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器时代是石文化的奠基阶段，是赏石文化的实践阶段
石器时代是石文化的奠基阶段，是赏石文化的实践阶段 石器时代(距今约300一l万年)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蒙昧时代。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开始使用打制的石头工具，比较简单粗糙，就质地而言，早期以易于加工、质地较松软的砂质岩为主。如北京周口店猿人洞穴(距今40一50万年)，石器原料多为石英岩，也有绿色砂岩、燧石、水晶石等。早在3万年前，峙峪人所制作的一件石墨饰物提供了目前所知最早的实物例证。距今1．7—1．8万年山顶洞人，石器加工比较精细，且已经出现装饰品，如钻孔石坠、穿孔小石珠、砾石等。同时还发现一枚骨针，说明已懂得用兽皮缝制衣服。距今7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存有选料和加工具有相当水准的玉块、玉环、玉璜等各种玉器。大量的考古发掘证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原始人除了个人使用的简陋劳动工具和贴身装饰品外，还有生产用品、装饰品和祭器。 石器是人类对自然石形态改变的结果，石器时代是石文化的重要实践过程，也是人类自觉地、能动的与自然抗争的过程。石器的制造经过了由简而繁、由单一到多样，进而到定型化、艺术化的过程。旧石器时代，石器外形简单粗糙，多为利用天然石块或河滩软石稍加打制就用于生产。后来随生产的发展和所需的不同，种类繁多的石器相继出现。石器在材料选择上由自然石块到普通石材，由软质石料到硬质石料，由单一石种到多石种，由普通石种到优质石种，直到玉石、宝石。并由重外形到重质地、重色彩，各种优质石种相继被发现、被应用。不难看出，石器的多功能、多样化与定型化，石料选择由就地取材到多方寻觅石材，是经过长期选择和实践的结果。同时，“石器的多样化与定型化，是历经亿万次实践而形成的最佳外观形式，这种最佳的外观形式萌生美的雏形”。因此可以确定，石器时代是石文化的奠基阶段，是赏石文化的实践阶
段。
中国是东方赏石文化的发祥地。在以自然奇石（而非石制品）为现货对象的活动方面，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至少可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据《阔子》载：“宋之愚人，得燕石于梧台之东，归而藏之，以为大宝，周客闻而现焉。”其实，远在此前的商、周时代(公元前廿世纪)，作为赏石文化的先导和前奏——赏玉活动就已十分普及。据史料载：周武王伐封时曾“得旧宝石万四千，佩玉亿有万八”。而《山海经》和《轩辕黄帝传》则进一步指出：黄帝乃我国之“首用玉者”。由于玉产量太少而十分珍贵，故以“美石”代之，自在情理之中。因此，中国赏石文化最初实为赏玉文化的衍生与发展。《说文》云：“玉，石之美者”，这就把玉也归为石之一类了。于是奇石、怪石后来也常跻身宝玉之列而成了颇具地方特色的上贡物品。《尚书·禹贡》曾载：当时各地贡品中偶有青州“铅松怪石”和徐州“泗滨浮磐”。显然，这些300O多年前的“怪石”和江边“浮磐”都是作为赏玩之物被列为“贡品”的。很可能这就是早期的石玩，即以天然奇石(而非宝玉或石雕、石刻制品)为观赏对象的可移动玩物。 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园圃（早期园林）的出现，赏石文化首先在造园实践中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从秦、汉时代古籍、诗文所描述的情景得知，秦始皇建“阿房宫”和其他一些行官，以及汉代“上林苑”中，‘点缀的景石颇多。即使在战乱不止的东汉及三国、魏晋南北朝时代，一些达官贵人的深宅大院和宫观寺院都很注意置石造景、寄情物外。东汉巨富、大将军梁冀的“梁园”和东晋顾辟疆的私人宅苑中都曾大量收罗奇峰怪石。南朝建康同泰寺前的三块景石，还被赐以三品职衔，俗称“三品石”。南齐(公元五世纪后叶)文惠太子在建康造“玄圃”，其“楼、观、塔、字，多聚异石，妙极山水”（《南齐·文惠太子列传》）。1986年4月，考古学家在山东临朐发现北齐天保元年（公元550年）魏威烈将军长史崔芬（字德茂，清河东武人）的墓葬，墓中壁画多幅都有奇峰怪石。其一为描绘古墓主人的生活场面，内以庭中两块相对而立的景石为衬托，其石瘦峭、鼓皱有致，并配以树木，表现了很高的造园、缀石技巧。这幅壁画，比著名的唐朝武则天章怀太子墓中壁画和阎立本名作《职贡图》中所绘树石、假山、盆景图，又提早了100多年。可见，中国赏石文化早在公元二世纪中叶的东汉便开始在上层社会流行；到南朝（五、六世纪），已达相当水平。
天然石 公元六世纪后期开始的隋唐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汉之后又一个社会经济文化比较繁荣昌盛的时期，也是中国赏石文化艺术昌盛发展的时期。众多的文人墨客积极参与搜求、赏玩天然奇石，除以形体较大而奇特者用于造园，点缀之外，又将“小而奇巧者”作为案头清供，复以诗记之，以文颂之，从而使天然奇石的欣赏更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这是隋唐赏石文化的一大特色，也开创了中国赏石文化的一个新时代。曾先后在唐文宗李昂、武宗李炎(九世纪初、中叶)手下担任过宰相的牛僧孺和李德裕，都是当时颇有影响的文人墨客和藏石家。李德裕建“平泉山庄”，其中的怪石与奇花异树在当时就极负盛名，号称各地奇石“靡不毕致”，而奇石品种之多，仅有名号者既达数十余种。李德裕“平泉山庄”和诗人王建的“十二池亭”在造园艺术和景石，点缀方面，都达到了很高水平。大诗人白居易不仅有许多赏石诗文，他的《太湖石记》更是反映唐代赏石盛况及文化水准的代表作之一。白居易在文中最早介绍了古代赏石品级的分等情况。他首先记述了好友、逐相牛僧孺（封号“奇章郡公”）因“嗜石”而“争奇聘怪”，以及“奇章公”家太湖石多不胜数而牛氏对石则“待之如宾友，亲之如贤哲，重之如宝玉，爱之如儿孙”的情形，接着称赞了牛僧孺藏石常具“三山五岳、百洞千整……尽缩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的妙趣；最后还介绍说：“石有大小，其数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于石阴。曰：‘牛氏石甲之上，乙之中，丙之下’……等。在白居易眼里，牛僧孺实为唐代第一藏石、赏石大家。
石器时代是石文化的奠基阶段，是赏石文化的实践阶段 石器时代(距今约300一l万年)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蒙昧时代。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开始使用打制的石头工具，比较简单粗糙，就质地而言，早期以易于加工、质地较松软的砂质岩为主。如北京周口店猿人洞穴(距今40一50万年)，石器原料多为石英岩，也有绿色砂岩、燧石、水晶石等。早在3万年前，峙峪人所制作的一件石墨饰物提供了目前所知最早的实物例证。距今1．7—1．8万年山顶洞人，石器加工比较精细，且已经出现装饰品，如钻孔石坠、穿孔小石珠、砾石等。同时还发现一枚骨针，说明已懂得用兽皮缝制衣服。距今7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存有选料和加工具有相当水准的玉块、玉环、玉璜等各种玉器。大量的考古发掘证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原始人除了个人使用的简陋劳动工具和贴身装饰品外，还有生产用品、装饰品和祭器。 石器是人类对自然石形态改变的结果，石器时代是石文化的重要实践过程，也是人类自觉地、能动的与自然抗争的过程。石器的制造经过了由简而繁、由单一到多样，进而到定型化、艺术化的过程。旧石器时代，石器外形简单粗糙，多为利用天然石块或河滩软石稍加打制就用于生产。后来随生产的发展和所需的不同，种类繁多的石器相继出现。石器在材料选择上由自然石块到普通石材，由软质石料到硬质石料，由单一石种到多石种，由普通石种到优质石种，直到玉石、宝石。并由重外形到重质地、重色彩，各种优质石种相继被发现、被应用。不难看出，石器的多功能、多样化与定型化，石料选择由就地取材到多方寻觅石材，是经过长期选择和实践的结果。同时，“石器的多样化与定型化，是历经亿万次实践而形成的最佳外观形式，这种最佳的外观形式萌生美的雏形”。因此可以确定，石器时代是石文化的奠基阶段，是赏石文化的实践阶
段。
中国是东方赏石文化的发祥地。在以自然奇石（而非石制品）为现货对象的活动方面，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至少可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据《阔子》载：“宋之愚人，得燕石于梧台之东，归而藏之，以为大宝，周客闻而现焉。”其实，远在此前的商、周时代(公元前廿世纪)，作为赏石文化的先导和前奏——赏玉活动就已十分普及。据史料载：周武王伐封时曾“得旧宝石万四千，佩玉亿有万八”。而《山海经》和《轩辕黄帝传》则进一步指出：黄帝乃我国之“首用玉者”。由于玉产量太少而十分珍贵，故以“美石”代之，自在情理之中。因此，中国赏石文化最初实为赏玉文化的衍生与发展。《说文》云：“玉，石之美者”，这就把玉也归为石之一类了。于是奇石、怪石后来也常跻身宝玉之列而成了颇具地方特色的上贡物品。《尚书·禹贡》曾载：当时各地贡品中偶有青州“铅松怪石”和徐州“泗滨浮磐”。显然，这些300O多年前的“怪石”和江边“浮磐”都是作为赏玩之物被列为“贡品”的。很可能这就是早期的石玩，即以天然奇石(而非宝玉或石雕、石刻制品)为观赏对象的可移动玩物。 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园圃（早期园林）的出现，赏石文化首先在造园实践中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从秦、汉时代古籍、诗文所描述的情景得知，秦始皇建“阿房宫”和其他一些行官，以及汉代“上林苑”中，‘点缀的景石颇多。即使在战乱不止的东汉及三国、魏晋南北朝时代，一些达官贵人的深宅大院和宫观寺院都很注意置石造景、寄情物外。东汉巨富、大将军梁冀的“梁园”和东晋顾辟疆的私人宅苑中都曾大量收罗奇峰怪石。南朝建康同泰寺前的三块景石，还被赐以三品职衔，俗称“三品石”。南齐(公元五世纪后叶)文惠太子在建康造“玄圃”，其“楼、观、塔、字，多聚异石，妙极山水”（《南齐·文惠太子列传》）。1986年4月，考古学家在山东临朐发现北齐天保元年（公元550年）魏威烈将军长史崔芬（字德茂，清河东武人）的墓葬，墓中壁画多幅都有奇峰怪石。其一为描绘古墓主人的生活场面，内以庭中两块相对而立的景石为衬托，其石瘦峭、鼓皱有致，并配以树木，表现了很高的造园、缀石技巧。这幅壁画，比著名的唐朝武则天章怀太子墓中壁画和阎立本名作《职贡图》中所绘树石、假山、盆景图，又提早了100多年。可见，中国赏石文化早在公元二世纪中叶的东汉便开始在上层社会流行；到南朝（五、六世纪），已达相当水平。
天然石 公元六世纪后期开始的隋唐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汉之后又一个社会经济文化比较繁荣昌盛的时期，也是中国赏石文化艺术昌盛发展的时期。众多的文人墨客积极参与搜求、赏玩天然奇石，除以形体较大而奇特者用于造园，点缀之外，又将“小而奇巧者”作为案头清供，复以诗记之，以文颂之，从而使天然奇石的欣赏更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这是隋唐赏石文化的一大特色，也开创了中国赏石文化的一个新时代。曾先后在唐文宗李昂、武宗李炎(九世纪初、中叶)手下担任过宰相的牛僧孺和李德裕，都是当时颇有影响的文人墨客和藏石家。李德裕建“平泉山庄”，其中的怪石与奇花异树在当时就极负盛名，号称各地奇石“靡不毕致”，而奇石品种之多，仅有名号者既达数十余种。李德裕“平泉山庄”和诗人王建的“十二池亭”在造园艺术和景石，点缀方面，都达到了很高水平。大诗人白居易不仅有许多赏石诗文，他的《太湖石记》更是反映唐代赏石盛况及文化水准的代表作之一。白居易在文中最早介绍了古代赏石品级的分等情况。他首先记述了好友、逐相牛僧孺（封号“奇章郡公”）因“嗜石”而“争奇聘怪”，以及“奇章公”家太湖石多不胜数而牛氏对石则“待之如宾友，亲之如贤哲，重之如宝玉，爱之如儿孙”的情形，接着称赞了牛僧孺藏石常具“三山五岳、百洞千整……尽缩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的妙趣；最后还介绍说：“石有大小，其数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于石阴。曰：‘牛氏石甲之上，乙之中，丙之下’……等。在白居易眼里，牛僧孺实为唐代第一藏石、赏石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