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图版和释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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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简牍造假并非新闻。胡平生先生曾就简牍造假的历史、现状与鉴别撰文，并说明国内的战国楚简造假，至少在湖北一地就活跃多年（约自1995至1999年），香港古玩市场或有假简万枚以上（《古代简牍的作伪与识别》，《收藏家》1999年第2期第46-49页）。伪简的材料，从金丝楠木至普通竹子等，均有使用（魏宏伟《简牍的鉴识与辨伪》，《文物鉴定与鉴赏》2011年第7期第48-51页）。近年来，本人在国内外也多次见到公私收藏的数批假简。
　　根据浙大藏简的竹简形制、文字内容、书法风格等多方面来看，浙大所藏《左传》等简，实为赝品。
　　二、楚简《左传》辨伪
　　（一）形制
　　浙大藏所谓楚简《左传》，形制与考古出土的战国楚简不合。试举4证如下。
　　1.竹简没有契口、编绳。古书不论称“册”、“编”、“篇”、“卷”，描述的都是简牍编成后的形态。浙大藏《左传》简逾百枚，皆无契口、编绳。试想：没有契口、编绳，上百枚简在古代如何编联成册，又如何阅读与存放？造假者伪造简牍契口，往往由于刀口的新旧、作伪上色的不匀、与其他简契口位置的不合、以及没有编绳腐沤浸渗之迹等，留下破绽。而浙大藏简简制杂乱（详下），甚至无法伪刻契口，实属伪劣。
　　2.竹简长短不一。浙大藏简的公布，有若干不合学界常规之处。比如，没有公布《左传》简的长、宽数据，也没有说明所发表照片是否是原大，等等，只是说明大部分完整的竹简长23厘米左右（《浙大简》“前言”第2页）。浙大所藏《左传》简经缀合后，共有122枚，另有2枚佚简仅存照片、13枚简内容重复。依据发表的照片，仅以目测即可发现，这些《左传》简长短悬殊，编联之后参差不齐，无法成为一部正常形制的战国简书。例如，《浙大简》第16页刊印的第68、69、70号简都是完简，但简70明显比简68、69长出1厘米左右；第24页刊印的第106至110号简也都是完简，但简109明显比其余4枚简短近1厘米。如此长短参差，一不合古制，二连契口都难以伪造，是伪作的证据。
　　3.竹简宽窄不一。古代简牍的制成，须经多道整治工序，火炙杀青，截剖刮削，所谓“截竹为筒，破以为牒，”“断木为椠，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王充《论衡·量知》）。从考古发掘所得战国竹简来看，同一种文献的竹简长度、宽度是基本一致的。浙大所藏《左传》，竹简宽窄不一，既不合于情理，更不合于古制。如《浙大简》第20页所刊简86，明显窄于简87、88；而下页刊印的简94，宽度似只有简88的一半。
　　4.章末或节末的竹简多为短简。战国竹简一章或一节之末，多有标志章节结束的墨画符号；符号之下，一般留空，不再书写文字。浙大简《左传》中标有章节符号的简约有12枚。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画有章节符号、符号下不必再钞写文字的简，近2/3是短简或残简，如简24、38、50、78、104、119、120等。从第50、78号简来看，两简下部都没有残断痕迹，可见钞手是有意选用完整的短简来钞写一章或一节的末简（图1）。但现代的作伪者没有想到，这一部简书会因为部分竹简过短而根本无法用编绳把全书编联起来。用短简钞写章节的末简，不会影响简文的完整，但钞手没有考虑到简书编联的实际需要，从而留下了作伪的证据。
　　（二）内容
　　浙大所藏《左传》简不仅形制与战国楚简不合，而且作伪者文字水平不高，所书内容错误百出。实事求是地说，一一指证浙大简《左传》的文字错误，既浪费时间，也占用版面，而且并无必要——以下略分三类，各举一证，即可立见其伪。
　　1.故意妄改。故意改写古文、古语，使之乍看似有来历，考证难觅原文，是作伪习见的伎俩。《左传》是尽人皆知的经典。伪简作者对之略加改动，造成赝品为《左传》别本的假象，如果成功，确会更有欺骗性。可是，浙大伪简《左传》所见，却多弄巧成拙的妄改，平添辨伪的证据。
　　（1）人名
　　简11：“晋侯问于士之弱”。按今本《左传》：“晋侯问于士弱”，注：“弱，士渥浊之子庄子”（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866页）。“士弱”是人名，作伪者妄改，在人名之中插入“之”字，是作伪的硬伤。


　　（2）星名
　　简13：“是故咮为鹑为火”。按今本《左传》：“是故咮为鹑火”（同前注）。浙大伪简中，星名“鹑火”被改作“鹑为火”，其后又加入今本所无的“陶得之”一语，使今本《左传》的“是故咮为鹑火”在浙大简中读作“是故咮为鹑为火，陶得之”，也是妄改的铁证。
　　（3）据现代人思路，望文生义的妄改
　　简16至18，记士弱对晋侯问，称天道之灾必有火。晋侯问：“可得必乎？”士弱答：“道。国乱于象，不可知也”（《浙大简》第51、137页）。校之今本《左传》，浙大简《左传》在此有两处妄改。
　　第一处是简17的晋侯问：“可得必乎？”此问今本作：“可必乎？”（同前《春秋左传正义》，第869页）按“必”为副词。今本《左传》晋侯问：“可必乎？”即：“会必然（有火灾）吗？”文通字顺。但浙大简本在副词“必”前加了一个“得”字。如果“得”为动词，动词“得”加副词“必”，语法不通；如果“得”为能愿动词，与“可”连用作“可得”，那么“得”与“可”同义，语义重复，文辞拖沓，全无古义。
　　第二处是简17的“道。国乱于象，不可知也。”简本在此有两个破绽。第一，“道”，作为一个名词，不论从语法还是从意义来看，都无法回答“可必乎”这样的可否问题。今本《左传》作“在道”，意思是“在于道”。从语法上看，士弱对“可必乎”问题的回答是：“（这一问题取决）于道”；在文义上也合理，下面继续解释原因。简本改“在道”为“道”，看似文字简练，但若回答“可必乎”的问题，只有一个名词“道”，完全答非所问，实为有悖语法、文义的妄改。第二，简17的“国乱于象，不可知也。”就字面来看，似也通顺。但这句话是士弱答晋侯问“可必乎”的。简17的“国乱于象，”强调的是“象乱”而不是“国乱”；“象乱”，仍然有“象”，只是“象乱”而已。今本《左传》作：“国乱无象，不可知也。”今本强调的是“国乱”、是“无象”，因为国家昏乱，天无常象；既然“无象”，所以“不可知也。”从逻辑上看，简本称“国乱于象”，则国乱之象可见；既然有国乱之象作为依据，那么答案就应该是“可知也。”相反，今本称“国乱无象”，也就是说，因为“国乱”，则“无象”可见；既然“无象”作为参照，那么答案就只能是“不可知也。”可见，简本改“国乱无象”为“国乱于象”，实属在未理解《左传》原文的情况下，按照现代人的思路所作的望文生义式的篡改。
　　2、将错就错。故意改写之外，对意外误笔将错就错地进行改写或再创作，也是作伪常用的技巧。在浙大简《左传》中，有些改写看不出什么道理，多半属于此类。今本《左传》：“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同前，第870页）。浙大《左传》简19、20作：“如之往而东筮之，逃得之，逃得之”（图1）。且不论其书法如何拙劣、结字如何舛误，这两句的文字根本无法读通，大约只能视作伪者将错就错的结果。今本《左传》下文穆姜说：“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是穆姜自谴参与侨如之乱（同前，第871页），但简25作：“命我妇人之与之乱”，不仅把追溯往事的“而与于乱”改作词不达意的“之与之乱”，而且下无“固在下位，而有不仁”数语，不知所云，应该也是将错就错的例子。
　　将错就错的例子还应包括未加改正的错字等。浙大所藏《左传》简包括附简13枚，多为作伪练习或写错的弃简。如果作伪时简文写错而不修改或废弃，也属将错就错一类。此类错误在浙大简中多见，在此聊举一例作伪者受现代汉语影响的痕迹。简17记晋侯与士弱对话，士弱“对曰”二字，简17中重出；重出“对曰”，简文已经不通，但重出的“对曰”二字，却又误写作现代汉语的“对于”一词，作伪者对之根本不加改正，可见这批赝品的伪劣。
　　3、卦画。专业性较强的文字、符号，往往是作伪者最易露出破绽之处。浙大简《左传》共录《周易》卦画两个，作伪者全部写错。简20有《艮》、《随》二卦卦画。《艮》卦，上下卦皆，浙大简写作根本不是《周易》卦画的一个五画卦；《随》卦 ，上卦为、下卦为，浙大简写作上下卦皆的《震》卦（图2）。


链接：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2/05-28/3920277.shtml
以供参考

简帛、文字辨伪不懂，静待讨论。
至於人名中加之字，其实也是通的，倒算不上问题。

下篇
上篇回顾
上篇以“楚简《左传》”辨伪为主，说明浙大藏简在竹简形制上没有契口、编绳，长短、宽窄不一，无法编联成册；在文字内容上妄改《左传》，人名、星名、古语、卦画错误百出；在鉴定方面对于科学检测结果的报道不准确，对于专家鉴定的时间、地点、人物、方法、鉴定报告的内容均无说明，可以得出假简的结论。
三、战国书法辨伪
秦皇坑焚，竹帛毁弃，战国书法，世所不传，历代战国书法的欣赏与研究，大多依赖钟鼎彝器及碑碣拓本。上世纪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的发现，以及河南信阳、湖北包山、荆门郭店等等战国楚简的大量出土，使战国书法的写本真迹重现人间。然而，就书法风格而言，浙大所藏《左传》等简，绝大部分飘软粗率，气息浮躁，正合先贤所言：“人趣先无，而物趣牵合，落笔粗庸，入眼不堪玩赏”（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就书法技艺而言，浙大藏简笔法粗陋拙劣，结字混乱错谬，俗而无法，了无古意，决非战国书迹，试举证如下。
（一）章法
古人论书以章法为先，上字与下字，右行与左行，朝揖顾盼，互有呼应。传书圣论“意在笔前”，有作书须“预想字形大小”之说（王羲之《笔势论十二章·启心》）。以浙大所藏《左传》简书法为例，书手于竹简章法、字形、位置皆有所留意，因此也留下了造伪的证据。
试举4例。
1.断简拚接后字距过大。浙大《左传》简68：“癸亥，门其三门。戊寅……”此简残断于“三门”二字之间。图3是整理者发表的拚接后的照片。不难看出，拚接后的“三门”二字之间的字距，几乎是其上“其”、“三”二字字距的两倍，甚至大于其下“门”、“戊”二字字距的两倍。如果考虑到下部断简的简首断痕，与上部断简的简末断痕并不相合，那么，合理拚接后“三门”二字原来应有的字距，当比图中所见更长，应为其下“门”、“戊”二字字距的三倍左右。在“癸亥，门其三门。戊寅……”句中，如果“三门”与“戊寅”之间的字距稍大，那是两句之间的字距，当属合理；如果“三门”二字之间的字距，却为“三门”句后、两句之间字距的两三倍，那只能是竹简残断后所书、而不是竹简书写后残断的结果。简106“逼之逼阳”的断简，拚接后“逼”与“之”之间的字距是“之逼”二字之间字距的三四倍，也是同样的例子。这是造伪者使用不同断简，来假冒同一枚简的残断而留下的破绽。
2.简首残而字不残。浙大《左传》简104，简首前两字位置残缺，残存部分约占原简宽度的三分之二，上书“之乃”二字，见图4。如果复原残缺的部分，不难发现“乃”字书于原简左半二分之一简面，字右的半简留空。无独有偶，“乃”上的“之”字也是如此。如合“之乃”下的“枼而”诸字观其章法，“枼而”诸字居中，“之乃”二字紧贴残简左缘而书，以避让右侧残损的部分，形成了简首诸字从齐左写至居中的反常章法。这只能是竹简残缺之后书写的结果，是后人以残简作伪的证据。相同的例子也见于简32，只是从发表的图片上无法判断简右是被如何复原的。
3.简尾残而字不残。浙大《左传》简72简尾也残去右半，但简末“十二年矣”四字仍完整无损，见图5。这些文字也是在此简残损之后所书，“二年”二字偏左、“年”字“禾”部笔画右侧起笔的钉头、收笔的拖尾，都是不容置辩的明证。“矣”字更是在残缺后仅存的近二分之一的简面上局促写成，其字形完整，恰恰证明这些墨迹是竹简残损之后的伪书。
4、简边残却仍见应该残去的标点符号。图5简72中，又有一令人啼笑皆非的破绽：“十二年矣”句下见有标点符号。楚简中的这种标点，都是标在竹简右侧的边缘。在简72上，它理应随残简一并残去。但作伪者的章法安排，以残简为完简，不仅多次让本应残缺的文字完整地挤在残存的简面上，而且把理应点在残缺部位的标点，点在残存的简面，实在不是高明的作伪。


（二）结字
战国书法的结字有多种特点。饶宗颐先生指出：“楚人书法，纵势衡势，无不具备”（饶宗颐、曾宪通编《楚帛书》，香港中华书局1985年9月版，第48页）。考古所出郭店楚简等可以为证。但不论纵式、横式，战国楚人书法多取隶势，结体多扁，横画多欹，矩度谨严。浙大藏简的书手虽写简百数十枚简之多、凡3000余楚字，但对战国楚人书法的矩度，尚无基本认识与把握，试举6类证据如下。
1.中宫：不明主笔，失守中宫。战国楚人书法，横画虽多欹斜，但中宫必正直。中宫之位，主笔所在，“善书者必争此一笔”（刘熙载《艺概》）。浙大简书则不然，如简12“古”、“心”二字，横画皆为病笔，中宫左歪右屈，结字全无中宫的概念；同简末字“食”下部，本当顺势而下，书于字中，却莫名其妙偏置于左侧，使得“皀”部上下两个部分左右错位，上部与“亼”部草成一团，下部偏居左侧，实为今人错字，决非古人所书（图6）。
2.上下：下不承上，上不覆下。战国楚人书法，不论字形偃仰、笔画排叠，其底部多有横势笔画，上托全字；即便没有横势笔画，也有一横势的构件，下以承上。这种横势，每向右上斜欹，是战国楚人书法的特点。浙大简书则不然，如简14“为”、简17“於”字等，下有横画，却皆不能承上。
3.左右：左亏右欠，不守正法。战国书法不论体势如何，分间布白都是八边俱备、四面停匀。楚人书法虽不求方正，但总是似欹而实正，结体饱满，遵守正法。浙大简书则似正而实倾，结体多亏阙，如简19“逃”、简25“弃”结体亏左，简27“咎”、“弗”结体亏右，等等，不一而足。
4.拚凑：偏旁拚凑，错字连篇。战国书法受文字发展的连续性与地域演化的不平衡性等因素影响，常有偏旁互作的现象，如“日”与“月”、“山”与“阜”等的互作，属于形符义近的互作；又有“亻”与“彳”、“邑”与“阜”等的互作，属于字形相近的错字。战国书法的结字，由于书手的心绪以及上下文字形的影响等原因，出现错字不可避免，“邑”旁与“阜”旁相混也见其例。但在浙大简中，错字连篇，不胜枚举；“邑”、“阜”错写，通篇皆然。如简2的“陈”，简4、102的“队”，简20、26的“随”，简68的“阪”，简68、69的“阴”，简98、106的“阳”等等，所有“阜”旁一律误作“邑”旁。古人并非不写错字，但在上百枚简中，就同一个偏旁、在不同的字中犯相同的字义理解错误，只能是作伪者对古文字知识缺乏，根据现代汉字“邑”、“阜”均作“阝”旁而犯的错误，是今人作伪的证据。
5、简体：据简体字，拚凑古字。在古代书法的赝品中，根据简体字拚凑古字的现象并不鲜见。如浙大简《左传》简2的“彻”字，当系依据“彻”的简体“彻”字妄改而成：此字构形与简体字“彻”基本相同，只是中部从“土”不从“七”。“土”、“七”二字，毫无字义或读音关联；简2中“彻”字写成中部以“土”代“七”的“彻”字，是典型的受简体字影响而生造的伪战国文字，如同简中屡屡出现的行书“纟”旁一样，是今人仿古常见的低级错误。
受简体字影响而导致的结字错误的类型，浙大简中见有多种。其中，典型的一种可举因简体字字形相近而书写的误字。如今本《左传》的一个“今”字（同前《春秋左传正义》，第871页），在简25的首字位置被误写为“命”。“今”、“命”二字在战国古文中有明显区别，但“今”、“令”二字在简体字中却极相似，而“命”写作“令”是战国古文通行的写法。作伪者误以“今”为“令”，于是正确地把“令”写作“命”，留下了作伪者受简体字影响而写出错字的破绽。
6、失真：草写失度，字形失真。自古以来，书法作伪的常见破绽就是用笔迟疑、欲纵还收。张大千之所以是作伪高手，就在于他恃才自信，落笔大胆，一气而成。浙大藏简的作伪者明悉此道，故浙大简的书法流利而娴熟。但这同样留下大量破绽，主要有三类：一是字形失真，二是草法臆造，三是油滑失态。简19与简55的“如”字，虽为同一个字，但写法完全不同：简19的“如”字上下结构，写法虽草但用笔迟疑，显见书者于字形并无把握；简55的“如”字左右结构，笔法极熟且行笔流利，缠绕连带几乎难辨笔路。但两个“如”字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字形失真，不细分辨不知是“如”字，属于第一类。简41“起”、简附5“赵”字，“走”或“辵”旁或在右、或在左，但二字均字形失真、草法无据，出于书手臆造，属于第二类。简37“许”字，放纵肆意而失态；简61“改”字，忸怩作态而油滑，属于第三类。草写失度之例，浙大简中俯拾皆是，这里只是略举一二以见其例。


辨伪下篇链接：http://news.guoxue.com/article.php?articleid=31217
另外，回应的新闻报告：http://collection.sina.com.cn/gjsb/20120605/073670103.shtml

“再比如，我们整理竹简之后发现的很多材料，能证明杨伯峻等人的学术专著中的推断，那种书不是一般人会有兴趣去看的，造假者如何会钻研学问到那么深的程度”----哈哈，这话太搞笑了。。

碳十四不靠谱，不过大量取证做的话，弄出个大概时间没问题。简体字章法还有文献的错字衍字误传等都能作为辨伪证据。。。是不是有点蛋疼了，不说各地金文彝铭，甲骨文，简文有多大的区别，地方异体通假，简体字本身就是古今之简化字之**，国共两党一共也没自己创多少字，错字衍字之类更属正常，高古书法更是不靠谱，古人得文者几何得书者几何，有几人善书，要如此之说，恐除毛公鼎之外书法皆是不中规中矩，地方之贵族豪绅皆有王朝官吏那般修养吗，楚国地域也是很广，又不断与其他诸侯国方国碰撞融合，拿其他楚简作为依据根本不能证明此简系伪。

此简真伪各有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