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之花亚西比德是古代雅典最令人着迷的一位英雄人物。但是对其研究在国内几乎还是一片空白，而国外对亚西比德的研究则非常之丰富。如麦克格雷格认为亚西比德是相当精明的赌徒而不仅仅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伊文格鲁斯认为亚西比德不但是当时第一流的外交家，同时也是一位战无不胜的将军，他到哪里，胜利就跟随到哪里。卡根则认为亚西比德并不是一位出色的军事指挥官，他犯了很多军事错误。关于亚西比德的文献记载主要出现在普鲁塔克、修昔底德和柏拉图的著作中，其中尤其以修昔底德的著作最为重要。因为柏拉图的《对话集》中将亚西比德有些理想化了，而普鲁塔克的传记也离其时代甚远。因此我们只能求助于修昔底德，通过抽取其叙述中的实质，并与其他史料对比研究来尽力拼凑出一个真实的亚西比德。
亚西比德出生于公元前450年，经历了雅典民主政治的黄金时代和雅典民主政治走向衰落的关键时期。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亚西比德出身于贵族世家，外祖父是雅典政治改革家克里斯提尼的朋友。父亲曾在阿忒米西翁海战中获得极大荣誉，母亲则是雅典最著名的阿尔克迈尼翁家族美伽克利斯的女儿。伯里克利是他的监护人，苏格拉底是他的老师和情人。因此他从小就得到了很好的教育，除了厌恶竖琴，其余的知识都受教于当时名家。政治上，亚西比德家族和斯巴达关系密切。

贵族出身的亚西比德魅力无限，有点像今天的好莱坞明星。普鲁塔克将其和公元前五世纪罗马著名将军科利奥兰纳(Coriolanus)做对比。舒瑟认为亚西比德和美国将军麦克阿瑟比较相似，当然麦克阿瑟没有像亚西比德一样成为“叛徒”。也有人认为其和贝克汉姆比较相似，都是万人迷。据说亚西比德喜欢像雅典妇女一样穿红色的长袍。在拥有很多情妇和男宠的情况下，也不允许自己的妻子和他离婚。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亚西比德不能忍受失败，他小时候就非常好胜，有一次，他和伙伴玩摔跤，被对方紧紧抓住，为了避免自己被甩出去，他扳起对方紧握的双手，张口就咬，简直要把伙伴的手咬穿了。对方立即撒手，嚎啕大哭并质问亚西比德，你怎么像个女孩子一样咬人呢？他答道，不对，我是像狮子一样。为了转移人们对他的一些怪异行为的指责，他将自己的狗的尾巴割掉，全雅典人都谴责他的这种行为。“这正是我所希望的，雅典人都在关注这件事，就不在乎我的其它更恶劣的事情了。”实际上雅典人之所以能够容忍亚西比德，主要原因在于雅典人需要他出色的军事才能，还有非常善辩的亚西比德知道如何得到雅典民众的宽大处理。在雅典没有人能抗拒他的魅力，其健美身材所散发出来的魔力使得最明智的伙伴（苏格拉底）也感觉自己像一头狮子爪下不停颤抖的小鹿。据说苏格拉底曾在公元前431年的马其顿波提德战役中，救出了后来在雅典政治中呼风唤雨的亚西比德。而就是这样他也被亚西比德所迷倒，但亚西比德却没有忠实于他。普鲁塔克传记对亚西比德的美貌也做了描述，尤其是他的迷人的面容及出色的演说才能。在那个时代，两个邻居只要在雅典大街上见面就不可能不交流一下有关亚西比德的消息。除了美貌之外，亚西比德拥有贵族应该拥有的一切品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更像一个生活在荷马时代的英雄人物。只不过“亚西比德比阿喀琉斯更为俊美。”“不可把狮崽子养在城里，既然养了一头，就得迁就它的脾气。”雅典著名的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于公元前405年发表的《蛙》剧中的这段话，对城邦应该如何对待亚西比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可见亚西比德在当时的影响有多大。

二、西西里远征前后的亚西比德
作为一个派头十足的贵族，亚西比德不但在私人生活上奢侈无度，还常常藐视城邦的传统成规，这些都是在事事强调平等的城邦时代所不允许的。虽然公元前416年，亚西比德暂时与他的竞争对手尼西阿斯合作才避免两人被陶片放逐的危险，但是雅典人民对亚西比德的不信任感并未因此消失。
民众对亚西比德的不信任，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他的狡猾。一个被众人知道善使诡计的人，自然不会博取到尊重和支持。以哲学家们的视野观之，亚西比德实有值得谅解的地方，因为即使是柏拉图也持“高贵的谎言”一说。但是，在公众面前，亚西比德总显得不让人感到踏实，他反而更象是一个天生的、巧于机变的生意人。伊文斯更认为亚西比德拥有及其自恋的反社会的病态人格。尽管拥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和军事指挥才能，但是其一生都在不断的违背法律或者暴力侵犯他人权利，他渴望荣誉而完全忽视忠诚。实际上这正是亚西比德最值得人佩服的地方，他没有雅典民众惯有的那种狭隘眼界，相反，亚西比德具有高贵的政治理想和宏阔的政治视野。因此康福德称真正有资格呼吁雅典人“前进”的人，恰如其分地应当是亚西比德，而不是伯里克利。他不是第二个克里昂，因为处于疯狂状态、被利益和鲜血蒙住双眼的并不是他，而是雅典。有人责怪他过于天才，以至于不能为同时代的人所理解。确实，雅典人在历史上何曾真正理解过梭伦、泰米斯托克利、乃至伯里克利这样的人呢？假如亚西比德具备一种常人狭隘眼光的话，他反而能取得一些有限的成功。

作为雅典的叛徒，亚西比德践行了他在斯巴达所宣告的原则：对付敌人最好方法就是行其最恐惧之事。亚西比德政治生涯始终实践了这一原则：他的斯巴达政策直接导致雅典在西西里的惨败，以此也可以看出亚西比德在西西里远征中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亚西比德的人生目标就是成为居鲁士和薛西斯那样的人物。他有一种冲动，一心想成为希腊人和非希腊人中最有名的人，超越伯里克利等雅典名人。
亚西比德在西西里远征中被中途召回是其生涯中最引起学者争议的事件。许多学者认为，这次召回是西西里远征的转折点，因为如果亚西比德不被召回的话，远征很有可能获得成功。学者埃利斯也认同这一观点，因为亚西比德已经在很短的时间里，征服了两个重要的城市，并且正在争取第三个城市的臣服。而西西里只有大约19个左右这样大小的城市，如果给亚西比德足够时间的话，利用一系列手段他有成功的可能。巴巴里哥普鲁斯则认为西西里远征是雅典所犯的一个战略错误。我认为在战争时期，亚西比德可能是雅典最适合指挥西西里远征的将军了。因此如果雅典不愚蠢的召回亚西比德的话，战争的结果可能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而且西西里远征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雅典没有能给其以巨大的支持。林国荣认为亚西比德斯拥有无与伦比的军事眼光和政治才干，主要在于他的战略选择上。亚西比德选择叙拉古作为雅典攻击的对象。叙拉古是来自西方的殖民地的针对雅典形成的整整一系列危险的前线和中央点、基地和柱石。该地也是斯巴达、乃至整个伯罗奔尼萨地区主要的海外粮草供应地。之后的历史发展也证明亚西比德斯不仅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是完全天才的。
叙拉古方的杰出政治家赫摩克拉底也认识到亚西比德的弱点，那就是雅典并非以斯巴达的实际盟国为攻击对象，而是以其在贸易上的盟国为对象。所以叙拉古如果能够拖延到足够的时间，雅典就不仅不能牵制斯巴达的兵力，反而会在一块陌生的土地上吸引出更多的新生敌对者。这个弱点虽然藏得很深，但对雅典却是致命的。而亚西比德要求的正是速战速决。如果不是亚西比德的被召回及雅典指挥者的无能，西西里远征可能就成功了。亚西比德的被召回是雅典民众对英雄人物恐惧的一个表现。实际上类似的问题不仅仅存在于战争末期的雅典，它还以各种形式存在于荷马时代之后的希腊城邦历史中：亦即伟大的个人，或如荷马式英雄的个人如何生存在一个强调集体意识及价值的市民城邦之中。埃斯库罗斯将亚西比德视为狮子，一只极度骄傲、具有力量，并令人赞赏的生物，但同时也是一只自然、非文化的野蛮动物，当他被释放在文化及规范的城邦之中时，是难以被接受与危险的。

这样伟大个人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城邦形成之前，最典型的代表人物莫过于荷马史诗中的神话英雄阿喀琉斯。这样的英雄具有吸引人的特质与强大的能力，对他们来说追求个人荣誉远比团体利益重要，他们对荣誉有种渴望。然而，一旦其为愤怒或私欲所驱使便会陷入疯狂的状态，不但对敌人造成伤害，也会伤害到自己的城邦。像阿喀琉斯因为战利品被阿伽门农抢走，觉得个人荣誉受损，而拒不出战，直到好友被赫克托尔杀死而报仇心切，才返回战场为希腊人作战。荷马因此斥责这样的英雄是所谓的“出族、法外、失去坛火之人”。
与城邦间发生冲突几乎是荷马式的英雄人物在民主城邦中无可避免的附属品。在城邦强盛时期，城邦还能够容忍一定程度的英雄主义行为，但是一旦城邦公民集体遭遇战争失败的考验，那么这种英雄行为就会为城邦集体所不容。亚西比德作为一个典型的政治理想主义者，他禀赋中生来具备为雅典人所特有的对政治高贵的敏锐意识，这种自我意识有时会发展到极端的程度，驱使他凭一人之力而构想出只有罗马人才能付诸实践的帝国霸业，尽管从现实政治和军事的角度考虑，这个计划并非没有可行的地方。
因此，要准确评价亚西比德的爱国主义，只考虑亚西比德杰出的叛国记录和叛变原则是不够的。鉴于雅典当时的情况，他可能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要么是我的利益，要么是雅典的毁灭。在这种极端状态下，亚西比德的利益与雅典的利益或存亡事实上具有同一性。


纵观亚西比德在爱奥尼亚地区的军事政治活动，可以看出，亚西比德是个热爱雅典的人。战争后期，在波斯卷土重来，斯巴达及其盟国重重围困，也就是在雅典陷入严重危机、几乎要万劫不复的情况下，他迅速回归祖国，用他惯常的狡猾和奸计欺骗敌人，服务雅典，对希腊文明可谓矢志忠诚。这是他强过先辈泰米斯托克利的地方，尽管亚西比德也没能阻止雅典贵族的复辟阴谋。亚西比德在他的叛徒生涯中，三次避免了行雅典最恐惧之事。首先，西西里失败之后，他立即说服斯巴达在伊奥尼亚而非优波亚鼓动叛变。然后，流放中的民主派召回“萨摩斯岛上的雅典人”之后，他两次劝阻了海军暴民进攻雅典。在这两种情况下，进攻将会致使帝国土崩瓦解。实际上，亚西比德对雅典的敌意有一个界限，他不会选择彻底消灭雅典。
毋庸置疑的，在公元前420年《尼西阿斯和约》签订后的历史发展中，亚西比德在雅典的事务及战争的结果上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然而，这个角色却是毁灭多过建设。亚西比德是一个有能力的军事领导及权谋大师，可惜雅典没有机会在他的领导才能下成功地实现其野心。相反地，因为他的野心及私人生活上的过度奢靡，引起了雅典人对他的不信任，甚至怀疑他想当僭主。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诡异的现象，那就是伟大的个人是城邦自身的产物，但伟大的个人与城邦间又处于一种难以协调的状态，亦即培育出一只强大的狮子却又怕被反噬的矛盾心态。然而，这不只反映出希腊民主城邦对伟大人物的恐惧，或者可以说还带有嫉妒的成分，甚至像《蛙》剧中的人物狄奥尼索斯用类似性爱暗示的口吻所说的：“又思念他。又憎恨他，又想把他召回。”安多西帝斯在其法庭演说词中指责雅典人民纵容亚西比德，他说：“然而，亚西比德做了如此的冒犯，有最大的权力。你们雅典人民应该被谴责，因为你们没有执行对侮慢行为的惩罚；你们处罚隐藏的罪行，却称赞公然的恃强凌弱行为。”

不过这并不代表雅典人民就没有制衡大人物的办法，公元前6世纪末陶片放逐法的创制便反映出伟大的个人无法与城邦融合的事实。陶片放逐法目的在于排除伟大人物以其权力威胁到城邦的政治生活，以及坚持人民是最后的政治主宰。虽然锋芒毕露的亚西比德尽管没有被放逐，但是城邦对他的不信任却是深烙在人民心中，也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亚西比德就像是一个在没有安全保护下走钢丝的表演者，他的表演虽然获得了人民的喝彩，但他不能犯错，一旦犯错人民不但不会救他，还会在他政敌的煽动下对他落井下石。例如公元前418年曼提尼亚战役的失败，公元前415年“亵渎秘教仪式”的风波，以及公元前406年诺提昂战役的失败都对亚西比德的政治生涯造成相当的伤害。纵观上述，亚西比德透过其所继承的荣耀，和城邦以往的许多伟大人物一样，他们就像是戴着城邦公民面具的荷马时代英雄，把面具拿下了之后，我们会发现他们具有相同的特质，那就是拥有家世、权力、能力还有对于追求个人荣耀无止境的热忱，而这些都与城邦时代的价值观念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可以说他们的荣耀就是人民的诅咒。无怪乎亚里士多德要说：“凡人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归属于任何城邦的，他如果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
反讽的是，从小在杰出的政客伯里克利监护下长大的亚西比德，尽管也有煽动人民的力量，但与伯里克利不同的是，一个是为了城邦利益而操纵人民，另一个却是为了自己利益，而所谓的寡头政治或僭主政治便是那些为自身利益的人形成的政治。同时，另一项最大的不同点是亚西比德时代的雅典人民其自信心已经过度膨胀到不是任何政客所能完全掌控的地步。在失去了伯里克利严父般的引导下，雅典人民就跟亚西比德一样迷失在荣耀与利益的美梦里。

假如历史能够假设，假如历史倒退到西西里远征前，亚西比亚得没有被召回。。。整个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结局或许不是我们已经知道的结局。这个雅典的狮子在两个极端走钢丝走的太漂亮了，就如他的长相，可是人们对他的厌恶远远大于对他的喜爱，以至于让希腊人的嫉妒也跑到那些厌恶中来，尤其是雅典人。。假如第二次雅典人还能够容下这头雄狮的低级错误，吕山德也不会那么早就击败曾傲视爱琴海的雅典海军。那么历史依然还有改写的可能，至少不会在前404输的那么光杆儿。。呜哇呀。。。哀叹如传说中所说，要不是那些歌声凄凉而落泪的歌者。。嘿嘿，辉煌的文明几乎夭折。。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雅典的民主精神和文化被很久以后的欧洲人重新找回，这也算是古希腊文化的一大幸运吧。

应该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