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权力论》

第一章 权力欲的冲动
人与其他动物之间有各种各样的区别，有智力方面的区别，有感情方面的区别。属于感情方面的主要区别之一，是人类的某些欲望跟动物的欲望不同，是根本无止境的，是不能得到完全满足的。蟒蛇吃了就睡，直到食欲再起。如果别的动物不是这样的话，那是因为它们的食料不够充足，或是因为它们惧怕仇敌。动物的各种活动，是由生存与生殖两个基本需要所引起的，而且也不出乎这两个需要所迫切要求的范围。这一点很少例外。
至于人，情形就不同了。固然，大部分人为了取得生活必需品而被迫辛勤工作，很少有余力追求其他目的；但生活有保障的人，却并不因此而停止活动。薛西斯⑦远征希腊的时候，并非缺吃少穿没有妻安。牛顿自从当上了三一学院的校务委员时起，物质享受就有了保证，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才撰写《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圣芳济⑦和罗耀拉③也不是为了摆脱贫困才需要创建教派的。这些都是著名的人物，但同样的特性也以各种不同的程度出现在一切人的身上，只有少数异常懒散的人是例外。某甲的妻子深信丈夫在事业上会取得成功，不愁流落到贫民习艺所里去，可是她喜欢穿得比某乙的妻子澡亮，虽然用不着花那么多钱就能预防肺炎了。如果某甲能受封为爵士或当选为议员，她和丈夫就会格外高兴。想象中的胜利是无穷无尽的。假如这些胜利被认为可能实现的话，人们就会作出努力去实现它们。

动物只要能够生存和生殖就感到满足．而人类还希望扩展。在这方面，人们的欲望仅限于想象力所认为可能实现的范围。假如可能的话，人人都想成为上帝：少数人还不容易承认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们犹如弥尔顿作品中撤旦那种人物⑦，兼有正邪双重性格。所谓“邪”，我的意思是指不依托于宗教信仰的性格，也就是拒不承认个人权力具有一定的限度。这种正与邪的伟大结合，在伟大征服者的身上最为明显，但其中有些因素也可以在一切人的身上发现。正是由于这种情形，社会合作不易实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喜欢把社会合作看成是上帝和信徒之间的那样的合作，而以上帝自居。因此就产生了竞争，需要妥协与统治，产生了反抗的冲动以及随之而生的动荡不安和某一时期的暴力行为。因此就需要道德来对目无政府、坚持自己权利的人加以抑制。

在人的各种无限欲望中，主要的是权力欲与荣誉欲。两者虽有密切关系，但并不等同：英国首相的权力多于荣誉，而英王的荣誉则多于权力。但是，获得权力往往是获得荣誉的最便捷的途径。就公共事业的活动家而言，情形更是如此。大体说来，荣誉欲所导致的行动与权力欲所导致的相同，因此在最实际的意义上这两个动机可以看成是一个。

正统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上的利己在社会科学中可以视为基本的动机。马克思也同此见解。在这一点上他们是错了。当追求商品的欲望离开了权力与荣誉两种欲望的时候，这种欲望也就有限得很了，只需适当数量的财富就能完全使它满足。真正所费不菲的欲望并非来自对物质享受的爱好。有这样一些商品，例如用贿赂收买来的立法机关，或陈列着专家精选的画坛大师作品的私人画廓——这类“商品”之所以为人所追求，是为了权力和荣誉，而不是为了里面有设置舒适供人栖息的场所。当适度的享受有了保证的时候，个人与社会所追求的是权力而不是财富：他们可以把追求财富作为追求权力的手段，他们也可以放弃财富的增加来确保权力的发展；但不论是前一种情形还是后一种情形，他们的基本动机都不是经济上的动机。正统的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犯的这种错误，不仅是理论上的，而且有极大的实际意义，并且使近代的一些重大事件遭到误解。只有认识到爱好权力是社会事务中重要活动的起因，才能正确地解释历史一无论是古代的还是近代的历史。

最后一句，我深表赞同

在本书中，我打算证明：在社会科学上权力是基本的概念，犹如在物理学上能是基本概念一样。权力也和能一样，具有许多形态，例如财富、武装力量、民政当局以及影响舆论的势力。在这些形态当中，没有一种能被认为是从属于其他任何一种的，也没有一种形态是派生所有其他形态的根源。孤立地研究某一种形态的权力(例如财富)，只能获得局部的成功，正如单研究一种形态的能，在某些方面是会有缺陷的，除非也兼顾到其他的形态。财富可以从军权中产生出来，也可以从影响舆论的势力中产生出来，正如这两者中的任何—个也可以从财富中产生出来一样。社会动力学的规律，是我们只能用权力而不能用这一种或那一种形态的权力来说明的规律。从前，军事权力被看成是孤立的，因此战争的胜败好像只是决定于将领们的意想不到的本领。如今，经济权力通常被看成是派生其他—切权力的根源：这个错误，我认为与那些单纯的军事历史家所犯的错误同样巨大；单纯的军事历史家所犯的错误，已使他们似乎落在时代的后面了。还有一些人认为宣传是权力的根本形态。这个意见毫不新颖，例如在“真理伟大、必胜”以及“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④等等传统的名言中，就已体现了这种见解。这种见解和前面所说的纯军事观点或纯经济观点，具有等量的真理，也具有等量的谬误。假如宣传能形成一个近乎一致的意见，那么，宣传诚然可以产生一种不可抗拒的权力；但是握有军事或经济权力的人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把他们的权力使用在宣传方面。再用物理学来做一个比喻：权力和能一样，必须被看作是不断地从一个形态向另一个形态转变，而求出这种转变的规律，应该是补会科学的任务。想把任何一种形态的权力——如今特别是经济权力这一形态——孤立起来的企图，一向是而且仍然是许多具有重大实际意义的错误的根源。

就权力而言，不同的社会在许多方面是有区别的。首先，在个人或组织所享有的权力的程度上，各社会是不同的。例如由于组织的增强，今天国家的权力显然比以前要大。其次，就何种组织最占势力这一点来说，各社会也是不同的：军事专制国家、神权国家、财阀统治的国家都是很不相同的类型。第三，在获取权力所用的方法上，各社会也是不同的：世袭的王权产生一种显要的人物，高级教士所须具备的各种条件又产生另一种显要人物，民主政治产生第三种，战争又产生第四种。

假使有可能获得权力的人，在人数上不受社会制度(例如贵族制或世袭构君主制)的限制，那么，一般说来，凡是最希望获得权力的人，就最有可能获得权力。由此可以推论，在权力向大家开放的那种社会里，凡是能予人以权力的职位，照例是被爱好权力异乎常人的人所占有。对权力的爱好虽然是人类最强烈的动机之一，但表现在各人身上的程度却很不一致，而且也为其他动机所限制，例如爱安逸、爱享乐以及有时爱表扬等。在比较怯懦的人当中，对权力的爱好伪装为对领袖服从的动力，这就扩大了大胆之徒发展权力欲的余地。对权力的爱好不甚强烈的人，是不可能对世事的演进产生多大影响的；引起社会变革的，通常就是极希望引起社会变革的那些人。因此，爱好权力是在世事的造因方面起了重大作用的那些人的一种特性。当然，假如我们把爱好权力当作人类唯一的动机，那也是错误的，但这个错误还不致象我们在探求社会科学的因果律方面所容易造成的错误那样使我们完全迷失方向，因为爱好权力是产生社会科学所必须研究的那些社会变革的主要动机。

社会动力学的规律——我主张——只能用权力来加以说明。为了发现这些规律，首先要把各种形态的权力进行分类，然后回顾历史上个人和组织如何获取权力以支配人们生活的重要事例。
我将始终抱着这样的双重目的：一是对一般的社会变革提出我认为比经济学家所讲授的更为恰当的分析意见；另一是使现在和可能的不久的将来更容易理解，使其可理解的程度高于想象力受十八、十九两世纪支配的人所能理解的程度。那两个世纪在许多方面有它们的独特之处，而我们现在似乎在好多地方正在恢复更早时期所流行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为了理解我们的时代和它的需要，就必须理解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历史，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一种并不过分受十九世纪原则支配的可能的进步。权力欲的冲动有两种形态：在领袖的身上是明显的；在追随领袖的人身上是隐含的。当人们心甘情愿的追随一个领袖时，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依仗这个领袖所控制的集团来获得他们感到领袖的胜利也就是他们自身的胜利。大多数人觉得自身没有能力把他们的集团导向胜利，于是就想获得一个智勇兼备足以成就丰功伟业的首脑。即使在宗教方面，这种权力欲的冲动也是存在的。尼采谴责基督教宣扬奴性的道德，但目的总是获取最后的胜利。“温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将承受世界。”有一首著名的赞美诗更加清楚地说明：


为了获取王冠，
季度出发征战。
他的鲜红的旗帜卷向远方。
谁追随在他的后面？
谁最能克服苦痛，
体验他的忧患。
谁耐心的背着他的十字架？
谁就追随在他的后面。

如果这时奴性的道德，那么，每一个在战争中保守严酷锻炼的雇佣军人，或每一个在选举中竭力活动的一般政客，都可以算作是奴隶了。但事实上，在没一种真正的合作事业中，追随者在心理上并不比领袖有更多的奴性。
正因如此，权力分配不均的现象才能为人们所忍受。这些现象之不可避免，是组织工作所造成的，而且，社会越是成为有组织的社会，这些现象就只会越来越多，不会减少。权力分配不均的现象在人类社会中一向是存在的，这可以追溯到我们了解所急得远古时代。这部分是由于客观的需要，部分是由于人类本性中的某些因素。大多数的集体事业，只有在某种管理机构的指导下才有实现的可能。要改一所房屋，就要有人在设计方面做出决定；要在铁路上行驶火车，行车的时刻表就不能有司机去随意制订；要建筑一条新的公路，就要由人决定它的路线。即使是一个用民主方式选出的政府，也毕竟是一个政府，因此，根据与心理无关的理由，集体事业如果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有一些人发号施令，另一些人服从命令。可是，为什么这时可能的呢，特别是为什么实际的权力不均现象超过了根据法律而成立的原因所必然造成的不均现象呢？这些事实只能从个人的心理和生理方面求得解释。有些人的性格促使他们总是发号施令，而另一些人的性格则促使他们总是服从。介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是广大的普通人，他们在某种情形下了乐于发号施令，在另一种情形下有宁愿服从领袖。

阿德勒在《理解人行》一书中，分辨出温顺的人性和专横的人性两种类型。他说：“屈从的人按照别人所订的规则和法律生活，这种人几乎是不由自主地想要获得卑屈的地位。”他又说，与此相反，属于专横一类的人总是要问：“我怎样才能比其他任何人都优越？”每逢需要一个领导者的时候，这种人都出现了，而且在**当中上升到极高的地位，阿德勒认为这两种类型至少在其极端情况下都是要不得的；他认为这两者都是教育的结果。他说：“命令式教育的最大弊端在于对儿童起了权力的示范作用，而且向他们先是了各种与享有权力有关的快乐。”我们可以补充一句：这种教育不但产生专横类型的人，而且产生奴隶类型的人，因为它使人感到，在实行合作的两个人之间，唯一可能的关系是一个人发号施令而另一个人服从命令的关系。


有限度的爱好权力，是几乎普遍存在的现象，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绝对的爱好却是罕见的。一个享有管理家务权力的主妇可能不愿接受一个首相所享有的那种政治权力；反之，亚伯拉罕.林肯虽然不惮处理美国的国家大事，却不能应付家庭中的争执。假如“贝勒罗芬”号军舰遇了险，拿破仑也许会乖乖的听从英国军官的命令，乘坐小艇逃生。人们只要自信能处理当前的事务，就会喜爱权力，但他们一旦知道自己无能为力，就宁愿服从领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