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问： 书中有关您和杨振宁的关系的记述，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甚至超过了书的其他内容。您认为其中原因何在？


（2）答： 此书用了耸人听闻的煽动性的手法，篡改历史。杨振宁利用此书，制造不真实的故事，企图抹煞国际科学界早已公认的我对物理学发展的贡献。特别是，书中关于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的叙述，更是采取了歪曲事实、制造谎言的手法来抬高杨振宁，贬低我本人。这样的行为在世界科学史上很可能是空前的；这样的传记写作手法在历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因此,该书当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其实，这都是杨振宁和传记作者共同谋划的。这一点传记作者在后记里也已经讲了。他们这样做是各有各的目的。

（6）问： 关于你们获诺贝尔奖论文的写作，杨振宁在他的文集里说：1956年“5月底，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得了严重的腰痛病（几年以后，诊断为椎间盘脱出症）。 ……在病榻上，我（指杨）口授，由妻子致礼写成了一篇论文。因为她未受过文秘方面的训练，所以只好一字一句地照记下来。 论文的题目是：《在弱作用中，宇称是否守恒？》我把稿子拿给李政道看，他作了几处小改。” [12] 杨振宁又说，关于“这篇论文是怎样写成的？ 李政道对此一概回避，顾左右而言他。我知道，有朝一日我必须把真相公诸于世。” [13] 能否请您讲一下，您对该论文写作的回忆是什么？ 
（6）答： 杨振宁的叙述，完全不符合事实。事实的经过是： 

 1956年4月上旬我把我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告诉了斯坦伯格后， 就致力于奇异粒子的弱作用领域宇称可能不守恒的理论分析和论文写作，整个1956年4月份的工作和杨振宁无关。 

 前面已经提到过，当1956年5月初杨振宁专程从布鲁克海文实验室来纽约拜访我的时候， 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我办公室的桌子上已经看到了我一人正在写的《奇异粒子弱作用中宇称守恒质疑》的文稿。 我后来正是把这篇文稿，作为我们的论文的后半部，于1956年10月发表在《物理评论》上并获得了诺贝尔奖的。 

 和杨振宁的说法相反，宇称守恒质疑的思想突破是我独立做出的，弱作用中宇称守恒质疑的整体工作是我创议和主持的，《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的文章也是由我主笔的。 

 1956年5月初，我接受了杨振宁的要求，同意他和我合作进行β衰变宇称是否守恒的分析工作。 之后，杨振宁为了能和我讨论，他每周单独由布鲁克海文实验室来纽约拜访我。1956年5月底， 当我根据四月份我一人的工作，以及五月份我与杨振宁二人合作的结果，写完这整篇《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质疑》论文后，接到杨振宁的电话，说他因为忽然腰痛，下一次他不能如期来纽约拜访我。电话中我告诉他，我已根据我们的讨论，不仅写完了全篇论文，而且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理论物理组的行政助理Irene Tramm女士连我手写的全部论文都已经打字出来了。论文的题目是《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论文的上半部主要是讨论β衰变领域的宇称守恒质疑；下半部，则如上述，主要是关于奇异粒子领域的宇称守恒质疑。既然他腰痛不能来纽约，我就将已打好的文章全部寄给杨振宁。过了几天，杨振宁又来电话，说他已收到我寄给他的文章，他已全部念了，觉得写得很好。他唯一的提议是论文题目能否改为《在弱作用中，宇称是否守恒？》，因为一般物理论文标题上都不用问号。杨振宁说，假使我们用问号，可以更引人注目。杨振宁又说，因为这个修改是很简单的，他可以安排，而且《物理评论》的办公室就在布鲁克海文实验室的物理部，和他是比邻，因此我就不必再费心了，他改了论文的题目后，就会直接交给《物理评论》。我在电话中同意了他的建议。（后来《物理评论》的编辑不同意在论文题目上用问号，所以又改回我本来写的论文题目。）。 

 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一件根本不需要讨论的事情，几十年后，杨振宁还是要制造假话。这无非是想说事情都是他做的，思想是他的，论文也是他写的。但是，事实却不能因假话而改变。请大家设想一下，我们这篇论文于1956年10月发表，获得了诺贝尔奖。这篇论文是划时代的，是纯粹科学性的文章，文中有好多个像下面这样的数学方程式： [14] 

 

 其中, 

 一位没有科学训练，没有文秘经历的人，怎么能够靠别人口述写出这样一长篇高度专业性的论文呢？可是杨振宁硬说："5月底……在病榻上，我口授，由妻子致礼写成了一篇论文。因为她未受过文秘方面的训练，所以只好一字一句地照记下来。” [12] 这篇理论物理论文，居然在他的“全部口授”下就能很快地一字一句地写完了。这实在太神奇了。这能让人相信吗？而杨振宁接着又说：“6月5日，我带着致礼和我们的长子弗兰克林（光诺）驱车到麻省的剑桥。……” 这就是说，几天后，他就开车出去旅行了。 [12] 

 杨振宁对1956年在《物理评论》上发表的，以《弱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为题的论文是如何写成的叙述，与事实不合。只要拿当年我们发表的论文的实质和他后来编造的故事，一相对照，杨振宁的谎言是透明的。 

 当时，我没有想到他会如此不负责任，没有将论文交给《物理评论》，也没有通知我，就一人突然开了汽车，带了他的家人离开了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出去旅行了。我打电话找他，也找不到。等到发现这些情况之后，催促他赶快将Irene女士早就打好的论文送入《物理评论》，那已经是三个星期后，1956年6月22日的事了。

 费米教授在他的著作《基本粒子》（Elementary Particl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1951]）中有相当部分就是讨论我和罗森布鲁斯、杨振宁合写的1949年发表的分析。在那本书中，费米教授很推崇我们这篇文章的贡献。 

 最近我看到江才健的《杨振宁传》中，关于“介子相互作用”这篇文章的叙述后，大吃一惊。去问马歇尔·罗森布鲁斯（Marshall Rosenbluth）他对1948年我们三人合作的那篇文章的回忆是什么？罗森布鲁斯回了两封信给我，一封是航空信，一封是e-mail。 

 罗森布鲁斯在他的航空信里说： 
 

 

“亲爱的T. D. (政道)： 2003年2月14日 

 关于……论文‘介子与核子和轻粒子的相互作用’（Meson Interaction），我同意您说的，那是三位作者合作的工作，我们三个都对这项工作作出了贡献。 

 您忠实的 
 马歇尔 罗森布鲁斯 
 （签名）” 

　 
 

 他的e-mail说： 
 

 

“……我记得1948年的合作是很愉快的！ 

 我只朦胧地记得和台北的江先生的会面。也许语言的沟通上有问题，但我觉得他对科学问题不太了解。我记得我们所谈的主要是关于1948年的合作。当然他所引用的我说的话，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我大概说的是，在1948年，杨是比您和我较为成熟的物理学家。我还告诉他，由于我们对科学的兴趣、所走的道路在几年之后已有所不同，我实际上不能对您和杨整个的工作做出评价。我只能说，你们两位都极为聪明、同样受人高度尊敬。 

 您亲爱的 
 马歇尔” 
 

 

 很明显，马歇尔 · 罗森布鲁斯的回忆和我的回忆是一致的，这篇介子相互作用的文章是我们三人合作的结果，各有贡献。杨振宁的叙述是不对的，也是不道德的。 

 让我现在分析一下杨振宁最近发表的关于这篇文章的说法：“那时候李还没有写过任何一篇文章，只因为他（指李）时常来我的办公室，所以我把他（指李）的名字加了上去。那是他生平第一篇文章，也是他一九五三年以前唯一的一篇粒子物理的文章。” [16] 

 杨振宁的第一句话是“那时候李还没有写过任何一篇文章”，虽然是事实，但已有含沙射影伤人之意。可是下面紧接着的一句话“只因为…，所以我把他的名字加了上去”则是彻头彻尾的谎话。杨振宁当然知道这两句话是一真一假，而且没有任何逻辑关系。可是杨振宁将真假两句强连成一个长句子，其目的是造成错觉，企图用这样完全不科学，也是绝对不正当的文字游戏来欺骗读者。然后，觉得这还不够，在下面他再重复一下并加上了最后一句毫无关系，但又是不怀好意的话。 

 杨振宁加的最后一句“也是他（指李）一九五三年以前唯一的一篇粒子物理的文章”，不但和前文毫无关系，也颇令人莫名其妙。杨振宁故意凭空提出1953年有什么意义？既便是“唯一的”一篇粒子物理的文章，难道就能说明1948年合作的文章没有我的贡献吗？ 

 举一个简单的比方吧。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这以前达尔文没有发表过任何生物方面的论文，而这以后，直到1871年，达尔文也没有再发表过生物方面的论文。（达尔文的《人类的起源》（The Descent of Man）是1871年发表的。）但是，“这以前”和“这以后”，虽然达尔文没有发表生物方面的论文，那当然不能因此就否定1859年达尔文发表进化论的事实。这逻辑是一位小学生都能理解的。现在杨振宁竟然用如此似是而非的说法想来否定我对1948年三人合作的贡献，这是极可笑的。其用意不良，是一目了然的。 

 我很难猜测杨振宁凭空提出1953年的用意。可是在粒子物理的发展史上，1953年是很重要的。1953年恰好是粒子物理研究开始使用GeV（十亿电子伏特）级的高能加速器的一年。让我简单地介绍一下这段历史。 

 1953年以前，除了上世纪早期就知道的质子、电子和中子以外，所有其他的粒子，如π介子， μ子，θ、τ等都是在宇宙线里发现的。因而，1953年以前粒子物理和宇宙线物理是很难分开的。宇宙线来自天体，因而粒子物理和天体物理也是密切相连的。 

 宇宙线是如何产生的呢？宇宙线的来源是因为星云之间的流体和星云之间的磁场组成了一台有如整个星系或整个宇宙那样极庞大、极庞大的加速器。这台大自然的加速器将星云之间的质子加速成高能粒子，然后经过碰撞，产生了π，μ，……等粒子。所以，1953年以前，真正研究粒子物理的理论物理学家，也必须精于天体物理、流体物理和磁流体物理。在1953年前，研究这样巨大领域的创业大师就是我的导师费米教授。1953年以前，费米教授和我对这些领域均做出过贡献。 

 杨振宁在天体物理、流体物理和磁流体物理领域里从来没有工作过。事实上，杨振宁喜欢的是数学物理，不是粒子物理。当时他就很难了解费米教授和我为什么对这些领域都会有很大的兴趣。其实，在学问的最高层次，所有这些不同名称的物理，都是同一个物理。而真正物理学家其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把所有形形色色，似乎不相关的自然现象都归纳成同一组基础原理，都能融会贯通。这就是物理之精华。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二十世纪的中叶，粒子物理被认为是物理学中精华的精华的原因。 

 1953年的1月，美国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建成了3.3 GeV的Cosmotron，是当时世界第一台GeV级的高能加速器。从1953年开始，通过人造的高能加速器产生了ρ、φ、∧、∑、Ξ、Ω……种种新粒子。于是，粒子物理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独立的阶段。那时我的注意力也集中地放在这新形成的，和高能加速器有密切关系的粒子物理领域上面。 

 在1953年之前，不包括和罗森布鲁斯及杨振宁合作的那篇文章，我已写了八篇文章，是在天体物理、流体物理、磁流体物理、固体物理、统计物理等领域，都是相当重要的。1953年Cosmotron建成后，我又写了两篇粒子物理的文章，包括盛极一时的李模型。 

 在1956年关于宇称不守恒的文章刊载以前，我已经写了20多篇物理论文，其中一半是在粒子物理（即介子、重子、场论等）领域。那时候，在粒子物理、天体物理、流体物理、固体物理、统计物理各领域里，我都已做出了基本性的贡献，其重要性至今如昔，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我在物理界的声誉早年就已建立，我对全世界物理发展的影响也一直是大家公认的。杨振宁的这些说法是故意制造和加强读者的错觉，想用如此低劣的手段，伪造历史，以假乱真，企图贬低和吞夺我的工作和贡献。我相信，读者是不会被他欺骗的。

（10）问： 李杨之争的另一个方面，是谁先将争论公布于世的。据杨的说法，是您"四处乱讲"引起的。 [21] 书里还提到了1962年5月《纽约客》杂志上发表的伯恩斯坦的文章《宇称问题侧记》，说许多人都认为，你们两人也没有否认， 正是这篇文章是"造成他们两人关系正式破裂的一个重要因素"。 [22] 您是这样认为的吗？ 
（10）答： 1962年我和杨的分裂，完全是杨的高度贪欲造成的，与伯恩斯坦的文章无关。 

 虽然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我做出的，但很重要的第二步，即宇称不守恒系统性的分析是我和杨振宁合作的。为此我们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奖。和杨振宁不一样，我说话一向是很谨慎的，对自己的为人，要求一向是很严格的。可是杨振宁1982年，公开地以文献的方式重写历史，抢夺我在宇称不守恒突破上，以及其它方面的贡献。这使我不得不写下我1986年的回忆，以维护真理。 

 在这之后，我又一如既往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将全部精力放在物理研究上，放在培养人才和帮助发展祖国的科技事业上。可是杨振宁还是继续不断地重编历史。最近他又借江才健的《杨振宁传》不顾一切地、全面地侮辱和贬低我的人格和贡献。这使我不得不再次花时间进行申辩以伸张正义。 

 因此，用杨振宁所说的“四处乱讲”四字，来描写他自己1982年至今日的行为倒是相当恰当的。 

 为了反驳他的许多指责，让大家判断是非，我会在稍后把杨振宁提到的有关的英文文章都翻译成中文，聚为一册出版，其中也包括伯恩斯坦的文章，供大家阅读鉴别。

（11）问：杨认为，伯恩斯坦的文章中对您有不真实的揄扬。可是我今天读了这篇文章却看不到他所谓的揄扬。您能否猜想，他指的是那些段落？ 
（11）答： 我也看不出伯恩斯坦的文章对我有什么不真实的揄扬。我认为，他写的事是真实的。伯恩斯坦根本没有说在杨和我之中，是谁首先独立地做出了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他没有偏袒哪一个人。所以，我无法猜测杨振宁的想法，也不理解杨振宁举出伯恩斯坦的文章究竟有什么用处，目的是什么。我建议大家可以去读读这篇文章，一定会得出与我相同的结论。

（12）问： 杨还说， [23]他之所以在他的出版于1982年的《论文选及注释》里把问题公之于众，是由于看到了您1971年的文章《弱相互作用的历史》和1979年富兰克林的文章《宇称不守恒的发现与未发现》。 [24]这些文章，一般人很难看到。您是如何评价这些文章在李杨之争中的作用的? 
（12）答： 前面已经说过了，我和杨振宁1962年的分裂是由于他过度的贪欲。我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他要假借我1971年的《弱相互作用的历史》的演讲和1979年富兰克林的文章作为根据，对我进行攻击。前面已经说过了，我1971年《弱相互作用的历史》 一文仅是我在意大利恩瑞奇暑期学校一小时的演讲，内容是1930-70年弱作用发展四十年历史的大纲，根本没有讨论宇称不守恒思想突破的情形，当然，也完全没有强调是我独立地做出的突破。 

 同样地，富兰克林1979年的文章中，和伯恩斯坦的文章一样，也没有涉及在杨和我之中是谁首先独立地做出了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这个问题，也没有偏袒哪一个人。杨振宁之所以要这样做，无非是要寻找一些借口，为他在1982年的《杨振宁论文选集》里重写历史所用。上面我已经提过，我已经准备好将这些已发表过的英文文章翻译成中文，收集成一本文集出版，供大家鉴别。

（13）问：后来（1986年）您还写了《破缺的宇称》 [25]， 是说明什么问题？ 
（13）答： 我1986年写了《破缺的宇称》。1986年是我第一次，也是截止到现在唯一的一次，在杨振宁1982年书面公开我们的分歧后，公开说明我1962年与杨振宁分裂的经过。我写该文的原因是叙述我们合作和分裂的真正过程，以维护历史事实，指出1982年杨振宁写的东西是不符合事实的。

（18）问：江才健的书里描述了大量人际之间的故事，借别人之口，透露了不少暗喻、攻击、中伤。您对此有何评论？ 
（18）答： 四十年来杨振宁千方百计地想占据和夺取我在物理学上的成就。可是物理学家的每个成就和名誉都是经过很严格的学术考验才得以肯定的。杨振宁没有客观事实和任何严格文献的证明，他无法在学术上成功地攻击我。因而他转变方向，用耸人听闻的煽动性的手法，来重写历史。他欺骗的对象从物理学界扩大到一般善良的读者。他以为用暗示、中伤、造谣和各种似是而非的手段来攻击我，这样就可以完全达到他否定历史的目的。 

 最近出版的《杨振宁传》完全不用客观的事实和学术界严格的标准分别真假。凡杨振宁单方面的宣称，凡杨振宁单方面写给已过世的不同学者的私人信件，连他已经撕掉和扔掉的信，甚至他没有寄出的私人信件，只要能攻击我，都可以突然出现，都可以发表，都可以充作所谓的“事实”，以假乱真。在一本传记中对别人进行如此集中的歪曲和侮辱，是非常罕见的。这种行为是很可耻的，也是极可笑的。 

 我相信，这条路也是走不通的。公正的读者们是会看出真假来的。

（19）问：李杨之争是历史，是现实。虽然，历史上类似的争论不乏其例，但终归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能不能借鉴历史，趁两位当事人都还健在，使争论有一个合理的结局？进一步想问一下，您曾为结束争论、恢复和解作过什么努力？效果如何？您认为应该怎样结束这一争论？ 
（19）答： 在科学史上，一个重要贡献的产生和确定往往要经过至少两个阶段：先是“思想突破”，然后是系统性的“理论分析”或“实验证明”。如果是通过合作而取得成功，不同合作者事后的回忆，尤其对“突破”的产生，可能会有差异。往往是二人曾在同一工作场合讨论， A的回忆觉得A先有这突破的思想，B可能觉得B先有。但，二人的回忆，其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之差往往是很微小的。同一客观事情，由于A和B不同的主观立场，其回忆可以不一样。但是，既然二人合作的成功已有公认，对科学史研究者说来，这类争论是不值得研究和分析的。 

 可是李杨之争则很特别。杨振宁1982年发表的和我1986年发表的回忆，在对当初1956年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什么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是，对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如何产生的回忆上却完全不同。两个说法在时间上相差了约三个星期，地点和情况也完全不一样。当时，这个思想突破，立刻就受到多位很重要的实验物理学家的注意，他们并立刻做了实验和分析，而且把分析的结果写成论文发表了。之后，当时做实验的人又发表了回忆文章。其中对事情发生的时间和经过均有细致、客观的记录。因此，很容易证明这两个说法中哪一个是假的。这种情形是比较惊人的，在科学史上可能也是空前的。 

 从前面我的回答中提到的文献和客观事实，以及当时参与宇称不守恒实验的物理学家已发表的回忆和专文记载来看，显然杨振宁的说法与事实不合，是假的。 

 在有了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后，宇称不守恒的系统性分析是我和杨振宁两人合作的，为此我们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奖，这荣誉是我们两人平分的。难道这还不够吗？可是，几十年来杨振宁对此一直不满足，最近又借出版这本新的传记的机会，再次不顾事实，一意要更大量地改变历史，这是不能容许的。挑起这新一轮争论的又是杨振宁。我有责任将事实真相披露出来，使大家明了，供历史检验。我认为，尊重事实，尊重历史，是解决争论唯一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合理的结局。 

 这里，我还要补充一点杨振宁在对待我个人方面的一些非同寻常的表现。江才健在他的《杨振宁传》里叙述了当年我和杨振宁相识时的情形。可以看出，杨振宁在对我的看法上一开始就颇有矛盾。例如，书中说“杨振宁看到李政道以后，对他的印象很好”（见《杨振宁传》201页，下同），“李政道……个性十分的随和”（200页），但是，杨振宁又说了带着侮辱性的话“李政道是上海人，有一些地方有一点像上海的小开”（207页）。一方面杨振宁在书中自称为我的“兄长”（201页）、“大哥”（118页）、“长兄”（507页），甚而至于自封为“长辈”（228页）、“老师”（201页）、“合作关系中……资深的一方”（236页），而我则是“小弟”（207页）、学生、合作中的被扶持对象（236页）；他一人很奇怪地宣称他和我的“情谊比兄弟还要深得多”（226页），我们“共有的经验和感觉，是我们和我们的太太之间都没有的”（224页），两人的关系“比我们和我们太太之间的关系还要密切”（241页）等等，可是，另一方面，却又说“李政道这个人不值得……信任”（207页），进而骂我“不诚实、很愚蠢而且又居心叵测”（222页），“无知”（232页），“不道德……及居心叵测”（233页）等等；他一方面宣称“不喜欢在排名先后上计较”[40]，可是事实上，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与我纠缠排名次序；他一方面自称“君子交恶，不出恶声”（505页），可是实际上是，几十年来，恶声不断，而最近出版的《杨振宁传》对我更是恶言满页。我完全不理解杨振宁为什么会有这些很奇特，而也极矛盾的表现。《杨振宁传》里说，杨振宁是“有分际的君子”、“心胸开阔”、信奉“中庸之道”和“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为人处世的原则（434页），从上面他的这些表现，人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君子之风呢？ 


（8）问： 杨说，1948年以来你们长期合作的许多文章，90％是他起的头，他做的主要突破，他执笔写的文章，包括Parity（宇称）文章在内。 [17] 这种说法是事实吗？您有什么看法？能否具体作一些分析？ 
（8）答： 杨振宁的说法完全不准确，完全不符合事实。这都是杨振宁单方面的自夸自赞，想用这种极端夸大的说法，恶意贬低我的人格和贡献。从上面讲过的1956年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和1948年我和罗森布鲁斯和他合作的文章《介子相互作用》这两个例子来看，他的谎言已经不攻自破了。 

 杨振宁喜欢到处夸张自己和随意轻视别人，可能已形成一种很深的不良习惯。举一个和我无关的例子吧。1946年杨振宁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时，他非常想做费米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可是费米教授没有收他。在《杨振宁传》里有下面贬低费米的记载： 

 “费米在三十年代也做过场论的工作，不过后来就转实验工作去了，所以四十年代杨振宁到芝加哥大学的时候，在场论方面的知识比费米还要深入。” [18] 

 第一句话“也做过场论的工作”就不太恰当。费米教授是场论主要创始人之一，三十年代时他将场论应用在β衰变过程上。这是一件划时代的贡献，后世称为“费米弱作用”。在同一时期，费米教授又建立了新的量子电磁场和量子电动力学的处理法，其重要性至今如昔。 

 当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1946－1949年），费米一共有19篇物理文献发表，其中9篇是理论工作，包括他著名的三大里程碑式的贡献： 

《负介子在物质中的衰变》（1947） 
[The Decay of Negative Mesotron in Matter (1947)]， 

《负介子在物质中的俘获》（1947） 
[The Capture of Negative Mesotron in Matter (1947)] 

和《宇宙辐射的来源》（1949） 
[On the Origin of the Cosmic Radiation (1949)]。 

其中1947年的两篇就是前面提过的，费米教授证明了宇宙线的μ介子没有强作用的理论分析文章，而第三篇也就是费米教授在他建立的，将粒子物理、宇宙线物理、天体物理、流体物理和磁流体物理综合组成的庞大交叉领域中的一篇奠基性的理论论文。 

 四十年代还在做学生的杨振宁怎么能够真正度量费米教授理论物理知识的深度呢？杨振宁自夸自捧的程度由此可见。 

 前面已经说过，在物理研究领域里，合作文章的知识产权属于所有的合作者，不是事后其中任何一位署名者，可以出于己欲，吞没其他署名者的贡献的。而杨振宁在我和他合作已停止了四十多年的今天，毫无任何客观事实根据，用完全单方面的自夸自赞的方法，明目张胆地企图硬性夺取和吞没我和他1948－1962年十四年中物理研究合作中我的贡献，这怎么可以呢？我们二人合作做出的贡献，是全世界物理学家早已公认的，有其光辉的历史。杨振宁怎么能够以一己之贪欲，要强行抢夺属于我的那份知识产权呢？真是太岂有此理！杨振宁怎么能够自己独断地宣布，1948年以来我们长期合作的许多文章，90%是他起的头，他做的主要突破，他执笔写的文章，包括Parity（宇称）文章在内。这是不对的，不通的，也是很不道德的。简直是一派狂言。 

 我再重复一下宇称不守恒思想突破的例子。上面已经清楚地说过，这是我1956年4月上旬独立地做出的，明确地与杨振宁无关。有客观的文献记载，也有当时参加实验的重要物理学家的回忆文章作证明。在我做出那个思想突破后，1956年5月杨振宁才参加进来，和我合作，在我的突破的基础上，对宇称不守恒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1956年整个4月我们没有合作，这个突破的贡献明显地是和杨振宁毫无关系的。 

 1948，49年，我们第一篇合作的文章是我、罗森布鲁斯和杨振宁三人合作和署名的。罗森布鲁斯有亲笔签名的信说，“我同意您说的，那是三位作者合作的工作，我们三个都对这项工作有贡献。”杨振宁自夸性的叙述与事实完全不合，而他侮辱性的说法和黑心的手段也是物理学史上罕见和惊人的。 


《重粒子守恒和普适规范转换》 
（Conservation of Heavy Particles and Generalized Gauge Transformations）， 
李政道和杨振宁, 《物理评论》, 98, 1501（1955） 
[T. D. Lee and C. N. Yang, Phys. Rev. 98, 1501 (1955) ] 

 自1952年我们合作初次分手后，至1955年才再次合作，而这再度的合作，其第一篇文章就是反对杨振宁刚刚完成的“杨—密尔斯同位旋规范场”文章的基本观点。显然，这篇1955年反“杨－密尔斯同位旋规范场”的文章绝对不会是杨振宁带的头。杨振宁自称“90%是他起的头，他做的主要突破，他执笔写的文章”的大话，实在很难自圆其说。 

 既然，杨和密尔斯1954年《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的出发点是完全错误的，那为什么“杨—密尔斯规范场”会成为对当代物理极重要的贡献呢？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虽然杨和密尔斯1954年的文章出发点是不对的，可是他们由此而写出了“杨—密尔斯规范场”方程式。这方程式不能用在同位旋上。但是20年后，略加推广，用在夸克间的色动力学作用上是完全准确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50和60年代，杨和密尔斯规范场的文章并不受物理学界重视的原因。 

 无疑的，杨振宁是第一流的数学物理学家。可是我和他合作的文章都是以物理为中心和重点的，因为这和我的科学工作的特性和风格比较相合。 

 虽然1955年我们再度合作，可是我还是保持1952年自己的决定，除非杨振宁提出要求，并经过我考虑同意后，否则不与杨振宁合作。我们1956年宇称不守恒论文的合作，也是经过杨振宁要求后，我才接受的。因为我很不想重复1952年那次相当尴尬的经历。同时，我也一直有一种潜在的意识，要警惕杨振宁对我提出的要求，提醒自己应该小心地对待他的要求。 

 1956年我和杨振宁合作的宇称不守恒论文写出后，我们不仅开拓了物理学的一个新大陆，也震动了整个物理学界，使他们去重新检查所有以前认为已经了解的物理，尤其是它们的对称性的理论基础。无数新的理论问题需要我们解决，更多的新的实验观察也需要我们分析。这一切像潮水似的一个浪、一个浪地冲击过来。紧张的研究工作和物理学的高速发展，使我疏忽了1952年我自己建立的那项警惕。我和杨振宁的合作自然而然地就密切起来了。但是1952年我瞥见的阴影，终于在十年后的1962年显现，造成我和杨振宁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分手。当年的悲剧可能在50年代初的时候就已经播下了种子。 

 1948－1956年，在合作写了宇称不守恒的文章以前的八年中，我们合作了六篇文章，是我在同时期所有的论文之少数，仅占三分之一弱。 

 在1956年写了宇称不守恒的文章以后， 1956－1962年六年中我们合作了二十多篇论文，占我在同时期所有论文的二分之一强。这二十多篇文章可分作三个大领域： 

 第一个领域是关于对称和不对称的各种现象的分析，是在因宇称不守恒的发现而新开拓的物理领域中做的研究工作。 

 第二个领域是统计力学和多体问题，属于我和杨振宁1952年统计力学合作领域的扩展。 

 第三个领域是高能中微子物理和从高能中微子领域推进至中间玻色子的分析研究。 

 高能中微子领域始于1959年。在高能物理、粒子物理和加速器物理这几个领域中，高能中微子、高能质子和高能电子，三者有平行的重要性。1962年莱德曼（L. Lederman）、史瓦兹（M. Schwartz）和斯坦伯格（J. Steinberger）用高能中微子实验发现和证明了第二代中微子，即μ中微子的存在，因而共获1988年诺贝尔奖。在这个专业领域里，众所皆知，从1959年开始以来，我是高能中微子理论界的领袖。高能中微子研究领域的创建人史瓦兹在1972年发表了下面的回忆叙述 [19]:

 

 “哥伦比亚的中微子实验的开头,起源于在普平（Pupin）实验室八楼的一个日常喝咖啡的休息时间。每天，在那儿，老师和研究生们快乐地相聚半小时，放松他们日常的工作。这正是新（和旧）观念讨论的地方，经常是由李政道（T. D. Lee）活跃地带头在黑板前讨论。 

 “在1959年11月一个星期二的下午喝咖啡休息时，我恰好到得稍晚，我发现已有活跃的一群人围绕着T. D.（政道，这是我们通常对李政道的称呼）讨论什么是最好的方法去研究高能量下的弱作用。在黑板上写着很多不同种可能的反应，用了所有知道的粒子——电子、质子、中子。可是没有一个是合适的。…… 

 “那天晚上，忽然我想到，这是很简单的，只需要用中微子。因为中微子的作用很弱，所以一切它们的作用是弱作用。第二天早晨，我奔到李政道的办公室……。” 

 

 很清楚，高能中微子领域的最早开端与我有密切的关系，而与杨振宁无关。上面已经提到了1956-1962六年中我和杨振宁合作的二十多篇论文，可分做三大领域。我现在再总结一下，第一个领域的开始是宇称不守恒，而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思想是我1956年4月独立做出的，与杨振宁无关。第二个领域是属于我和杨振宁1952年统计力学合作领域的扩展，而1952年我们合作的带头第一篇文章有两个定理，主要是我证明的。第三个领域的开始是高能中微子领域，而这高能中微子领域的最早开端又是与我有密切关系，与杨振宁无关。 

 既然是二人的合作，应该根本没有必要去强调是谁先谁后，谁主谁辅。可是今天杨振宁怎么能自称我们的合作工作，90%是他起的头，是他做的主要突破，是他执笔写的文章呢？ 

 一般物理论文谈不上什么突破。只有在一个新的、重要的、大的领域的开始，才会有突破的工作。可是假使这突破工作的论文有合作者，除非的确另有确实的事实证明，这突破的贡献理应属于所有的合作者。 

 从1982年一直到今天，杨振宁置人证和已有的文献记录这些铁一样的事实于不顾，将当初他反对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想法变成为我反对，硬要将我的贡献化为他的贡献，用这样可笑的做法来贬低和抢夺我的贡献，实在太无聊了。

（3）问： 李杨合分，症结所在，据一般人看来，是由于你们之间的下述争论： 获诺贝尔奖的论文的思想，即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这一思想的突破，是你们二人中谁第一个提出来的。 据杨振宁的说法，是他“在一个节骨眼上，我（指杨自己）想到了……”，还说你先是反对这种观点， 经过他的说服后才同意的[1]。 您认为这种说法符合事实吗？您能不能说明一下您知道的事实真相？ 
(编者注：将鼠标指到[1]的位置，注脚[1]即会弹出。下同。） 

（3）答： 杨振宁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事实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我在1956年4月上旬独立地做出的，与杨振宁无关。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1954、55年，θ-τ之谜已成为物理学界关注的焦点。这里我想先简单地解释一下当时的θ-τ之谜。 50年代初从宇宙线里观察到两种新的粒子，θ和τ。它们具有很不同的衰变模式。θ衰变为两个π介子，τ衰变为三个π介子。 因为奇数个π介子的总宇称是负的，而偶数个π介子的总宇称是正的。所以从θ和τ的衰变模式可以决定θ的宇称是正的（称为标量）， 而τ的宇称是负的（称为赝标量）。奇怪的是到1954、55年，经过很精密的实验测量，发现在实验的精确度内θ和τ这两个不同宇称的粒子居然有完全一样的寿命和质量。 

 那时候，从θ、τ的衰变模式，不仅可以决定它们二者的宇称不同，也已知道这类的衰变是通过弱作用力实现的，因而可用理论计算来估计它们的寿命。 假使τ和θ是不同的粒子，τ的寿命应该比θ的寿命长很多，约一百倍。可是实验结果是τ和θ的寿命几乎完全一样。而且，假使τ和θ是不同的粒子， 为什么它们的质量也会几乎完全一样呢？如果认为它们是同一个粒子，它们怎么会具有完全不一样的宇称呢？ 

 为解决这一问题，物理学界曾提出过各种不同的想法，但都没有成功。50年代时，粒子物理学领域，每年都举行一次国际性的综合学术会议， 地点在美国纽约州的罗彻斯特（Rochester）大学。因而，这个很重要的会议就被称为罗彻斯特会议。凡是要参加会议的，必须收到邀请才行。 在1956年4月3－7日的罗彻斯特会议上，也讨论了θ-τ之谜这个问题。当时在会议上已经有人提出，包括我和杨振宁，是否在θ和τ的衰变中，宇称可能不守恒？ 但是，会议上的这些讨论都没有达到任何结论。要了解这是为什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情况，我需要介绍一下当时宇称守恒问题的背景。 

 宇称守恒是当时公认的一个重要物理定律。宇称守恒的基础是“左右对称”，而“左右对称”一向被认为是物理的公理。 从经典物理学开始到近代物理学（包括力学、 电磁学、引力场、弱作用理论、原子、分子和核子构造等），一切的物理理论，在1956年4月以前，都是左右对称的。因为每一门物理理论都有一大批、一大批的实验作证明， 所以物理学家们想当然地认为“左右对称”在粒子物理学中也已经被充分证明了，是非常正确的，是自然界的真理。宇称守恒是天经地义的。 

 在1956年4月初的罗彻斯特会议上讨论时，所有的物理学家都公认，一切已了解的物理都是左右对称的，是宇称守恒的。这是毋需讨论的。 在会议上讨论的问题是：在θ、τ衰变过程中，宇称是否可能不守恒；在当时一切已了解的物理之外，θ、τ是否可作为一个特殊例外，是孤立的一点。 

 假使θ、τ是同一个粒子，在它衰变过程中，宇称并不守恒，那会产生什么结果呢？那结果就是，这同一个（即θ-τ）粒子既可以按宇称为正的θ模式衰变， 也可以按宇称为负的τ模式衰变。可是这个结果与从一开始就已经知道的θ-τ之谜的现象完全相同。因此，虽然提出了θ-τ衰变宇称可能不守恒的假设， 可是这种假设不产生任何新的物理结果。这种假设与一切其他物理无关。在这种假设提出以前， θ-τ之谜是孤立的一点；做了这种假设以后，θ-τ仍然还是孤立的一点。 因为这种假设并不能产生任何新结论，所以这种假设就不能看做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这一点物理学界是公认的。 


 1956年4月中至4月底， 我努力于完成宇称不守恒在θ-τ、∧0、∑-这类以及所有称为“奇异粒子”（Strange Particles）的弱作用衰变领域的理论分析和论文写作。 我并和斯坦伯格约好，我的理论分析文章和他实验组当时的实验分析文章，即后来1956年9月15日发表的布德、史瓦兹、斯坦伯格等人的文章，同时发表。当然， 弱作用衰变，除了奇异粒子外，还有更大的领域，那就是有五十多年研究历史的β衰变。这包括中子、π介子、μ子等更多的粒子。我准备在1956年5月初， 写完奇异粒子宇称不守恒的论文后，立刻开始对它们进行分析。 

 1956年5月初，斯坦伯格又到哥伦比亚大学我的办公室，说他刚在布鲁克海文实验室的学术报告会上报告了他们的实验结果和分析， 也报告了我关于宇称不守恒的建议。 杨振宁也在场听报告。可是他却在听众中强烈反对我关于宇称不守恒的想法。在那段时期，我和杨振宁没有合作的工作。1956年4月初罗彻斯特会议结束后，我回到纽约， 就没有再和杨振宁见过面。我听了斯坦伯格的话之后，就打了一个电话到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告诉杨振宁说，自从我和他在罗彻斯特会议分手后，我有一个理论上的突破， 请他在和我讨论之前，不要再把他的反对意见公之于众。第二天上午，也就是杨振宁所说的4月底和5月初的一天，杨振宁来我办公室。谈了不久，杨振宁说他是开汽车来的， 忘了纽约停车的困难，必须下去到街上移动他的汽车。 

 在哥伦比亚大学周围的所有街道，因清洁街道的原因，规定每天上午十一时至下午二时，不准停车。 因为杨振宁对纽约这些规则不熟，我就陪他离开校区，到北边125街。 那边清洁街道的规定是，每天上午八时至十一时不准停车。在125街和百老汇大街交叉处有两家中国饭馆，是我常去的。因为那时候是早晨十一时，饭店尚未开门。 我们就在天津饭店隔壁的一家咖啡馆先喝杯咖啡。我把我最近的工作以及关于宇称不守恒突破性的想法和斯坦伯格依照我的建议所做的新实验结果，统统告诉了杨振宁。 

 杨振宁激烈反对。他说前两天刚听了斯坦伯格的报告。斯坦伯格测量的是“二面角”，对这方面，他（杨振宁）曾经研究过， 绝对不会出任何宇称不守恒的新结果。在我们辩论时， 隔壁的天津饭店开门了。 

 我是天津饭店的老顾客，就向服务员借了纸和笔。我写下方程式，画了图，再次向杨振宁全部重新解释。我向他指出，斯坦伯格新的分析中用的角度Φ， 不是杨振宁想象的二面角， 而是我的思想突破所指的新赝标量。二面角是标量，只能从0到π，当然是宇称守恒的。这新的Φ角度是赝标量，可以从0到π，然后也可以从π到2π。当Φ在0到π的区域时，Φ和二面角一样， 可是在π到2π的区域就完全不一样。用了这样新的赝标量Φ，通过∧0和∑-的衰变过程，如果这两个Φ区域的事例数不同，那就是明确的宇称不守恒的证明， 据此就可以去测量θ-τ以外的粒子是否也是宇称不守恒。这是以前别人没有想到的。这就是我的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 

 斯坦伯格实验组依照我的建议，对∧0和∑-衰变中，Φ在0到π和π到2π两个范围的事例的数量进行了分析。 这个分析在四月份已经完成了。结果这两个数量相当不同, 已经可以看出宇称不守恒的迹象。可惜，整个实验的事例数目不够，暂时还不能下定论，不过已经可以证明我的思想突破是可行的了。然后，我又重复在纸上写下， 刚才在咖啡馆口述的斯坦伯格实验组的初步分析细节。杨振宁慢慢地不再反对了。 

 午饭后，我们回到哥伦比亚大学我的办公室时，杨振宁已被完全说服了。他也很兴奋。在我的办公桌上， 他看见我正在写的关于在θ-τ、∧0、∑-和其他奇异粒子的衰变中， 宇称可能不守恒的文章。我告诉他，这篇文章将与斯坦伯格的实验文章同时发表。我也告诉他我正开始预备将这种分析应用推广到β衰变的领域。 

 杨振宁说他很愿意和我合作。同时，他劝我不要先发表我已差不多写完的奇异粒子宇称不守恒的文章。他说，这是非常热门的突破， 应该用最快的速度， 将整个弱作用领域一下子都占领下来，这样可以更加完整。 


 杨振宁具有高度批评性的眼光，他是一位优秀的物理学家，也是我的好朋友。宇称不守恒将涉及物理学的各个领域。 我认为杨的参加无疑会使最后的成果更加丰硕。 因此我接受了他的合作要求，并表示了欢迎。 

 我的决定是对的，我们这个合作是非常成功的。在1956年以前，从经典物理到近代物理，都是对称的物理。 1956年以后，大部分的物理现象都发现有不对称。 不仅是宇称不守恒和左右不对称，电荷的正负也不对称，时间反演也不对称，真空也不对称，因而夸克可被禁闭，不同的中微子间可以互相转换变化， 连质子也可能不稳定……。当然，并不是1956年忽然改变了外界的宇宙，而是1956年我和杨振宁发表的宇称不守恒的文章， 改变了整个物理学界以前在“对称”观念上的一切传统的、 根深的、错误的、盲目的陈旧见解！ 

 1956年我们关于宇称不守恒的文章带来了1957年的诺贝尔奖。对我来讲，更大的意义，是我有这机会在人类的思想发展史上， 做出宇称不守恒这一基础性的、革命性的贡献。 这使我深深感觉到自己的幸运和能够做出突破性贡献的人生的巨大意义。 

 证明弱作用宇称不守恒的决定性的实验是吴健雄和她的合作者们在1957年1月完成的。关于我是如何做出宇称不守恒思想这一突破的， 以及她们那项决定性实验是如何由我起的头， 吴健雄也有她很清楚的回忆文章 [5]， 发表在1972年：

 

 　 

 “……1956年早春的一天，李政道教授来到普平物理实验室第十三层楼我的办公室。他先向我解释了τ-θ之谜。 他继续说，如果τ-θ之谜的答案是宇称不守恒， 那么这种破坏在极化核的β衰变的空间分布中也应该观察到：我们必须去测量赝标量<σ·p >，这里p是电子的动量, σ是核的自旋。 

 “……在李教授的访问之后，我把事情从头到尾想了一遍。对于一个从事β衰变物理的学者来说，去做这种至关重要的实验，真是一个宝贵的机会， 我怎么能放弃这个机会呢？……那年春天，我的丈夫袁家骝和我打算去日内瓦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到远东去。我们两个都是在1936年离开中国的， 正好是在二十年前。我们已经预订了伊丽莎白王后号的船票。但我突然意识到，我必须立刻去做这个实验，在物理学界的其他人意识到这个实验的重要性之前首先去做。 于是我请求家骝让我留下，由他一个人去。……五月底，春季学期结束之后，我于是认真地开始准备这个实验。…… 

 “……在一月十五日的下午，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宣布物理学一个基本定律出人意料地被推翻了。……这一新闻在公众中爆开， 迅速传遍全世界。 正如剑桥大学O. R. 弗瑞奇教授（O. R. Frisch）在那时的一次讲话中描述的那样：‘宇称是不守恒的’这一难懂的语句，像一个新的福音传遍了全世界。” 

　 
 

 下面是杨振宁1982年写的关于1956年宇称不守恒的回忆 [6]：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Princeton)的春季学期于4月初结束， 我和家人于1956年4月17日到布鲁克海文去度暑假。 李政道和我继续保持每周两次的互访。这段时间里，我们是在哥伦比亚和布鲁克海文见面。同过去一样，我们对各种问题都感兴趣，但当时我们最关注的自然是 θ-τ之谜。 我们对下述反应链中的角分布尤其有兴趣： 

 π-＋ p → ∧0＋θ0 （1） 

 ∧0 → π-＋ p （2） 

 R. P. Shutt（舒特）、斯坦伯格和W. D. Walker（瓦尔克）等人研究过这些反应。他们曾在罗彻斯特会议上报告过研究的结果， 会上对这三组物理学家所使用的‘二面角’变量的准确范围有争议。 

 “4月底或5月初的一天，我驱车前往哥伦比亚作每周例行的拜访。我把李政道从他的办公室接出来，上了车。我们很难找到泊车的空位。 后来，我把车泊在百老汇大街和125街的转角处。 那是午饭时分，但附近的饭馆尚未开门营业。于是我们就到左近的“白玫瑰”咖啡馆，在那里继续讨论。稍后，我们在“上海餐馆”（据我回忆，是这间餐馆， 但李政道说他记得是“天津餐馆”）吃午饭。我们的讨论集中在θ-τ之谜上面。在一个节骨眼上，我想到了，应该把产生过程的对称性同衰变过程分离开来。于是， 如果人们假设宇称只在强作用中守恒，在弱作用中则不然，那么，θ和τ是同一粒子且自旋、宇称为0-（这一点是由强作用推断出的）的结论就不会遇到困难。 这种分离对反应链（1）、（2）有特别的意义。李政道先是反对这种观点。我力图说服他，因为这种想法可以通过（1）、（2）两个反应中可能存在的上－下不对称性而加以检验， 它就更有吸引力了。后来，他同意了我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