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的年少时光
　　作者：桐华
　　Chapter 1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学习一件事情，就是不回头，只为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后悔，不为自己做过的事情后悔。人生每一步行来，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一些，失去了我不想失去的一些。可这世上的芸芸众生，谁又不是这样呢？
　　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了里氏8.0级大地震，陕西、甘肃发生了里氏6.5级到7.0级的余震。
　　那一日，身在旧金山的罗琦琦如往常一般开车去上班，提前三十分钟到办公室，边喝牛奶，边上网收发邮件，突然，她看到了汶川地震的消息，震惊地点击进去，确定了这条消息的真实性。
　　大脑麻木了几分钟后，她突然意识到四川与陕西接壤，四川发生这么大的地震，陕西肯定也会被波及。顾不上此时是中国时间的凌晨，她给家里打电话，电话没有人接；换爸爸的手机，没有人接；换妈妈的手机，没有人接；换妹妹的手机，依然没有人接。
　　琦琦一遍遍拨打着父母的电话，在无人接听的电话声中，她的手开始发颤。
　　华人同事小玲的父母在成都，当电话连续打不通时，她趴在办公桌上失声痛哭。
　　整个早上，罗琦琦什么都没做，只是一遍遍拨打着电话，一遍遍刷新着网页，可地震刚发生，连震级都没有真正确定，网上的报道少得可怜。她为了了解陕西省受到的冲击，搜出了中国地图，用尺子测量西安和汶川的距离，按照比例尺计算实际的空间距离，又打电话给麻省理工研究地壳运动的大学校友，询问他地震传播的次级递减规律。等到下班的时候，她已经成了半个地震专家。
　　晚上，电话终于打通。爸爸说：“人都没有事，房子也没事，就天花板掉了几块，电视机被砸得有点变形，你不用担心，瑗瑗一直陪着我们。”
　　琦琦挨个询问了一遍家里的亲戚，确认了每个人的安全，又对妹妹千叮咛万嘱咐。
　　正要挂电话，妹妹说：“你过十分钟后给我的手机上打个电话，我有话和你说。”
　　十分钟后，罗琦琦打到妹妹的手机上：“什么事情？”
　　“姐，你有算过多少年没回过国了吗？你去的是美国，不是月球！昨天下午地震后，我们没敢在屋子里睡，在街头露宿了一晚，爸妈一直在念叨你。就是美国总统也要回家看望一下父母吧？你就日理万机到连回家一趟的时间都没有？我知道你给了家里不少钱，爸妈住的房子、我开的车子都是你的钱，如果没有你，爸妈和我说不定还在挤七十年代的筒子楼，可你知道爸爸有肝硬化吗？你陪妈妈去过医院吗？我们若在震中，你想没想过你就见不到我们了……”罗瑗瑗哭了出来，五分是对生死无常的后怕，五分是对地震惨状的感同身受。
　　罗琦琦不吭声，良久后，她说：“我会尽快安排假期，回国一趟。”
　　罗瑗瑗一边哭，一边笑：“这还差不多，爸妈肯定会很高兴。”
　　虽然决定了要休假，可工作上的事情，不是说走就能走的，等罗琦琦一切安排妥当，已经是九月份。
　　周围归国的华人都拎着大包小包，就她只带了一个中等大小的行李箱。从旧金山起飞，十多个小时就到了北京。
　　罗琦琦恍惚地想，十多个小时，才是当年坐火车到北京的四分之一时间，原来太平洋的距离并不是那么遥远。
　　在西安机场，取了行李，朝外走，听到有人高声叫：“姐，姐。”
　　一个打扮靓丽的女子不停地朝她挥手。
　　四年没见，有些许陌生，可当妹妹一把抱住她时，源自血缘的熟悉刹那就回来了。
　　瑗瑗还是和以前一样，喜欢说话。她一边开车，一边说个不停，询问着美国的事情，絮叨着国内的生活，又兴高采烈地说：“哦，对了，那天我和同事去税务局办事，那帮公务员没有艳若桃李，却绝对冷若冰霜，后来突然出来一个人，我不认识他，他却认识我，说‘你姐是不是罗琦琦’，我说‘是啊’，他就让同事帮我们把事给顺利办了，我们要谢他，人家推辞说‘一点小事举手之劳，我和你姐是老同学’，我以前和同事说你从小就是出类拔萃的风云人物，我同事还不信，总说我吹牛，那次才算信了。”


ter 2
青春在哪里？
每个少年的眼睛，黑白分明，犹如一块幕布。
　　勇敢、冲动、懦弱、好奇、渴望、困惑、伤心、失望、思索……所有属于青春的绚丽色彩都在那黑白分明的幕布中上演。
　　当它在缤纷地演奏时，我们却懵懂无知，即使它近在我们的眼睛里。
　　正因为它太近了，近在我们的眼睛里，所以，我们无法看到。
　　唯有当它逐渐远离时，我们才能看清它。看清楚那一切也许精彩、也许不精彩故事背后的因果得失，可是，一切已经是定格后的胶片，无论我们是微笑、还是落泪，都只能遥遥站在时光这头，静看着时光那头荧幕上的聚与散、得与失。
　　这就是青春，唯有它离开后，我们才能看清楚。
　　回忆的开始我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家庭条件不富也不穷，父母文化程度不高也不低。在我五岁之前的记忆中，关于他们的画面很少，因为在小我一岁零五个月的妹妹罗瑗瑗出生后，父母将我送到了外公身边。
　　在外公那里，我很幸福快乐，集万千宠爱于一生，是一个典型地泡在“蜜罐子”里的孩子。
　　外公是当地最好的土木工程师，画圆圈可以不用圆规，写得一手非常漂亮的蝇头小楷，晚年时喜读金庸，至今家里仍有他手抄的《倚天屠龙记》，装订成册，如一本本精美的古书。他出身富足，家里是大橘园主。
　　因为他的出身，在那个年代，他没少经历风浪，可不管什么磨难，他都淡然对之，唯一让他不能淡然的就是他和外婆的离婚。离婚后，外婆带着母亲远走他乡，嫁给了另一个男子，这个男子对我的母亲很刻薄，母亲的童年和少年堪称不幸。等我母亲再见我外公时，已经是二十多年后，母亲初见他时，怎么都叫不出“爸爸”二字，早已不因物喜、不以己悲的外公老泪纵横。
　　提出离婚的是外婆，错不在外公，可外公对我的母亲依旧很愧疚，再加上我是他身边唯一的孙子辈，他对我的溺爱达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根据我二姨妈的回忆，我小时候又臭美又嚣张又贪小便宜，她给我买了一双小皮鞋，早上服侍我穿鞋，我坚决不肯穿，嫌弃皮鞋不够亮，无论她如何劝都没有用，她只能早饭都不吃地帮我擦皮鞋，她抱怨了两句，我立即去找外公告状，坚决要求打她屁股，外公真的就拿报纸拍了二姨妈两下。还有，家里无论任何人照相，都不能漏掉我，如果不把我纳入相机，那谁都别想照，连二姨妈的同事照合影，我都要掺和一脚，所以，虽然那个年代，照相还是一件挺严肃认真稀罕的事情，可我五岁前的相片多得看都看不过来，常常是一堆大人中间夹着个小不点，人家哭笑不得，我得意洋洋。
　　那些人神公愤的记忆都来自于二姨妈的讲述，我是一点都不记得。在我的记忆中，我只记得外公带我去钓鱼，我不喜欢他抱，要自己走，他就跟在我身旁，短短的路，我一会要采花，一会要捉蚂蚱，走一两个小时都很正常，外公就一直陪着我；外公给我买酒心巧克力，只因为我爱吃，他不介意人家说小孩不该吃醉；我把墨汁糊到他收藏的古书上，二姨妈看得都心疼，他只哈哈一笑；清晨时分，他教我诵“春眠不觉晓”；傍晚时分，他抱着我，坐在摇椅里，对着晚霞摇阿摇。
　　在外公的宠溺下，我嚣张恣意地快乐着。
　　五岁的时候，因为要上小学了，父母将我接回自己身边。记得母亲出现在我面前时，我不肯叫她“妈妈”，我只是一边吮着棒棒糖，一边用狐疑的目光打量着这个远道而来、神情哀伤的女子。在我的大哭大叫、连踢带踹中，母亲将我强行带上火车，返回了我的“家”。
　　从此，我的幸福终结，苦难开始。
　　在外公身边，我是小公主，我拥有一切最好的东西，最丰厚的爱，整个世界都在围绕着我转，可是，在父母身边，另一个小姑娘，我的妹妹才是小公主。


因为我人小，缩坐在角落里，是一个视觉盲点；他们又怎么都想不到，我竟然就在客厅，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这又是一个心理盲点，所以父母一直没有找到我，惊慌失措下再顾不上吃饭，匆匆找来隔壁的阿姨照顾妹妹，两个人穿上大衣，冲进冬夜的寒风里，开始四处寻找我，而我只是坐在客厅的角落里，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发生。
　　我并不是故意制造这场慌乱，我只是当时真地不想答应他们的叫声，而后来，等事情闹大时，我自己也开始慌乱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把自己更深地藏起来。
　　这场闹剧一直持续到深夜，后来，妹妹捡滚落的积木时发现了我。这个家伙一脸我军抓住国党特务的兴奋表情，邀功地去上报，父亲抓住我想打，母亲拦住了他，问我原因，我看着父亲的大掌，摸着自己的屁股，想都没有想地冲口而出，“我没听到你们叫我，我看着看着图画就睡着了。” 　我人生的第一个谎言让我免去了一顿“铁掌炒肉”。
　　在我还差一个月六岁的时候，我进了小学。
　　当时，对上学年龄的管制很严格，没有满七岁绝不许上学，不要说差一岁多，差一个月都不行。父亲为了送我入学，颇想了点办法，托关系把我送进了当地驻兵部队的子弟小学，那个学校是部队自己办的，录取标准比较宽松。
　　但是，由于我得了肺结核，在拼音还没学全的时候，就休学了。
　　在家养病一年后，父母问我是重新读一个一年级，还是就接着读二年级。
　　那个时候，学校里流行一首歌谣：“留级生炒花生，炒了花生给医生。医生说真好吃，原来是个留级生！”
　　我亲眼目睹过一群小朋友聚集在路边对着一个孩子高声唱诵的场面，想到这里，我打了一个寒颤，毅然告诉父母，我要和同学一起读二年级。父母就让我去读二年级了。
　　我的年龄本就比同学小，心智半开，又没有读小学一年级，结果很容易想象——我的成绩很不好。由于性格孤僻、沉默寡言、再加上成绩不好，我从头到脚都不是老师喜欢的类型，所以我就越发的性格孤僻、沉默寡言、成绩不好。
　　不过，这些都没有什么，因为我的父母并不在乎我的学习成绩，他们从来不会因为我考了倒数第一、第二就责骂我，他们只说尽力就好，所以我并没有太大的学习压力。除了那个让我羡慕、嫉妒、讨厌的妹妹，以及让我觉得无比压抑和孤单的家庭，我的生活也还过得去，我甚至交到了一个极其要好的朋友——葛晓菲，她是班上的第一名，是独生女，非常羡慕我有一个妹妹可以一起玩，而我羡慕所有的独生女。初中的时候，上政治课时，知道了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后，我还怨怪我国的基本国策执行力度实在不够。
　　葛晓菲很喜欢说话，而我很不喜欢说话，和我在一起，她绝对不用担心有人和她抢话。除了这个互补的不同点，葛晓菲和我还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不喜欢回家，常常放学后，别的同学都已经早回家时，我们两个仍然在学校里四处徘徊。
　　徘徊得多了，抬头不见低头见，一来二去，我们两个成了好朋友，而我在她面前时，偶尔也会变得像在外公身边一样活泼调皮。我们两个一块上学，一块放学，在一起时，总是手牵着手，我感觉她才是我的姐妹，甚至一颗糖，我也会留一半给她，她对我也极好，只要我想要的，她宁可自己不用都要留给我，我不开心时，她总是想尽办法逗我笑，我的手很笨拙，每次上手工课都比别人慢，她总是先帮我做，等完成我的后，才去匆匆赶自己的作业。
　　我们俩个好得就像连体婴儿，恨不得时时刻刻在一起。有一天放学后，我们手牵着手玩了很久，却依然不想分开，可是天已经黑了。
　　晓菲说她不想回家，问我可不可以陪她，我就邀请她去我家，爸爸妈妈看到我带小朋友回家，很热情地招待了她，晚上，我们俩个睡一张床，头挨着头，那是我第一次在家里没有觉得孤单，我觉得无比幸福。


　　～～～～～～一个夏日的下午，一切都如往常一样。课间一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除了做值日的同学，别的人都跑到了操场上去玩，我因为喜欢窗台上的那片阳光，所以缩坐到窗台上看书和眺望远处。
　　等自由活动时间结束后，同学们返来上自习时，周芸向赵老师报告她的钢笔丢了，她很委屈地说，这只钢笔是她爸爸特意为她买的，下课前她还用过，现在却不见了。赵老师认为此事情节严重，一定要严肃处理，开始一个个询问，课间活动的时候，都有谁在教室。
　　最有嫌疑的张骏下课铃一响，就和一群男生冲出了教室，一直在操场上踢足球，有无数人可以作证。赵老师询问他时，他大咧咧地直接把书包抽出来放在桌子上，对赵老师说：“你可以搜查。”在他的坦然自信下，赵老师立即排除了他的嫌疑。
　　最后，在教室里还有其他两三个同学的情况下，赵老师一口把我点了出来，要求我交出钢笔，只要交出来，这一次可以先原谅我！
　　我不敢相信自己耳朵所听到的，当时，我站在靠着窗户的位置上，阳光那么灿烂地照着我，我却全身发冷。
　　赵老师在讲台上义正言辞地批评着我，全班三十多个同学的眼睛全都一眨不眨地盯着我，每一双眼睛都如利剑，刺得我疼。
　　我强忍着泪水说：“赵老师，我没有……没有拿她的钢笔。”
　　可是赵老师不相信，在她心中，留在教室的几个学生，只有我是坏学生，也只有我才能做出这样的坏事，我这么个坏学生，课间活动的时候不出去野和疯，却留在教室里，说自己在看书，本来就匪夷所思、不合情理。
　　她一遍遍斥责着我，命我交出偷的赃物，而我一遍遍申辩我没有偷。
　　这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恼羞成怒，喝令我站到讲台上，然后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开始从头到脚地搜我的身，我只觉得屈辱不堪，一边掉眼泪，一边任由她在我身上翻来摸去。
　　全班同学都静悄悄地看着讲台上的我，眼睛里面有看一场好戏的残忍，他们期待着赃物缴获那一刻的兴奋。赵老师把我推来搡去，我在泪眼朦胧中，看到教室最后面一双异样沉静的眼眸，没有其他人隐含的兴奋期待，冷漠中似有若有若无的同情，轻蔑下好像有一点点怜悯。
　　赵老师搜了我的身后，又搜了我的课桌和书包，都没有发现钢笔，尴尬下，对我的斥骂声越来越大。
　　搜不到赃物，她无法对我定罪，却仍对我恶狠狠地警告，“不要以为这次没有抓住你，你就可以蒙混过关，你就是个小偷！是个‘三只手’！”
　　我当时只感觉全身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好像“小偷”那两个字被人用烧红的烙铁深深地印到了我的额头上。事实也证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两个字的确刻到了我的额头上。
　　赵老师把我偷东西、还狡辩不承认的事情添油加醋地告诉各个老师，同学们也一致认定是我偷了东西，他们在后面提起我时，不再叫我的名字，都叫我“三只手”，有的女生甚至会刻意在我面前，用不高不低的声音说“三只手”这三个字，我只能屈辱地深深低下头，沉默地快速走开，她们在我身后夸张地大笑。
　　男生没有女生那么刻薄，不会叫我“三只手”，可是，当他们听到有人叫“三只手”时，齐刷刷看向我的视线不啻于一把把锋利的刀剑。
　　很长一段时间，我一听到这三个字，就恨不得自己能立即死掉，立即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清晨起床的时候，我甚至会恐惧，我害怕老师、害怕同学。上学，对我而言，成为了最恐怖的事情。
　　谁说“人之初、性本善”？见过小孩子残忍地虐杀小动物吗？他们能把小鸟活活玩死。人的本性中隐含兽性，孩子的世界其实充满残忍。
　　在发生偷钢笔事件的一个月后，赵老师对我进行了第二次身与心的彻底践踏和羞辱。
　

　　同学们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我，这一次，我没有像以前一样低下头，躲开他们的目光，而是一边走，一边一个个目光冷冷地盯回去。看呀！你不是很喜欢看吗？那我就让你看个清楚、看个够！同学们看到我视线扫向他们时，纷纷躲避，张骏却没有回避我的视线，他斜斜地倚坐在椅子上，悠闲地转动着手中的钢笔，目光沉静地看着我，嘴角似弯非弯。
　　我走出教室时，毅然无畏，可等真地逃出那个给了我无数羞辱的学校时，我却茫然了。大人们在上班，小孩们在上学，街道上很冷清，我能去哪里？
　　我背着书包，悲伤却迷茫地走着，经过几个游戏房。我知道那里是被老师和父母严令禁止的地方，里面聚集的人是父母眼中的“小混混”，老师口中的“地痞”，同学口中的“黑社会”，以前，我都会回避开，但是今天，我的胆子似乎无穷大，我想去见识一下。
　　我挑了一家最大的游戏房走进去，房间里充斥着浓重的烟味，很多男生趴在游戏机前，打得热火朝天，年龄大概从初中到高中，还有极个别的小学生。他们都很专注，看到我一个女生走进游戏机房，虽然很奇怪，可也不过是抬头看一眼，就又专心于自己的游戏。
　　一个瞬间，我就喜欢上了这个乌烟瘴气的地方，因为在这里，没有人用各种目光来看我。
　　十几年前的电子游戏还比较单一，不外乎打飞机、闯迷宫、杀怪物等简单的人机游戏，我站在一边看了半天，都不明白男生为什么这么热衷于拿着把机枪跳上跳下地杀人，觉得很无聊，又听到院子里有人欢呼，我就顺着声音从侧门走了出去。
　　空旷的院子里摆放着两张台球桌。一张台球桌前挤满了人，围观的人都情绪紧张激动，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在赌博。另外一张前只有两个打球的人和一个看球的人。
　　为了招揽生意，别家的台球桌都放在店门口，这家的台球桌却藏在店里面，我当时也没多想，站到那张人少的台球桌边看了起来。其中一个打球的人俯下身子，撑杆瞄准球心时，笑对旁边看球的人说：“生意真好，连小学生都背着书包来光顾了。”
　　另外一个刚打过一杆的人这才注意到旁边站着一个人，上下看了我一眼，对我说：“小妹妹，已经到放学时间，该回家了，不然可就要被老爸老妈发现你逃学了。”
　　他的个子挺高，看不出年纪，虽然油嘴滑舌，但神色不轻浮。我那天也是吃了炸药，不管人家好意歹意，反正出口就是呛人的话，“谁是你的妹妹？你如果是近视眼，就去配一副眼镜。”
　　三个人都扭头盯向我，另一个打球的刚想说话，他却耸了耸了肩膀，对同伴说：“别跟小朋友认真呀！”弯下身子继续去打球了，快速的架手、试杆、瞄准、出杆，一个漂亮的底袋进球。他直起身子，把球杆架在肩膀上，一边寻找着下一个落杆点，一边笑睨着我，似乎在问：“这是近视眼能做到的吗？”
　　站在台球桌边看球的男子约莫二十多岁，他弯下身子去拿放在地上的啤酒，上衣上滑，我看到他身上的刺青（那个年代，刺青绝对没像现在一样普及成装饰作用），突然间觉得不安起来，忙一声不吭地转身向外走。
　　回到家后，我本来以为在赵老师向我的父母恶狠狠告了一状的情况下，父母会好好修理一下我，可是我的父亲只是把那天的作业题拿给我，让我重新做一遍，他看着我做完后，没说什么就让我去吃饭了。吃完饭后，他们两个在卧室里窃窃私语了很久，估计在讨论如何处理我。
　　晚上临睡前，母亲柔声说：“不管事情起因如何，你当面顶撞老师是不对的，明天去学校时，和赵老师道个歉，还有，这支钢笔是你爸爸去北京的时候买的，现在送给你，以后想要什么东西和爸爸妈妈说。”
　　我知道赵老师把上次我偷钢笔的事件也告诉了父母，可母亲不知道是顾及我的自尊还是什么，竟然一字不问，我也懒得多说，拉过被子就躺下了，母亲还想再说几句，妹妹在卫生间里大叫“妈妈”，母亲立即起身，把钢笔放在书桌上，匆匆走了出去。
　　我听着卫生间里传来的笑声，用被子蒙住了头，白天被赵老师辱骂痛打时都没有掉眼泪，可这会不知道为什么，眼泪就哗哗地流了下来。如果外公在，他会不会很心疼我，会不会很肯定地告诉赵老师“琦琦绝不会偷人家东西”，我是不是可以在他怀里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