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伍大福 慈云双

摘
要:
由于《三侠五义》成书的复杂性及其时代性, 如果我们把包公这一形象放在我国古代小说的整体流变中, 我国2000多年的封建传统文化中, 以及由此种文化产生的特定民族心理中加以考察, 我们就不会觉得这一形象简单浅薄, 它自有其丰富性的一面。
关键词:

《三侠五义》, 包公形象, 民族文化心理

“历史上的包拯, 经过民间的创造, 成为小说、戏曲作品中的活跃人物, 成为我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清官形象” [ 1] ( P540), 而集包公断案折狱故事之大成的当为“光绪十五年( 1879) 北京聚珍堂出版活字印本”[ 1] ( P540) 的《三侠五义》 。《三侠五义》成书过程比较复杂: 道光年间著名说唱艺人石玉昆的《龙图公案》经人记录题作《龙图耳录》, 删其唱词, 成为白话小说。“同治光绪年间, 先后有问竹主人和入迷道人对它进行润色加工, 更名为《三侠五义》, 又名《忠烈侠义传》”[ 2] ( P11 3) , 后由晚清大儒俞樾“援据正史、订正俗说 ”,别撰第一回(清.俞樾 《重编七侠五义序》,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下) , P1345) , 更名为《七侠五义》。由此看来, 《三侠五义》是一部世代累积型的、经文人稍事修饰的说书体小说。


《三侠五义》前面二十七回左右, 主要写包公故事; 后七十多回, 主要写侠义故事；[ 1] ( P545) , 这就决定了《三侠五义》是一部公案侠义且以侠义为主的小说。由于它成书较晚, 此前我国古典小说中的各种题材的超重量级的作品都已出现, 这就使得它也是一部仰视巨人的小说。唯其如此, 超越创新是很困难的, 无论从创作方法、形象塑造, 还是从思想观念方面来看, 总体上“它并不代表小说史前进发展的潮流, 而表现了逆转的趋势”[ 1] ( P545) 。但也正因如此, 《三侠五义》可以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创作, 使得它不仅是一部公案侠义小说, 同时还具有历史演义、神怪、人情诸小说的特征, 特别在语言运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比同类小说更高一筹。“经事状物, 甚有平话气”, “至于构设事端, 颇伤稚弱, 而独于写草野豪杰, 辄奕奕有神, 间或衬以世态, 杂以诙谐, 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 。诚如书名所揭示的, 《三侠五义》中写的比较好的、栩栩如生的人物主要是侠客义士, 而“包公形象虽然也有写得比较生动的一面, 但总的说来, 是偶像化, 模式化了”[ 1] ( P545) ,也就是说包公的形象平面化, 难以从字面上站起来。由于《三侠五义》成书的比较复杂性及其时代性, 如果我们把包公这一形象放在我国古代小说的整体流变中, 我国2000 多年的封建传统文化中, 以及由此种文化产生的特定民族心理中加以考察, 我们就不会觉得这一形象简单浅薄, 它自有其丰富性的一面。


一
严格地讲,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创作, 都是建立在本民族丰富的文学土壤之上的。《三侠五义》中的包公形象经过民间口头流传、文人笔端润色的世代累积, 它已不是简单的一个平面, 一块铁板, 而是由多个平面互动组合成的, 当然这种组合也只限于同一层面的并列组合, 而没有立体式的站立起来。
包公形象大体经历了一个由清官向忠臣发展的过程。在清以前的包公戏或包公小说中, 包公主要充当为民伸冤、公平折狱的清官形象。从元杂剧的公案剧到万历二十二年( 1594) 《百家公案》出, 几乎纯是包公公案故事集。入清后, 包公小说在累积的基础上逐渐显露出忠臣与清官结合的特色, 包公也成为实现儒家理想的人物形象。《三侠五义》可为这方面的代表。
包公的出生和成长充满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神秘气氛。没有出世, 小说中就营造了一种神怪氛围, 让包员外做个怪梦, 出世就为父亲不喜, 二哥包海从分配家财的角度考虑,更将他扔掉, 蒙虎搭救, 大哥将他拣回, 由大嫂抚养。后虽重认父母, 但屡遭二嫂陷害。九岁髫龄贵为公子也要放牛, 只是有与众不同的表现, “却是无精打采, 仿佛心有所思的一般”,处处透出早熟的气息。喜好独处和思考, 使他有幸搭救狐狸,从而也在日后救了自己。虽然二嫂屡害包公, 包公“不但不信, 反倒责怪别人离间叔嫂不和”, 这都是心存忠厚既无害人之心, 也无防人之心的表现。好在有大哥包山夫妇的关爱, 包公得以读书。事实上, 包家这样一个不算太大的家庭可说是当时朝廷的缩影, 也有忠奸两派, 使包公幼小的心灵就培养出深刻的辨别力。这与儒家“家齐”而后“国治”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齐家”这一儒家理念主要体现在包山的身上。他侍亲至孝, 待兄弟如手足。不用说将被扔掉的三弟拣回来养至六岁,即使对奸险的二弟包海夫妻也很宽容。他得知包海之妻陷害三弟之后, 暗自思忖: “二弟从前做的事体我岂不知, 只是我做哥哥的焉能认真, 只好含糊罢了。此事若是明言, 一来伤了手足的和气, 二来添妯娌疑忌。”凡事从家庭整体利益考虑的做法可说对包公很有影响。包公赶考途中订亲, 也要“回家禀明父母兄嫂, 那时再行纳聘”。后来做了官, 也不忘家庭事务, 特别对子侄们的人品学业时时挂怀。“家国一体化”正是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治国观的表现。


包公的“治国”观主要体现在他代表忠君观念的贤臣形象上。“贤臣”或“帝王师”一直是我国古典小说中的重要形象,它作为一种理想活跃在文人的笔端, 说书人之口。《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 《封神演义》中的姜子牙莫不如此。他们都有超人的智慧, 杰出的才能, 运筹帷幄之内, 决胜千里之外, 使大乱走向大治, 有定天下之志, 而无夺天下之心, 成为帝王赖以成事的长城。这些贤臣多是在天下大乱时出现的, 包公则是和平时期的一位贤臣。正当“天下太平无事, 莺花无限日高眠, 四海升平, 万民乐业”之时, 贤臣无需领兵打仗定天下, 其主要责任就在于消除危及朝廷统治的隐患, 公平处理民间事务为君王获取民心, 在小说中具体表现为“忠”“奸”斗争和断案折狱, 换言之, 这一贤臣形象是由清官和忠臣来体现的。清官正是做忠臣的基础。包公的“忠”主要是对皇帝也就是对封建皇权的忠, 这就使得包公的形象“ 不仅以忠君的思想和行为显示了帝王观念, 而且是以帝王的一种象征出现的”[ 3] 。他的“ 忠”感天地, 泣鬼神, 获天助、君助、人助。他是天上的奎星临凡, 聪明无比, 生而知之, 老师说上句, 他能对出下句, 恰遇“自幼历过多少磨难, 乃是英明人主”的仁宗天子, 又获公孙策、展昭及张龙、赵虎、王朝、马汉等义士侠客的帮助, 从而让包公的 “清忠”行驰天下。这样包公就以两副面孔出现: 对于明君仁宗而言, 他是贤臣; 对于众侠客义士而言, 他又是明公。即以王马张赵四人而言, 张赵曾“误投庞府, 见他是权奸之门, 不肯逗留”, 王马亦是由于庞吉所害, 而四人曾对包公主仆生命有过威胁, 包公却尽弃前嫌, 加以重用, 包庞相比, 忠奸分明, 何啻天壤。公孙策一个落第书生, 穷愁潦倒; 展昭虽武功盖世,若无包公推荐怕也得不到“御猫”称号, 更不能做到四品带刀护卫的职衔, 包公对他们都有知遇之恩。

“侠”到后世至少可以说是不能没有“力”的。在忠奸斗争中, 包公正是借“侠”之“力”来达到铲除奸臣的目的的。展昭对包公的多次营救, 帮助包公斩掉庞昱,直闯太师府花园斩杀邢吉, 从而让包公处于劣势下仍能取得除奸的胜利。王马张赵四人投奔开封府, 也为包公判案和自身安全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同样, 后来的颜查散(“此人在后半部竟是包孝肃替人”) 等贤臣也是借“ 侠”之“力”来完成“忠”战胜“奸”的斗争的。这样, “力”成了儒士实现“清忠”的重要支持。
《三侠五义》由于受言情小说的影响, 让包公在赶考途中落难, 借李小姐之病进行搭救, 这实际上是“公子落难小姐搭救”的才子佳人模式演化来的。包公在这里不是一个白面小生, 而是一个“言语直爽, 忠诚之人, 学问渊博”的包黑子。这也是对传统才子佳人恋情小说的继承与反拨。包公被放在这本来最有人情味的一节中而把儒学理想表现得更为充分( 已如前述) 。
由此看来, 包公是作者“依据信仰理想塑造的人物“，从而包公在小说中的经历“朝着理想化的方向使内容程式化”[ 4] 。这种理想的程式化表现之所以被普遍接受, 在于它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儒学伦理精神----以伦理道德评判世界, 而不是从真假上认识世界。包公形象正是凝聚着我们民族的文化精神, 因而虽常受现代批评家所诟病, 但接受面依然广而且深。


三
刘大杰先生在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这样评说《三侠五义》中的包公: “虽着墨不多,但写得很突出; 像他那样不畏豪强, 廉洁正直的清官, 在暗无天日, 人民生命财产全无保障的旧社会里, 是人民理想的人物, 是符合人民的愿望和利益的。”历史的看, 包公作为一个清官确有他的进步意义。《三侠五义》中写了包公许多秉公断案的故事。有严惩奸恶之徒替无辜受害者明冤的, 如墨斗案判吴良, 乌盆案夹死赵大, 断清张有道毒杀案; 有打击权豪势要替平民百姓伸张正义的, 如斩太师之子安乐侯庞昱, 威烈侯葛登云等; 而断清刘妃谋害李后一案, 更是把忠奸斗争与断案折狱结合在一起, 从而让包公的忠臣与清官的身份很好的统一起来。包公无论是审断大案要案, 还是普通百姓的命案, 都靠自己或集体的智慧, 调查研究,证据落实, 然后据此秉公断案, 严格执法。其中写到许多神怪现象, 这些都是不现实的, 只不过增加了判案的曲折性和离奇性，于包公的清官形象无损。“‘清’‘贪’之别, 那主要是从‘官民’的关系上着眼的”[ 5] ,在清官这一点上, 包公更贴近民众了, 更能折射民族主体----普通民众的深层心理。在我们看来, 这种心理很能反映封建社会中国普通民众对法治的认识。

就普通百姓而言, 他们的法治意识也极淡薄。随着儒家文化在民间的普及和加强, 人们更相信“明君”和“贤臣”, 也就是对“人治”的向往。遇到不平事, 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找“清官”伸冤。《三侠五义》中写到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 典型的当数庞昱一案。庞昱之所以敢在陈州肆意妄行, 就是仗着自己是皇帝的小舅子, 他的靠山是封建皇权。到陈州与知府蒋完勾结, 缺少监督机制, 也是法制不健全的表现, 自是无从谈起法治了。在没有法律保障的情况下, 老百姓只有
往他方逃难去, 以延残喘
, 或者“不辞辛苦, 奔至京师, 指望伸冤报恨”, 如遇着不是“清官”, “我等冤枉再也无处诉了”。求诸侠客, 或自身起来反抗也是解决压迫的办法。在封建社会里, 由于皇帝具有无上的权力, “圣旨”比所谓法律还凑效。包公为斩安乐侯庞昱, 先以温言软语磨得庞昱认罪画招, 怕押回朝廷其父讨保, 皇帝碍于情面杀不了, 途中就将他斩了。这说明法律在人治社会里是难保其严明执行的。包公斩庞昱是“赤心为国, 与民除害”，说到底, 就是维护巩固封建皇权。包公作为一个“清官”对我们的现代社会固然有一定的认识意义, 对于政府官员也能起到一定的警醒教育作用。但是现代社会不仅要用“法”来培养一批“清官”, 更重要的是用建立在自由、民主、平等基础上的法治来约束官员滥用权力, 让人们自觉运用法律武器既监督官员, 同时也为自己争得合法权益。如果老是寄希望于几个“清官”, 那还是“到处都有屈死的”。
总之, 我们从文学、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等角度来分析《三侠五义》中的包公形象, 可以看出包公形象所具有的丰富内含, 从而明白这一形象总是被人们不断的翻新和解读, 历数百年而不衰的原因, 它给我们现代人的启迪仍是多方面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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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 M] . 敦煌文艺出版社, 1990
[ 2] 陈颖
中国英雄侠义小说通史[ M] .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8
[ 3] 竺洪波
侠义小说与文化观念[ M] . 明清小说研究, 1989
[ 4] 陈维昭
明清小说人物塑造的基本模式[ J ] . 明清小说研究,1989( 4)
[ 5] 欧阳健
水浒
主题研究的多元融合[ J ] . 古小说研究论[ C] .巴蜀书社, 1992
[ 6] 蒋德海
依法治国不等于法治[ N] . 社会科学报, 1998 年1 月19 日
本文所据《三侠五义》乃赵景深先生的校订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6 月第1 版, 凡未注明出处之引文皆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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