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义理次第出发，老经站在最高点，也是终点看待一切，所以有了特殊的形而上学和政治学的表现，而没有涉及过心学。由其特有的道德体系顺流而至，其结果的表现即是老经文本的政治学色彩，而心学只是过程，但老经对此不屑。
庄子文本倒退了一步，虽然仍旧以老经的道德体系为主，但他将老经所未重视的心学视为重点，即不理结果，多谈过程，其结果只是逍遥而已。因为庄子文本认为，世人不可能无缘无故便如老经所言，必须寻求出一个方法论来。
到郭象，又倒退了一步，虽然也是以老经的道德体系为主，但过程和结果都不再是重点，重点在“性”。郭象要为了庄子的心学，梳理出庄子方法论的底气，和凭依所在，这就是“性”。
即庄子为言说老经政治学的理由而言‘心’学，是为了补充其前提；而郭象为言说庄子心学的理由而言说‘性’，同样，也是为了补充其前提。时代的断流，虽然能让人看懂，但却更应该让更多人看懂，所以三者越解越下，直到郭象得不得将道家的立论点：存在论为主要。
存在论——心学——能有的结果。三种虽然各有次第，但他们的思想机制是一样的，只是称说的角度不同。直到成玄英的出现，将这种看似分散的不同，用老子文本、庄子文本、郭象文本，所隐去而发的总机制关联出来，这就是重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