海盐人,精于墨拓,尤其工于蝉翼拓,而且善于调制印泥和钤印,毛公鼎初拓本就是出自他的手,陈介祺对他推崇备至。他65岁时,在给吴大徵的信中还极为惋惜的说:“追忆粟园,岂可再得。”陈介祺38岁时,将陈畯请到家中,并为他安排了住房,长期帮他钤拓编著自己的第一部著作《簠斋印集》,时间长达八个月之久。该印集共十部,十二册。后半生回潍归隐后,随着他大力收藏、传拓、发奋著述,又增加了七位长期聘用的拓工,其中王石经和陈佩纲兼擅洽印,王石经尤其出众,是我国著名篆刻家。另外,还有张子达、吕守业、徐凤歧、李贻功和李泽庚叔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