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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为何，第一就有地址。不过，这个贴子很不错，我转来了

恩，一定好好看看，呵呵~~~~~

留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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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邪：你看这个，我无意中看到的。相邦的指责和权力都高于丞相，但为了避讳刘三的邦字，文献上都写的相国，而考古的记载是相邦@嗜无邪

虽然迟了点, 还是进来表白一下.
一直很喜欢这篇文章.完全说出了我的心声.
很久没见的临梅姑娘了, 不知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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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以韩信为中心比较具体地描写某一战役，用人物来真实再现战争情景，也对我国古典军事文学作出了贡献。只要把人物传记写好了，这种也就得到了真实、生动的再现。司马迁不仅选取典型战例来表现韩信的军事才能，而且，还通过心理描写来刻划韩信的形象。陈辽先生指出：“传记不是小说，写的是真人真事，因此不可能像小说那样大段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但《史记》却恰到好处的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以此塑造具有复杂性格的人物形象。”[2]（p52）事实确实如此，韩信作为统帅是个常胜将军，但在处理个人得失问题时，却经常发生内心斗争。《史记》在刻划韩信时，也就免不了对他进行心理活动的描写。韩信青年时，有位淮阴少年当众侮辱他：“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韩信“孰视之”，思想斗争很久，觉得用不着和这淮阴少年一般见识，“俯出胯下，匍伏”。这里，《史记》仅用“孰视之”三个字，就写出了韩信当时的心理活动。因为刺死那少年，自己亦免不了一死，雄心壮志，远大抱负无从实现。正是因为他胸怀大志，所以对无端受到的耻辱能够正确处理。司马迁用“孰视之”写出了韩信的思想斗争，也写出了自己敬佩之心。后来，韩信到刘邦那里。在记述韩信的“道亡”和被拜为大将时，司马迁这样写道：“信度何等已数言上，上不我用，即亡。”用一个“度”字写出了韩信逃亡前的心理活动。胸怀大志，又有过人之才，当然渴望遇到明主，得以施展才华，韩信“度”刘邦已知自己，还不委自己以重任，因此而认为刘邦不是自己渴望的伯乐，不是明主，与其待着不用，还不如另寻他路去施展抱负。所以他才“道亡”。正是这次“道亡”，他才得以被拜为大将，从此为汉立下了赫赫战功。

再如在写韩信听取蒯通的游说之辞的过程中，韩信曾一度动过心，这表现在他的言辞中。最初蒯通游说他背叛刘邦自立为王时，韩信谢曰：“先生且休矣，吾将念之。”可是几天之后，当蒯通又次劝他早下决心反汉时，他却“犹豫，不忍背汉，又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1]（p2050）这就更清楚的写出了韩信那时激烈的内心斗争，初始面对游说，尚且能够把持住自己不去“倍汉”，后一细想蒯通所言甚有道理，自己功高震主，难免有不测之祸，所以再次受到游说时就有点犹豫了，只是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经过激烈的思想东斗争，还是“犹豫，不忍倍汉”。这也表明他在体察他与刘邦的关系时是很不清醒的。在这一点上，他与萧何差远了。后来，刘邦既夺了他的“齐”，又削了他的爵，甚至陷之于死地，都说明他的“自以为”是靠不住的。及至最后刘邦听从陈平之计，伪游云梦，准备对“人告公反”的韩信采取行动时，韩信还在陷于深深的内心矛盾之中：“欲发兵反，自度无罪，欲谒上，恐见禽。”[1]（p2051）最后思想斗争之后还是没反，谒上而被擒。《史记》的这些心理描写，把韩信患得患失的心理特征充分揭示了出来。通过对他这种心理状态的描写，也很好的表现了他所具有的工于谋天下而拙于谋自身的特点。
《史记》对人物进行细致入微地心理描写，不仅更利于塑造好人物形象，还有利于增加传记的生动性、真实可感性。司马迁刻划韩信这一悲剧人物时，不是孤立片面的写他自己，而是周密分析当时的社会矛盾以及人物对比的态度和认识，达到对人物活动本质的一定程度的理解。他不满足于概念化的论述，平铺直叙的介绍事情梗概。对那些关系到人物命运的重要事件，他作了细致入微的刻划，人物的性格经历、遭遇也就被表现的格外清晰。如他在《淮阴侯列传》中写道： “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1]（p2053） 用为其母所置坟地，可见虽为布衣，但他胸怀大志，将来必成大业。 “使人言汉王曰：‘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愿为假王便。’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荥阳，韩信使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于王。’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醒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征其兵击楚”。[1]（p2047）如此细致入微的刻划，即惟妙惟肖地描绘出刘邦的形象，也预示出了韩信的悲惨结局。还有这样一个细节。在取得破赵的胜利之后，韩信曾经这样主动地诚恳地向被他战败被俘的广武君李左车请教：“仆欲北攻燕，东伐齐，何弱而有功？”且让李左车“东向坐”，自己“西乡对，师事之”，[1]（p2044）最终他终于感动了李左车，为韩信筹划了招降燕国的策略。这个细节，很好的表现出了韩信这位军事天才不耻下问、善于虚心向人求教的精神。这在那个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细节的成功描写，也是司马迁常用手法之一。正是以上所论述的选取典型事件、注意心理描写和细节描写体现出了《史记》的文学性。 韩信曾建大功于世，“于汉家勋可比周、召、太公之徒”，却遭嫉害，被刘邦、吕后罗织罪名，斩于长乐钟室，且夷灭三族。那么，韩信究竟谋反没有，司马迁对此持什么样的态度呢？这也关系到了传记中材料的处理了。在传记的下半部分，司马迁以大量的篇幅全载武涉、蒯通等人说韩信倍汉、而韩信不从的事实。曾有人认为是多余的。如班固的《汉书》就略去了这一部分。那么这些内容与传记有关吗？应该是有很大关系的，司马迁着意用大量的笔墨写这些事实，“其目的在于暗示出所谓的韩信谋反，事属可疑，作者对此是不相信的。从字里行间我们不能看出司马迁对韩信后半生不幸遭遇深表同情和惋惜之情”。[3]（p191）司马迁这里用了虚实相结合的方法，实笔写蒯通的劝诱，虚笔写韩信的心迹，从剪裁上说，有实入虚，似繁实简，有力的突出了人物的思想性格。既然司马迁对韩信的谋反时不相信的，那么他为这一人物立传，可以看出作者对汉王朝最高统治集团的残暴、迫害人才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韩信为汉立下了汗马功劳，却因功高震主，遭到灭顶之灾。最高统治者就是这样对待功臣的。韩信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虽然时时都尽心尽力为刘邦服务，当却从未得到刘邦的信任，从中就可以看出，刘邦时时都在提防韩信，怕他权势一大自己无法控制，所以刘邦屡屡抽调韩信的精兵。高祖知韩信已死的态度是“且喜且怜之”，喜的是韩信已死，心腹大患已除，心头掉下了一块大石，轻松而喜。怜的是一代名将、功臣竟落的这样一个悲惨结局。“喜”和“怜”用的妙，刻划出刘邦的心态。除了对刘邦、吕后进行揭露批判外，也对他们的助手们进行了批判揭露，如张良、萧何、陈平。韩信的悲惨结局，于三人都有关系，作为谋臣，不是消除君臣间的猜疑，而是出谋划策去消除他人。在伴君如伴虎的君权至上的封建社会里，为了自身的安危，不得不靠他人的鲜血来保存自己。这仨人就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有他的阴暗面。

对此，司马迁是十分厌恶和痛恨的。作者在全文结尾写到，“天下已集，乃谋叛逆，夷灭三族，不亦宜乎”。这段话，冷隽渊永，富有深意，愤激之情，含而不露。韩信的悲剧结局，也有他自身原因。司马迁在写他统观全局，智勇双全的杰出才能的同时，还写了他的讲信义和书生气，写了他性格中的致命弱点，他贪恋爵位和矜功自傲。一切悲剧皆是性格悲剧。更有甚者，他在刘邦面前论将兵，根本未把刘邦放在眼里，说刘邦“不过能将十万”，而自己“多多益善耳”。临斩时他说：“吾悔不听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其实，这也不是天意，他的悲惨结局，与他自己性格中的弱点分不开。当然也与刘邦在夺取天下后为巩固刘氏政权而大杀功臣的大气候有关。萧何自全善变，张良主动退出政治漩涡，只有贪恋爵位的韩信受到灭顶之灾。司马迁写韩信的传记，虽然没有明写他的命运，实际上已通过写他的个性时包含了他的命运。韩信的悲剧结局虽有他自身的原因，但也从中可看出司马迁对“天道”“天命”的怀疑。写《史记》要“究天人之际”，也就是说，天意或天道或天命是否决定人的一生前途、人的结局？按中国的传统阴功阴德观念，凡是为人民立下大功大德的，上帝就会让他的后代兴旺发达。但是韩信可以说是汉朝的功臣，亦是忠臣，为国家的统一、为人民的安定生活立下了汗马功劳，应该有一个好的下场，并且后代子孙都应受到恩泽。但到头来却被以谋反的罪名斩于长乐钟室且夷灭三族，好人不得好报，天道奖善惩恶的功能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这种强烈的反差引起了司马迁对天命的怀疑，这也表明了他哲学思想的进步。由此，虽然他没找到韩信悲剧结局的真正原因，但他尽量从韩信自身去说明他悲剧结局的原因。结合社会时代背景，韩信的悲剧结局也是历史时代的必然要求。从上古三代到秦汉时期，中华民族的主题就是统一天下，结束多元分裂，重建天下一统的局面，是那时期动乱的社会表象下一股强大的向心力，正是这种向心力制约着历史前进的方向。顺应这种历史要求，刘邦终于一统天下建立了汉朝，汉王朝的建立顺应了人们渴望统一的心理，一切不利于天下统一的因素注定会为历史所消灭。汉初分封的异姓王如韩信之流，就是不利于长久统一统治的因素。韩信等功臣，因处在那个时代骨子里都渴望割地封王，这种割据思想不符合天下一统的历史要求，也不为刘邦所容忍。更何况为了达到割据的目的，韩信还曾与刘邦讨价还价，以至于给刘邦造成了军事上的很‮麻大‬烦。韩信等的割地封王的思想在那个历史时代不可能实现，必然会是一悲剧结局，他也注定会成为历史的牺牲品而为一悲剧人物。刘邦为后代统治者着想，为得之不易的统一天下着想，必然会消灭韩信等一批功臣，汉朝正是通过汉初消灭异姓王以及后来消灭同姓王而趋于相对稳定。至此中华民族关于一统天下的理想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也得到了大致的落实，从而为东方巨人的崛起创造了条件。由此也可看出司马迁的进步的大一统的历史思想。《淮阴侯列传》全文饱含‮情激‬，这与司马迁的亲身经历有关。清代刘鹗曾说：“《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司马迁做太史令后，准备为汉家做贡献，写一部《春秋》似的史书，正在他全力写书的时候横遭李陵之祸，被以“诬上”“诬贰师”而处以“腐刑”。但从《报任安书》看，这两条罪名都是莫须有的，当时他真实目的是“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但这善良愿望却被歪曲，并因此而遭宫刑之祸，“拳拳忠心，终不能自列”。对汉家王朝所定的罪名，司马迁无论如何也不会承认，正是这种身受酷刑的冤屈心理让他在韩信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悲剧身影，找到了心灵的契合点，对韩信的悲剧一生产生了感情共鸣，所以在写韩信时，他灌注了自身的感情，由此全文激荡着悲壮的色彩。 引用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M]．陕西：三秦出版社，1988．
[2]陈辽．论《史记》对我国古典军事文学的杰出贡献[J]．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5.23．
[3]郭双成．史记人物传记论稿[M]．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参考文献：
[1]鲁迅．汉文学史纲要[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3．
[2]聂石樵．司马迁论稿[M]．北京：北京师大出版社，1987．
[3]吕华明．论《史记》的小说艺术[J]．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0.10．
[4]陈兰村.论司马迁传记文学的命运哲理[J].浙江师大学报，1996.3．
[5]吴汝煜.史记论稿[M].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1985

发现了这么一个网站，好多论文什么的。就是不知能不能看。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XXBL2010090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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