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制的学院教育往往具有学术的武断性,这种武断性往往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艺术的多样性发展。在文艺复兴艺术背景下和早期现代主义艺术背景下,这种武断性的负面影响并不十分突出,而在20世纪中期以后,便显现出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来自多元化的艺术生态环境,再者,源于专业艺术教育对象的规模和领域的扩大,即学生数量的扩大和学科领域的扩展,此问题在德国杜塞尔多夫的大师体制辉煌时代之后,已成为许多欧洲学院思考的问题。包豪斯大学曾经旗帜鲜明地改变方式,以摆脱这种局限于精英教育——大师教育体制的弊端。80年代的美国教育开始反对这种大师体制,其背景是自60年代开始,美国的商品经济发展迅速使美国进入了明星时代,当时也正值波普艺术盛行时期,商业媒体以盈利为目的,商业炒作各种艺术品与艺术家,几乎一夜之间即造就了无数的艺术明星。著名的苏河区便是这时的产物,人们熟知的猫王、丹弗、劳森伯格、安迪沃霍尔也是那时诞生的艺术明星。明星时代的到来表面看是艺术的繁荣,实际上导致了艺术的垄断性与无序性,也导致了美国艺术的庸俗化及其在全球的中心地位,到了波依斯之后随着艺术平民化的深入,艺术明星的地位不再神圣,只要机缘巧合,普通人也可一夜之间成为“艺术明星”。美国商品社会制造了一个又一个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的奇迹,所有的“艺术明星”及其作品都不可避免地成为公众的消费品或标签,而这时的“艺术明星”与传统意义的大师具有根本区别。明星时代的消费文化使人们不得不对艺术与商品、与社会、与人群等进行重新思考,对艺术明星的地位也产生了质疑。明星时代的美国美术教育更多的成就体现在实用美术方面,而且带有明显的移民文化特征,依托自己的教育体系并没有培养出多少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