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Beatles Anthology】1960-1962

JOHN：很久很久以前有三个小男孩儿，分别被命名为John、George和Paul。他们决定在一起因为他们是可以凑在一块儿的类型。当他们在一起时，他们都在想，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所以他们手中突然有了吉他，制造起了噪音。可笑的是，没有人感兴趣，至少是这三个小男人没有。所以……他们发现了第四个叫Stuart Sutcliffe的更小的小男人朝他们跑了过来，他们便说：“孩子，有个贝斯你就会好起来”他得到了一把——但是他并没有好起来，因为他根本不会弹贝斯。所以那三个人就舒舒服服地坐在他身上直到他会弹为止。但是乐队仍然没有节奏，一个和善的老头说：“你们没有鼓！”我们没有鼓！他们承认。所以一连串的鼓来了又去，去了又来。突然，在苏格兰跟Johnny Gentle巡演的时候，乐队（当时叫作Beatles这个名字）发现自己的声音并不出色——因为他们并没有扩音器。后来他们得到了一些。许多人会问什么是Beatles？为什么叫Beatles？哎，Beatles，这名字怎么来的？所以我们要告诉你。它来自一个幻象——一个人出现在一个燃烧着的馅饼上，对他们说：“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拥有A的Beatles。”——“谢谢，先生。”他们回答道，感谢那个人。 61
PAUL：是John和Stuart想出了这个名字。当我和George的父母还赶着我们去睡觉的时候，他们已经是艺校的学生了，Stuart和John能拥有我们梦寐以求的生活：通宵熬夜。之后他们便想出了乐队的名字。
1960年4月的一个傍晚，我们沿着利物浦大教堂边Gambier Terrace散步时，John和 Stuart宣布：“嘿，我们想把乐队叫作‘The Beatles’。”我们想：“嗯，那东西有点儿让人不安，不是吗？”——“没关系；它是个双义词。”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个乐队，The Crickets，也有个双义的名字：它可以是板球，也可以是蟋蟀。我们对此很是惊奇——我们觉得那是真正的文学。（当我们对The Crickets讲了这些，却发现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有一种叫板球的游戏。他们之前从来不知道第二种释义。）
GEORGE：名字的来源尚有争议。John曾经说是他发明了这个名字，但是我记得那天晚上Stuart跟他在一起。
有个乐队叫The Crickets，是Buddy Holly的乐队，名字与我们的有相似性。但是Stuart真的很迷Marlon Brando，而且电影The Wild One里有这样一个镜头，Lee Marvin说：“Johnny，我们一直在找你，Beetles也很想你，所有Beetles都很想你。”可能John和Stu当时都想到了这个；所以我们要留下这个名字。所以我们会把功劳分成Sutcliffe、Lennon各一半。
PAUL：在The Wild One里，当那人说“甚至连Beetles也很想你”的时候，他指向了那些机车小妞。我的一个朋友之后便查阅了美国俚语词典，发现那是个俚语，是“机车女孩”的俚语。真相大白！
JOHN：我们有一到两个名字。之后我们开始在不同的表演预约上更换名字，最终我们想出了“The Beatles”。

我在寻找一个像The Crickets这样能指出两个东西的名字，从蟋蟀我想到了甲壳虫。我把前三个字母改成了BEA，因为“beetles”自身并没有两种意思。当你说到它的时候，人们想起的是那种爬来爬去的东西；但当你读到它的时候，它便是摇滚乐。 61
GEORGE： Stuart现在在乐队里了。他并不是个很好的音乐家。事实上，在我们说服他他买了贝斯之前他根本不是个音乐家。我们教他弹十二小节的，像 Chuck Berry的“Thirty Days”。那是他学的第一个曲子。 他学了一些东西，稍微练习了一下，直到他也能弹下来其他的几首曲子。那真的有点儿艰难，但是那时候并没关系，因为至少他看起来很酷。不管怎样，我们在去汉堡之前并没有许多表演。
PAUL：那是1960年的春天，我和John去了雷丁的一个酒吧，The Fox and Hounds，是我表姐Betty Robbins和她的丈夫开的。我们在酒吧后台工作。那是一段很愉快的经历，因为John和我只是顺便摊上了这份工作。在那周结束的时候我们以The Nerk Twins这个名字在那里表演。我们甚至做了自己的海报。
Betty的丈夫对于我从事演艺事业有着很大的影响，而且我们与他关于如何演出的谈话也很是关键。他是Butlins一个举办选秀比赛的娱乐经理，也曾经在收音机上出现过。他问我们开场唱什么，我们说“Be Bop A Lula”。他告诉我们：“不好。你们开场得唱一些快而且演奏性强的歌。这里是个酒吧，演出是在周六晚上，你们还有其他的想法吗？”我们说：“好吧，我们唱‘The World Is Waiting For The Sunrise’。”（我弹旋律部分，John弹节奏部分）他说：“太棒了，以那首歌开场，之后再唱‘Be Bop A Lula’。”他就是这样好，几年之后我们在安排我们的表演时我仍旧会记得他的建议。
GEORGE：1960年刚刚开始的时候有许多事情发生。我记得利物浦体育场曾经有一场演出，Eddie Cochran会在那上面出现，但是演出前几天的时候他却取消了行程，所以Gene Vincent 成了名单首位。
RINGO：我因为那个不能原谅Eddie。我多么希望能看到他啊。
GEORGE: 演出在一个体育馆进行，在那里Pete Best的爸爸，Johnny，承办过拳击比赛。Ringo当时跟Rory Storm and the Hurricanes在那场演出上表演过。我们还达不到能去那儿演出的程度（我们甚至连个鼓手也没有），而且我记得我当时在想我们的乐队该怎样才能支持下去，因为Hurricanes的所有人都有套装和舞步——有一个恰当的程式。这场演出是半专业的；在我们观看的方位看着真的是令人印象深刻。
Brian Cass有个乐队 叫作Cass and the Cassanovas，也在那儿表演过。（他在一年左右之后离队，剩下的三个人成了 The Big Three）不知怎的Cass能弄到一些演出，有一天晚上他让我们在一个俱乐部的小酒窖里表演了一场，那是我们第一次以 “The Silver Beetles”这个名字演出。 他实际上想让我们叫Long John and the Pieces Silver。
PAUL：他问：“你们叫什么？”我们刚刚想出了“The Beatles”，所以我们要在观众面前试一试这个名字。Cass说：“Beatles——那是什么？它没有一点儿意义。”（所有人都讨厌这个名字，歌迷和承办人也是一样。）他问了John的名字。John当时差不多就是主唱了，他说：“John Lennon。”——“好，Big John…… Long John…… 就这个，Long John Silver。” 然后我们妥协了，有了Long John and the Silver Beetles这个名字。为了一个表演我们什么都情愿，我们已经变成了这样的人。

George：他认为John是乐队的领导者因为John是年龄最大的，是最爱出风头的那个。当乐队还是The Quarry Men的时候他是领导者，而且这时候他的确也是领导者。我觉得他现在还是，可能吧。
PAUL：5月的时候，Larry Parnes来到镇上面试。他是一个伦敦大牌经纪人。他旗下的艺人们几乎都有一个狂躁的姓。Ronnie Wycherley成了Billy Fury；但已经见过他的人并不会觉得他暴躁。他是个可爱的利物浦人——他是我们眼中第一个取得如此的的利物浦人。 Marty Wilde也是Larry的人；他有另一个狂躁的姓。Larry Parnes有一些新的歌手在寻找一些伴奏乐队，有人告诉他利物浦有些乐队。所以他便来到了Blue Angel俱乐部。Billy Fury跟他一块儿来的。
Allan Williams 经营着Blue Angel 和Jacaranda俱乐部。他是个本地的小经理（小在身高，那是——一个威尔士小男人，有着尖细的声音——一个了不起的家伙，而且是个很棒的乐观派，我们曾经跟他开过玩笑）。他与 Larry Parnes一起举办了面试。所有利物浦的乐队当时都在那，我们也是其中一员。
GEORGE：他们打算用的Blue Angel俱乐部在那时候叫作Wyvern Social俱乐部，用来为Larry
Parnes的艺人面试乐队。我们事先出去了一下，买了一些上面有白色小块儿的系鞋带的鞋。我们当时很穷，没有配套的衣服，但是我们试着自己拼一套乐队的制服——黑色的衬衫还有那些鞋。
当我们到达俱乐部的时候我们的鼓手并没有出现，所以Johnny Hutchinson，Cass and the Cassanovas的鼓手，跟我们一块儿表演。我们并不觉得表演的很好，但是也不是很坏。
JOHN：我们那天只有一个临时的鼓手。而且Stu不会弹贝斯，他得背过身子去。 72
PAUL：我们得用另一种说法让Stu背过身子：“深沉点儿，摆一个Elvis的动作。”如果有人注意了一下，那他们便会发现当我们都是A和弦的时候，Stu却是在另一个音上。但是不一会儿他就跟上了我们，我们通过了面试，并且要去巡演——并不和一个与其他那些艺人一样有着狂躁名字的艺人，而是和一个叫Johnny Gentle的人。
GEORGE：我们觉得表演有点儿失败。Larry Parnes并没有站起来说我们很棒或者一句这之类的话。这让人很沮丧。但是几天之后我们接到了要跟Johnny Gentle一起巡演的电话。那些人可能在想：“哦，好吧，他们是笨蛋。我们要派一个不用付钱的乐队。”

一定有人意识到利物浦有很多好乐队，相比起伦敦的乐队雇我们也便宜多了，而且我们几乎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们会连续好几个小时地工作。我们是一个承办人的梦想。他们告诉我们：“你们去了汉堡可以一周挣15块钱。”那时候15块钱比我爸爸一周挣的还要多。实际上学校里的老师也挣不了比这多的钱。所以汉堡真是个不错的提议。那就像我们找到了一份工作，钱也在那儿了。我记得那个夏天我十分骄傲地对我的校长写信道：“我相信你一定会理解为什么九月的时候我不会回来了，薪水是——等等——一周15块。”这是一封“挣得比你还多”的那种信。
但是我首先得让我爸爸决定我是否能去。我求他。我知道他可能不会让我去，因为虽然我爸爸并不严厉，却是一个相当理智的家伙。这是让他的孩子去那著名的脱衣舞娘之地，去Reeperbahn——那是人尽皆知的不可靠的地方——那是有着黑帮，水手们被杀害的地方。我记得爸爸给了我许多建议，可他不得不签下这条协议。 但是这是件很流行的事儿。
JOHN：Allan Williams让我们坐上了一辆货车。我们到了荷兰，到商店里偷了几次东西。 72
GEORGE：我们可能是在Allan Williams的俱乐部，Jacaranda外面的货车上**的。当时有我们五个人，还有Allan和他的妻子Beryl还有Woodbine勋爵。
车里很挤，而且甚至连座位都没有；我们得坐在自己的扩音器上。我们驶向哈威治，坐上了去荷兰Hook的船。在荷兰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在安恒停了一下，那里有过战争时人们跳伞死亡的事儿(又一个 Winston Churchill 的小计谋)。那里的公墓里有成千上万的白色十字架。
PAUL：我最奇怪的回忆是在边境的时候，有个人问我是否带着咖啡。我不能明白。问毒品，能明白，问枪支，也能明白——我们能明白关于酒的之类的问题；但是走私咖啡生意也很兴隆吗？
不管怎样，我们一天晚上很晚才到了汉堡。我们把时间搞错了；那里没有一个人来见我们。我们能在地图上把汉堡找到，但是接下来我们得把St Pauli区找出来，还有 Reeperbahn。在我们把街道和那个俱乐部找出来之前俱乐部就已经关门了。我们在那儿，没有旅馆可住，什么都没有，而那时已经是睡觉时间了。
我们让一个临近俱乐部的人吓了一跳，他把他的俱乐部打开了，我们在汉堡的第一晚呆在一个门洞里，坐在红色皮凳上。
GEORGE：当然，第一天晚上我们到那儿的时候什么安排都没有。一个俱乐部的主人，Bruno Koschmide，开车把我们送到了他自己的房子里，我们最后住在了那儿，所有人挤在一张床上。Bruno并不和我们在一起，好在他离开了我们，第一晚他去了他自己的公寓，之后又去了别的地方。 最终他把我们安置在一家小电影院，Bambi Kino的后面，电影院在一条叫作Grosse Freiheit的大街的尽头。


Bruno并不是那种年轻的摇滚承办人，他只是个在战争中成了瘸子的老家伙。他走路时一瘸一拐，好像并不懂音乐之类的什么东西。我们只能一周看见他一次，当我们去他办公室讨薪水的时候 。
汉堡这个城市真是棒极了；有大湖，还有那些下流的地方。Reeperbahn和Grosse Freiheit大街是我们见过的最好的地方，到处都是俱乐部、霓虹灯，还有好些餐厅和娱乐场所。那里看起来真是太棒了。那地方有很肮脏的东西，很明显，包括一些我们第一次到那儿的时候所处的环境。
PAUL：我以正在读Shakespeare、Dylan Thomas还有Steinbeck的作品，所以当我们，所以当我们来都汉堡的时候，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一个学生，作为一个艺术家来感受它的：“有一天这会对回忆录有用处的！”我们用不同于其他乐队的方式看待它。我觉得我们是用Dylan Thomas的眼光来看待的，而这就是他在德国的日子。这是一段获取经验的充实日子，因为我们是摆脱了束缚的孩子。
我们演出的俱乐部叫作Indra，他们在街上放了一头大象来象征这个俱乐部。后来，因为我们音乐上受了印度音乐的影响，所以Indra作为我们第一个在汉堡表演地方看起来就很有意思。
GEORGE:Indra俱乐部位于 Grosse Freiheit大街的尽头，远离着Reeperbahn，而Reeperbahn是主要的俱乐部聚集地。Bruno刚刚开了一家俱乐部，把我们安置在那里。
整个地方都是异装癖、妓女还有黑帮，但是我不能说出来因为他们是观众。我并不记得一开始有多少人来。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才把口碑立起来，那时候街对面的教堂还因为我们制造的噪音让Bruno的俱乐部关了门。
PAUL：我们住在Bambi Kino的后台，在厕所旁边，你老是能闻见那里的味道。房间以前是个老商店，房间里面只有混凝土墙，其他什么都没有。没有供暖，没有壁纸，也没刷一点儿漆；两张双层床，像是小行军床，床上还没有床罩。我们都冻僵了。
JOHN：我们被赶进了这个猪圈，它就像个厕所，在一个电影院里，而那个电影院也破败肮脏不堪。我们像是住在厕所，它好像就在女厕所旁边。 72 我们很晚才睡觉，第二天早上电影院节目的声音会叫我们起床。我们试图先进入女厕所，因为那里是全电影院最干净的厕所，但是那些德国胖女人会把我们推出来。 67
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会有德国老滑头在隔壁撒尿。那是我们洗漱的地方。那是我们的洗手间。某种程度上我们住的地方会有点儿让人震惊。 72


PAUL：人们会从电影院进来上厕所，他们会发现这些利物浦小伙子一边说着“早上好”，一边都在刮着胡子。“啊，早上好，一切都好吗？”
GEORGE：我从来没在那儿洗过澡。Bambi Kino的厕所里有个澡盆，但是你在里面能洗到的地方却有限。我们可以刷牙、刮胡子，但是别的就没有了。我记得有一次去过公共澡堂，但是它离Bambi Kino有很远的一段路。后来，大概是我们第三次去汉堡的时候，我们会去Astrid Kirchherr家洗澡。我觉得我们第一次去汉堡的时候根本没大洗过澡，甚至连第二次去的时候都没有。

GEORGE：这张照片是我们自一次在Indra表演的时候照的。我记得我们的行头：Paul的一个邻居做了这些雪青色的上衣，在Indra表演几周之后它们化了，成了一片一片的。
PAUL：我的邻居是Richards先生，他是一个裁缝，住在Forthlin路我家的隔壁。我们自己选了布料带给他，让他做了这些上衣。其他人都来我家试穿这些衣服。最终汗水把它们毁了。
JOHN：我们已经结束了Johnny Gentle的巡演，但是我们上台的时间并不多，只有大概二十分钟左右，因为大部分时间都是Johnny Gentle在台上表演的。 72 在利物浦的时候我们只是表演我们最拿手的节目，每一场演出都是一样。在汉堡我们得一次表演八个小时，所以我们真的得找些新的表演方式了。 67 当你在台上的时候还是有一种很惊恐的感觉。那是个夜总会，看起来会有些恐怖，因为它毕竟不是舞厅，夜总会里所有人都坐着，都在期待着些什么。
起初我们受到了很冷淡的招待。第二天晚上经理告诉我们：“你们很糟糕，你们得把表演弄得像——‘作秀’。”像街那头那个乐队一样。 67 当然，每当有压力时我都得让我们摆脱掉。乐队里的家伙们会说：“嗯，好吧John，你是头儿。”当什么事儿都进行不下去的时候他们会说：“唉，头儿不在，妈的。”但是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干，他们就会像这样：“你是头儿，你起来去表演。”
我们一开始被这一切吓到了，但我们来自利物浦，至少会相信利物浦盛产自大狂的传说。 67 所以我放下了我的吉他，整个晚上都在唱Gene Vincent的歌：猛的一下躺在地板上把话筒扔了，装作我有条坏腿。那是我的一些表演经验。 72 后来我们一直都在“作秀”。 67
PAUL：实际上我们得把观众们邀请进来，否则我们只能对着一个漆黑的、空荡荡的俱乐部表演了。我们看见有个人的时候就会马上唱起“Dance In The Street”，摇滚起来，装作我们没看见他们。可能我们吸引了他们中的一些进来。我么就像露天市场上的面包师傅：看到四个人——得把他们拉过来！
那是一次很好的训练因为，起初，他们关注的主要的东西是啤酒的价钱。我们会看见他们(通常是一对男女）进来看我们：“嗯，很不错。”之后那女的就会推那男的一下：“一马克五十芬尼。我们付不起这家。”然后他们便走了。我们给Bruno说：“把价钱降低点儿吧，老兄。这对我们都有好处。你能把他们吸引过来，如果你把价钱降低点儿。”最终，借这个我们有了点儿观众基础。我们可以为了拉两个人进来做他们让我们做的所有事儿——这是我们整个剧目：“您需要点儿什么吗？”（里面只有一张桌子满了）“是的。”我们会不停地讲笑话，试着使自己令人另眼相看，让他们想着下次再来。

GEORGE：我们在Indra大约呆了一个月，之后俱乐部关门了我们就搬到了Keiserkeller，那里有Derry and the Seniors乐队。那时候他们正好要离开。他们结束了为期两个月的表演，而Rory Storm and the Hurricanes就要来了。
Keiserkeller俱乐部太棒了——至少那儿有个舞池。而且所有的桌子椅子都在一艘船的一部分里。桌子是木桶做的，周围都是绳子和航海的东西。
JOHN：那里有啤酒和桌子。还有另外一支乐队。
他们把Howie Casey带了过来，还有Seniors——或者大概是我们来到这儿之前，他们甚至就已经在这儿了——无论如何，他们在这里表演，这里是Bruno另一个俱乐部。他们很能干。他们有萨克斯，真的是个很团结的乐队。他们有一个并不怎么会唱黑人歌手[Derry Wilkie]，但是他却是个真正的演艺人。所以我们一开始得跟他们竞争，开始专心演出，让足够多的人来我们俱乐部，虽然两家俱乐部属于同一个人。之后他们让我们搬了过去——还有Rory Storm和Ringo。他们很专业；我们还是那么业余。他们已经一起很多年了，还去过Butlins，谁知道那里是什么，而且他们很明白怎样投入一个表演。 72
RINGO：汉堡很棒。我是跟Rory Storm and the Hurricanes一起去的。我们没有坐货车——我们穿着西装——我们是坐飞机去的，这真的很令人激动。但是当我们到了那儿Koshmider想让我们睡在 Keiserkeller后面，因为The Beatles住在电影院后面。
在我们之前，Howie Casey和其他人在俱乐部后面睡过。我不会忘了当我们到那儿的时候他们说：“是的，这就是你们现在住的地方。”里面有几个旧沙发，铺着做我们床单的英国国旗。”我们说：“你开玩笑吗？我们穿着西装！” 所以Rory、我还有乐队住进了德国海员使馆的一间屋子里，那里很豪华——绝对豪华得要命。
我在德国表演的时候遇到了THE BEATLES。我在LIVERPOOL的时候见过他们，但是当时他们只是个不值得一提的小乐队，只是凑到一块儿。事实上，他们根本就不是个乐队。
GEORGE：在Keiserkeller我们的演出开始得更早，结束得更晚。他们把我们跟别的乐队组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可以交替着表演——一开始跟Derry and the Seniors，之后又是跟Rory Storm and the Hurricanes。合同上说我们我们表演六个小时，然后其他乐队再表演六个小时，所以这是一组十二小时的表演。就这样我们一小时他们一小时轮流地表演着，日复一日，为了一个月那点儿钱。但是当你还是孩子的时候你并不在乎，真的。


STUART SUTCLIFFE：我们相比刚到汉堡的时候已经提高了非常多，在这里的Allan Willians告诉我们，利物浦没有哪个乐队能够赶得上我们的乐队了。 60
GEORGE：我们得学上成千上万的歌。我们一天得表演那么长的时间，能把所有歌都演奏一遍。所以我们表演所有Genen Vincent的歌——我们会把专辑上所有的都表演一遍；不只是一首懒洋洋的“Blue-Jean Bop”，无论什么都可以。我们会弄来一张Chuck Berry的唱片，把上面的歌全学会，还有Little Richard、Everly Brothers、Buddy Holly、Fats Domino的同样也会这样——所有都是。但是我们也会表演像“Moonglow”这样的，我们曾经把它演奏成纯乐器的曲子。因为我们得在台上好几个小时——我们还会编点儿东西。
在汉堡那段时间真的很像我们的学徒时期，得学着怎样在人们面前表演。
JOHN：我们有一次试过一首德语歌，唱给那群人。
我们变得好起来，也多了些自信。这些我们也没办法，因为我们有了很多整夜表演的经验。观众都是外国人，这让我们表演起来很方便。我们得更加努力，把我们的心与灵魂都投入进去，使我们能够克服那些困难。 67 后来我们的演出就挺好的了。我们工作着，表演很长的时间——当你有年龄优势，能找到工作的时候。 76 后来我们都会在舞台上蹦来跳去。Paul则会把“What'd I Say?”唱上一个半小时。 72
PAUL：“What'd I Say”总是一首很能吸引人的歌。那是我们的拿手戏之一。后来唱这首歌就变成了冲刺吉尼斯世界纪录——我们能把它唱得时间最久。它是一首完美的歌；它有世上最棒的开场即兴乐段。而且如果你有一架Wurlitzer电子琴（我们没有）你就可以持续几个小时地演奏着那段即兴乐段。然后这歌就会唱道：“Tell your MAMA, tell your PAW. Gonna take you back to ArkanSAW. See the girl with the red dress on...”我们能把这些弹出来。之后便是副歌：“Tell me, what'd I say?”而且你也可以让这段持续好几个小时。再然后就是最棒的那一句：“Oh yeah！”——观众们也参与了进来。
JOHN： 就我所知，那是我最早听过的唱片上的电子琴了。“What'd I Say”大概是所有吉他过门唱片的开始。我们谁都没有电子琴所以我们只能在吉他上试试，去弹出那种低音。在那之前，所有的主要都是Little Richard的摇滚唱片上那种过门，像“Lucille”的萨克斯部分中的吉他过门。“What'd I Say”就像一场新的球赛的开始，而这场球赛现在还在继续。 74
PAUL：我们在那里从来没想过写我们自己的歌。别的事情太多了。我写过那么几首但是我不敢给任何人看，因为它们太不值得一提了。我唱歌的时候总是会用Chuck Berry的歌。 “A Taste Of Honey”我在汉堡的拿手戏之一——有点儿民谣色彩。它很与众不同，但是它经常被观众点到。我们用充满回音的话筒唱着密集和声，而且唱得很棒。实际上这个话筒曾经听起来还不错。
我们变得越来越好，其他乐队也开始过来看我们表演。其中最光荣的便是当Tony Sheridan从Top Ten (我们渴望着能去的那家大俱乐部）过来或者是当Rory Storm、Ringo过来看我们的时候。

JOHN：那是我们曾经做过的事儿！我们曾经把舞台给毁了——这比The Who出来砸东西可早多了；我们曾经在没人的时候也一直弹着吉他。我们烂醉如泥，砸烂那些器材。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沮丧，而不是有过什么经过大脑的理智想法：“我们要毁了舞台，我们要脖子上带着马桶圈儿，我们要把衣服扒光。”我们干了这些事儿，趁着酒醉发作。


Paul告诉我说他和我曾经为了谁是头儿争吵过。我记不起来了。之后这事儿就再也没发生。我并不是那么坚定地想付出一切代价成为头儿。如果我确实争吵过，那只是出于骄傲罢了。
所有的争吵都变得微不足道，因为我们都受够了而且因为繁重的工作而变得急躁。我们只是小孩子。George有一次朝台上的我丢了些吃的东西。争吵都是因为一些很愚蠢的事情。我说我会打烂他的脸。我们向对方叫喊，但是这些就是所有了；我从来没做过什么别的。
67 还有一次我向George扔了一盘儿吃的。那是我们之间唯一的暴力。 69
GEORGE：多年来John老是会向所有人身上丢各种东西。我不记得那事儿有发生过，不过如果他提起过那就一定发生过。有好几次他的确扔东西了。他变得很奇怪。酒和Preludin带来的消极和不利的影响会让你一直兴奋好几天，然后你就会长生幻觉，变得有点儿怪异。John有时会变得烦躁不安。他会早上很早的时候过来大声咆哮，我则会躺在那儿假装睡着了，希望他注意不到我。
有一次Paul和一个小妞睡在床上，John进来了，拿着一把剪刀把她所有的衣服剪成了碎片,然后捣坏了整个衣柜。他偶尔会成这样；这是因为药片的缘故，而且药效持续得太长了。但是我们都向德国人身上丢东西；整个乐队都会。
JOHN：我们曾经向德国人喊英语，叫他们纳粹让他们滚蛋。 70
PAUL：有一天我们正在做我们的事情，一些看起来有些怪，与其他人不同的人进来了。我们立刻就感觉到：“喔……志趣相投……这里要有些事儿发生了。”他们进来坐了下来，他们分别是Astrid、Jürgen还有Klaus。Klaus Voormann后来给Manfred Mann弹过贝斯。Jürge是Jüfgen Vollmer，直到现在他还是一个很优秀的摄影师。Astrid Kirchherr也是一样，她后来成为了Stuart的女朋友——他们爱得很深。无论如何，他们来到这儿，坐下，而且我们能发觉他们有些与众不同的特质。那也是我们正在寻找的。
GEORGE：Astrid一开始是Klaus的女朋友，他们有一天晚上吵了架，Klaus一气之下走了。他对Astrid很生气，来到了这个汉堡最差劲的他却从来没来过的地方地方。他闲逛着，听到了从地下室里传来的噪音，所以他便来到了Keiserkeller，发现了我们，他觉得我们很有意思。他回去告诉Astrid还有她的一些朋友——然后他们就定期来看我们了。Astrid和Klaus来得最频繁。他们喜欢我们的乐队，Astrid还想给我们拍照。
PAUL：他们都像是那种留着摇滚发型或者背头的人，但是却与众不同；他们全身都穿着黑色。事实上，我们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穿着的方式。他们把自己称为“存在者”——存在主义者。他们并不是摇滚青年也不是摩登派，而是“存在者”。

我们还是摇滚歌手的样子但是，就像我说的，我们有一点儿和其他乐队与众不同：不同的题材，不同的幽默感。Stuart会让自己看起来James Dean。他会将自己藏进阴影，拿着他的贝斯站在那里——就是这样的姿势。起初，他们对Stuart的印象很深：他们很显然不是为寻找音乐而来——而是摄影映像。当Stuart成了一个画家，John是个艺术学校学生，而他们也是的时候，这就有了一个很棒的关联。所以他得跟他们喝酒聊天，不久就很熟悉他们了。
STUART SUTCLIFFE：就在最近我遇到了最棒的朋友，那是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三人组。我完全被他们的魅力所吸引了。那个女孩儿觉得我是这几个人中最帅的。我就在这儿，感觉着我是乐队中最优秀的人，当我知道有人说我看起来是多么的棒的时候——而我旁边站着伟大的Romeo John Lennon和他的两个忠实拥护者Paul和George：汉堡的风流人物们！
GEORGE：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我们能遇到他们真是太棒了，因为他们比本地人更加有文化。他们非常欣赏我们，但是他们也很有艺术气质，自身也十分令人感兴趣。他们是汉堡爱好艺术的那群人。
我们开始跟他们一起出去。我们在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要比他们在我们身上学到的东西多。Klaus、Astrid还有Jürgen成了真正的的朋友。Klaus后来成为了一个贝斯手，在我很多唱片还有其他人的唱片里演奏过。 Astrid真是太和蔼可亲了；她把我们带到了她家让我们住下。她帮助过我们很多，甚至让我们能洗个澡。Astrid当时有二十二岁而我只有十七岁；她看起来比我年长很多，十分成熟。
终于，Stuart和Astrid一起出去了；Astrid很可爱——Stuart也是；你可以从他们的照片上看出来。
PAUL：我们与这些人交往十分密切。Jürgen和Astrid为我们照过一些早期的照片。当他们能有一个工作室（或者他们认识一个有工作室的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去那儿。我们之前从来没享受过这样的待遇。
JOHN：是汉堡让我们这样。那是我们真正得到发展的地方。为了让德国人进来看表演，为了能坚持十二个小时我们不得不拼命。我们如果一直呆在家里是不会提高这么多的。我们在汉堡得尝试所有自己脑袋中的想法。没有人能够模仿。我们表演我们最喜欢的东西，而对于的国人来说只要声音大，他们就会喜欢。 67
PAUL：Jürgen和Astrid会带我们去像露天游乐场这样破旧的地方为我们拍照，所以我们开始了解这种事儿是怎么样完成的。所以早期的时候当我们拍印刷品上的照片时，我们会问摄影师：“我们能去外面拍么？”我们喜欢那种样子——它看起来很棒。但我们总是很烦闪光灯。
我们找到了一个卖皮夹克的商店，我们知道利物浦没有人会有皮夹克，那衣服真是太酷了。所以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这一定会变得很棒。

GEORGE：当我们看到这些皮夹克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了穿上它们的主意。皮夹克总是时髦的东西——Marlon Brando——还有牛仔裤。德国有很棒的皮衣，我们的朋友们都穿着。当我们还是利物浦的脏小子的时候Astrid已经穿成那样了——她就是那个穿皮衣剪着Beatle发型的人。
我们跟其他的一些本地人成了朋友；那些俱乐部的服务员和经理。他们真的喜欢上了我们因为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来到汉堡。
PAUL：那时距离战争结束还是很近，利物浦的还有我们小区的人们都没有忘记，所以能结识德国的年轻人们是有好处的。所有这些进俱乐部的孩子都忘记了战争，这很有益于我们与这些人之间的关系。
那对我们来说很奇怪。那里什么都很不一样，整个德国的氛围都是。我们会去邮局买邮票。那就像是一个小孩子在童子军营地里，通信成了很重要的东西：当他们递邮件的时候你会祈祷会有你的两三封信。如果没有你就会感觉特别失望。
在这里，俱乐部经理会把它们给我们送来，当我们拿到它们时那真是太棒了——我们会到走到一个角落里来读这些长信。
RINGO：第一次来到德国的那个早晨，我漫无目的地逛荡，想着要去哪里，却撞上了Grosse Freiheit的Stuart。我根本不认识他，但是他把我带进了一个卖煎饼的小咖啡馆儿，让我吃了在德国的第一顿饭。
我们都一起在Reeperbahn闲逛，一起吃着玉米片和煎饼——这让我学会了一点儿德语。我学会的第一个单词就是玉米片，然后我学会了Pfannkuchen（煎饼）还有Ei und Kartoffeln（鸡蛋和土豆）。服务员们会教你说“滚蛋”或者“见鬼去吧”，装作它们是另一个意思。所以我们就对某个人说了这些，他们便一下子掐住我们的脖子，我们只得说：“不，我们是英国人！是那个人教我们说的！”
这是一个很粗暴的地方。利物浦也是，但是因为我们从小长在那儿所以我们知道怎样对付。
GEORGE：我们会去几个地方吃东西。有一个非常便宜的恐怖地方，就在Kaiserkeller不远处的一个街角上，小侧街的右边。顾客们都是本地人，但是他们看起来都像是战争老兵——一些没有腿没有眼没有胳膊的人——还有那些长舌妇。我们会去那儿吃一顿恐怖的“精美大餐”，因为我们没几个钱。
然而，比那里好多了的地方则是Harald的餐厅。他曾经给我们提供玉米片，还有鸡蛋和薯条。还有牛奶；这可能把我们救了——那条街有很多提供新鲜牛奶的地方。我们早上起来，会在Bambi Kino对面的乳品店买上一升冷牛奶。有几次我们买到了脱脂奶却不知道它是什么。我们想：“呸！这是怎么了？”它喝着像变了质。


STUART SUTCLIFFE：我们上周在Kaiserkeller结束了表演。**介入了因为我们没有工作许可证。Paul和鼓手Peter在昨天被驱逐出境，戴着手铐被押送到了机场。我是清白的，但是被指控纵火罪——就是在我们睡的电影院点火。我到了俱乐部，被告知所有的汉堡**都在找我。乐队的其他人都被关起来了。所以挽着Astrid胳膊的微笑着的我接着投降了。这次，我没有意识到这样做的代价。我所有的财物，包括眼镜，都被拿走了，然后我就被带进了牢房，在那里我不吃不喝地在一个很硬的长木凳上坐了六个小时，而门紧紧地关着。我用德语签了供状，说我对火灾一无所知，之后他们就放了我。第二天Paul和Pete被驱逐出境，一架飞机把他们送回了家。John和我留在那儿既没钱也没工作。**禁止我们工作，就像我们因为在这个国家非法工作三个月就有责任被驱逐出境。第二天John回了家。我在Astrid家一直住到了一月。那时候她帮我改掉了前几个月积累起来的行为恶劣和说脏话的习惯。天哪我太爱她了。
JOHN：他们都被驱逐出境了，而我被丢在汉堡。一个人跟另一班音乐人表演。那真是一段很令人心烦意乱的经历，当你在国外，很年轻，一个人被丢在那里的时候。 76 我们在来这儿的时候已经把钱花光了，我没有剩下一点儿，而且被困在汉堡没有吃饭的钱可不是开玩笑的，尤其是在圣诞节临近时。
要回到家了，那很糟糕。 67 我自己感到非常伤心，而且缓慢而费力地回到利物浦真是个让人又饿又累的差事。 63 我背着自己的扬声器，非常担心害怕因为我是要把它偷过来的。我没有付钱。我相信我是不会在英国被发现的。 67
当我回到了家的时候，我受够了，几个星期都不跟别人联系。一个月对于十八九岁的人来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我对于去思考坚持是否值得变得冷漠。 80 我想：“这是我想去做的吗？”我总是有种诗人和画家的感觉，所以我想：“真的是这个吗？夜总会、肮脏的景象还有俱乐部里奇怪的人？”如今他们把那称为堕落而那时它只存在于汉堡，存在于乐队演出的俱乐部。我非常认真地想我们是否应该继续下去。 76 现在，当Geroge和Paul发现了这事儿，他们都生我的气了，因为他们想：“我们现在应该工作起来！”但是我冷淡了。你看，一部分的我是和尚，另一部分的我是个会表演的家伙。我知道什么时候停下来能让我继续生存。 80
无论如何，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想我们应该退出利物浦摇滚圈。那东西发展得欣欣向荣，而浪费我们已经得到的在汉堡那些每夜长时间表演的经经历，则会看起来很遗憾。 63
PAUL：汉堡之行之后事情发展得并不好。每个人都需要休息。我希望每个人都能给我打电话来讨论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但是“西线无战事”。我们没有一个人给对方打电话，所以我并不会在困惑的时候太过失望，去想是否要坚持下去或者这是否就是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