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梁启超先生息影政坛，专门从事学术研究。他是清华大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同时也在北京师大、南开大学兼课。他在师大教的是中国文化史，只讲到社会组织篇，每周也只来两次。但每次梁先生来，教室里都是座无虚席，且许多人都站着听讲。

　　梁先生每次来校，坐的都是自备马车。即使在车上也手不释卷，进了校门，才把书装进提包里。到了教授休息室，就又把书展开来。梁先生讲授时，对每一问题，都是上下古今，旁征博引，精辟透彻，引人入胜。在引证的同时，提出自己的见解，来启发大家。他不止一次地谈到：“凡研究学问，既要能钻进去，又要能走出来，才不致为人所蔽，而能自有所得。所以古人说读书就是攻书，这个‘攻’字很有意义，要很好地体会。”梁先生是文满天下的人，但出乎意外，他的口才赶不上他的文才。讲演时，他并非口若悬河。他虽循循善诱，但在紧要关头，我们发觉他往往是将两手交叉胸前，好似准备与人搏击的姿态，非常紧张。孙中山讲演时，时间长了，偶尔将两手后交叉，不过态度还是从容不迫的。两人相比特点鲜明有趣，也许梁先生在讲演上的训练不及孙先生那样早已驾轻就熟了吧！ 

　　梁先生50岁生日那天，他特地在北京某女校举行一次讲演。题目是《知命与努力》，这是联系孔子所谓“五十知天命”的话提出来的。在讲演中，一次他突然举起右手指向前面一堵墙，大发议论：“人生五十，是一生的里程碑，所以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这是孔子从几十年的经验中概括出来的一句很有意义的话。所谓天命是什么呢？决不是八字先生所谓的命，而是通过自己躬行力践认识到的一个道理。譬如我前面的那扇墙，我今天就想努力把它推倒，是不可能的，努力是要的，但在看清楚客观环境之后，明白了自己主观上纵如何努力，也无济于事，我今天不可能把这扇墙推倒了，这即所谓天命。换句话说，天下事物都有个分际，有个限度，我们所谓努力，只能在这个分际和限度之内去活动。如果要想超过这个限度，一定要勉强而行之，那是达不到目的的。中国过去有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传说，那是寓言，那是神话，决不是事实。我们决不能把神话和寓言与事实等同起来。”梁先生接着联系自己说：“我从少年时代起，就立志要改造中国，中间奋斗了几十年，成了今天的我，但中国还是这么乱，这么落后，既不能富，也不能强。为了改造中国这个理想，我不知道付出了多少代价，是人所共知的，难道说我不努力吗！可是，到了今天，50岁的今天，我已认识到这个改造中国的大任，已不可能在我有生之年及身完成了，这就是我的天命观。但是中国还是要继续改造的，还要继续努力的，不过这个责任就落在各位青年身上了。我希望各位要立大志，下决心，为我们的事业继续奋斗，在这个基础上，再努力前进，一定要把中国改造过来。我虽然尽了几十年的努力，不过为各位作个开路先锋而已。”言毕，梁先生不禁感叹唏嘘。

　　由此可见，梁先生的精神风貌，已不是戊戌政变前后那样的朝气蓬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