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3月4日，梁启超应北京大学哲学社的邀请去为他们作一次演讲。这种事在梁启超本也寻常，可是他偏偏挑了一个不大一般的题目《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
这里的“评”即“批评”。用梁启超自己的话：“批评和介绍不同。介绍，只要把这书的要点和好处提挈出来便够了；批评不单是如此，是要对于原书别有贡献……所以我只是把我认为欠缺或不对的地方，老实说出。”
既然如此，为何说他挑的是一个不大一般的题目呢？一、《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后，胡适见到梁启超，曾请他予以评正；二、北京大学，是胡适任教授的地方，哲学社，又是胡适积极参与的团体。到这里来批评胡适的著作，在常理看，有些不尽恰切。连一贯宽容的胡适后来也在日记里说此事：“这是他（梁启超）不通情理的表示……”
当时的胡适，刚在《新青年》杂志打了几个大仗：鼓吹文学上的“八不主义”；鼓吹“文学改良”；推动白话文发展；努力新诗创作……两年前出版新诗《尝试集》，“暴”得大名。借此东风，又出版了这部《中国哲学史大纲》。30岁刚出头，就如此顺帆高张，用“春风得意”形容，也许不算夸饰。
此时的梁启超，虽然受聘清华、燕京作教授，但较之20多年前在上海《时务报》上一篇接一篇的新兴气锐，“笔锋常带情感”，精彩动人的宣传变法维新文章，名动中国士林的气象，到底不能同日而语。在这样的时候，出来批评一位“时代新锐”的著作，似乎就有些不合时宜。
但无论怎样，梁启超影响仍是很大的。讲演的会场，哲学社借的是北京大学第三院的大礼堂，听课的人，自然不会少。
梁启超的演讲，共分九节。前两节简要介绍此演讲的主旨、缘由和对著作的总估价。他认为：“胡先生观察中国古代哲学，全从‘知识论’方面下手……我所要商量的，是论中国古代哲学，是否应以此为唯一之观察点？”
第三节开始，梁启超便展开具体批评：“这书第一个缺点，是把思想的来源抹杀得太过了。”他引征胡适的话：“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但却顺笔指责胡适：“可惜我们读了胡先生的原著，不免觉得老子、孔子是从天上掉下来了。”
在阐发过程里，梁启超用语也很不客气：“胡先生的哲学勃兴原因，就只为当时长期战争，人民痛苦。这种论断法，可谓很浅薄而且无稽……”“胡先生的偏处，在疑古太过；疑古原不失为治学的一种方法，但太过也很生出毛病……殊不知讲古代史，若连《尚书》、《左传》都一笔勾消，简直把祖宗遗产荡去一大半……”
演讲第四节，梁启超指出：“这书第二个缺点，是写时代太不对了。胡先生对于春秋以前的书，只相信一部《诗经》，他自己找一个枯窘题套上自己。”于是，梁启超出语讥讽：“胡先生拿《采薇》、《大东》、《伐檀》、《硕鼠》诸诗，指为忧时的孔墨、厌世的庄周、纵欲的杨朱、愤世的许行……思想渊源所从出，简直像是说辛幼安《摸鱼儿》、姜白石的《暗香》、《疏影》和胡适之的哲学大纲有什么连络关系，岂不可笑？”
梁启超准备得很充分，时间不够。第二天，原场原地，继续演讲。这一天与头一天，略有不同：被批评的著作人，胡适也到场了。
头一天梁启超开讲，胡适是知道的，但他不乐意去。因为他认为“打”到门前来批评，是不通人情的表示。他便去与鲁迅、周作人兄弟聊天，谈论翻译问题。鲁迅当时劝胡适多搞创作，胡适也表示将来要在这方面努力。第二天，他也并不愿意理睬梁启超的演讲，但同校的张竞生教授却劝他去一下。胡适想一想，也就答应了。
既然胡适到场，就不能不有所表示，所以，当天开场白便由胡适来讲。胡适对着听众，又将梁启超的情况，简要介绍。本来，这在听众是并不需要的，可不表达几句，似乎就有“不通人情世故”之嫌。
梁启超倒并没有因为胡适在场，有所客气。他开场便接着头天的话题说：“这部书讲墨子荀子最好，讲孔子庄子最不好。总说一句，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
这里的“评”即“批评”。用梁启超自己的话：“批评和介绍不同。介绍，只要把这书的要点和好处提挈出来便够了；批评不单是如此，是要对于原书别有贡献……所以我只是把我认为欠缺或不对的地方，老实说出。”
既然如此，为何说他挑的是一个不大一般的题目呢？一、《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后，胡适见到梁启超，曾请他予以评正；二、北京大学，是胡适任教授的地方，哲学社，又是胡适积极参与的团体。到这里来批评胡适的著作，在常理看，有些不尽恰切。连一贯宽容的胡适后来也在日记里说此事：“这是他（梁启超）不通情理的表示……”
当时的胡适，刚在《新青年》杂志打了几个大仗：鼓吹文学上的“八不主义”；鼓吹“文学改良”；推动白话文发展；努力新诗创作……两年前出版新诗《尝试集》，“暴”得大名。借此东风，又出版了这部《中国哲学史大纲》。30岁刚出头，就如此顺帆高张，用“春风得意”形容，也许不算夸饰。
此时的梁启超，虽然受聘清华、燕京作教授，但较之20多年前在上海《时务报》上一篇接一篇的新兴气锐，“笔锋常带情感”，精彩动人的宣传变法维新文章，名动中国士林的气象，到底不能同日而语。在这样的时候，出来批评一位“时代新锐”的著作，似乎就有些不合时宜。
但无论怎样，梁启超影响仍是很大的。讲演的会场，哲学社借的是北京大学第三院的大礼堂，听课的人，自然不会少。
梁启超的演讲，共分九节。前两节简要介绍此演讲的主旨、缘由和对著作的总估价。他认为：“胡先生观察中国古代哲学，全从‘知识论’方面下手……我所要商量的，是论中国古代哲学，是否应以此为唯一之观察点？”
第三节开始，梁启超便展开具体批评：“这书第一个缺点，是把思想的来源抹杀得太过了。”他引征胡适的话：“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但却顺笔指责胡适：“可惜我们读了胡先生的原著，不免觉得老子、孔子是从天上掉下来了。”
在阐发过程里，梁启超用语也很不客气：“胡先生的哲学勃兴原因，就只为当时长期战争，人民痛苦。这种论断法，可谓很浅薄而且无稽……”“胡先生的偏处，在疑古太过；疑古原不失为治学的一种方法，但太过也很生出毛病……殊不知讲古代史，若连《尚书》、《左传》都一笔勾消，简直把祖宗遗产荡去一大半……”
演讲第四节，梁启超指出：“这书第二个缺点，是写时代太不对了。胡先生对于春秋以前的书，只相信一部《诗经》，他自己找一个枯窘题套上自己。”于是，梁启超出语讥讽：“胡先生拿《采薇》、《大东》、《伐檀》、《硕鼠》诸诗，指为忧时的孔墨、厌世的庄周、纵欲的杨朱、愤世的许行……思想渊源所从出，简直像是说辛幼安《摸鱼儿》、姜白石的《暗香》、《疏影》和胡适之的哲学大纲有什么连络关系，岂不可笑？”
梁启超准备得很充分，时间不够。第二天，原场原地，继续演讲。这一天与头一天，略有不同：被批评的著作人，胡适也到场了。
头一天梁启超开讲，胡适是知道的，但他不乐意去。因为他认为“打”到门前来批评，是不通人情的表示。他便去与鲁迅、周作人兄弟聊天，谈论翻译问题。鲁迅当时劝胡适多搞创作，胡适也表示将来要在这方面努力。第二天，他也并不愿意理睬梁启超的演讲，但同校的张竞生教授却劝他去一下。胡适想一想，也就答应了。
既然胡适到场，就不能不有所表示，所以，当天开场白便由胡适来讲。胡适对着听众，又将梁启超的情况，简要介绍。本来，这在听众是并不需要的，可不表达几句，似乎就有“不通人情世故”之嫌。
梁启超倒并没有因为胡适在场，有所客气。他开场便接着头天的话题说：“这部书讲墨子荀子最好，讲孔子庄子最不好。总说一句，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