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读李卓吾的《藏书》、《焚书·续焚书》，我们会感到，像他这样的叛逆者，当也是属于那种五百年才可能出现一个的人物。他经常发表惊世骇俗的观点，他说天地间只有五部大文章，即汉司马迁的《史记》、唐杜甫的诗集、宋苏东坡的文集、元施耐庵的《水浒传》、明《李献吉集》。这五个人，前四位皆是文章翘楚，各自代表了一个时代。但我们注意到，他不提孔子、孟子、亦不提老子、庄子、更不提二程与朱熹。儒道两家的圣人与典籍，尽管被天下读书人奉为圭臬，但却不入他的“法眼”，特别对孔子，非难尤多，他在《题孔子像于芝佛院》一文中指出：
　　人皆以孔子为大圣；皆以老、佛为异端，吾亦以为异端。人人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所闻于父师之教者熟也；父师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所闻于儒先之教者熟也；儒先亦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孔子有是言也。其曰“圣则吾不能”，是居谦也。其曰“攻乎异端”，是必为老与佛也。
　　儒先臆度而言之，父师沿袭而颂之，小子蒙聋而听之。万口一词，不可破也；千年一律，不自知也……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李贽的态度，在他眼里，孔子并非圣人，老、佛也非异端，他对儒先、父师之类谬传知识的人物讥刺、抨击，毫不留情面。正由于这样一些人把孔子抬到圣人的地位，李贽发誓不肯加入抬轿子的行列。中国是一个善于造神的民族，因为造神者得到的好处远远大于被造者。所以，许多国人乐此不疲。李贽看出这一点，十分痛心，在给友人耿定向的信中言道：“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对于造神者的批判，李贽一针见血。
　　李贽穷诸学问，关注当下。李白说“古来圣贤皆寂寞”，他比李白更彻底，干脆认为自古本就无圣贤，这种思想脉络，可从禅宗慧能的偈言“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中寻找。佛家讲“众生即佛”，“我心即佛”，是民本观念，而儒家的内圣外主，则是精英观念。李贽援佛批儒，在儒家中国里，他当然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五
李贽既不能像张居正那样，以事功影响后世，也不能像海瑞那样，用道德影响士林。但他的叛逆精神与追求本真的学问，却是明晚时期思想界的一盏明灯。
　　数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人有两种：一种是石头，在任何激流中挺立；一种是咖啡，可以百分之百融入水。李贽当属于前者。他特立独行，蔑视世俗，因此当世难容。比起张居正与海瑞来，他的处境更惨。煌煌一部明史，张居正、海瑞皆有列传，而他只在耿定向的条目中附上数语以示交待，可见皇室操纵的史家，对他这位狂人，连贬损几句的兴趣都没有。李贽晚年弃绝功名，对这种“世人皆欲杀”的处境，早已有了心理准备。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若为追欢悦世人，空劳皮骨损精神。
　　年来寂寞从人谩，只有疏狂一老身。
　　以七十五岁疏狂之身在狱中用剃刀自杀，表明了李贽与流俗抗争到底的决心。死后不到半个世纪，明朝就以崇祯皇帝的上吊而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中谢幕。比起崇祯来，李贽的悲剧似乎更能体现文化上的意义。因为他不仅死在明朝最腐败的时期，更是思想上最为平庸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