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抵御日本侵略，民国政府不断追加军事投入，政府开支不断增加
1935年至1937年，膨胀之态势已初露端倪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战争全面爆发。随着战事的深入，全国起而御敌，民国政府不断追加军事投入。从1940年开始，国民政府发动一个征兵的新高潮，预定三年内每年征新兵五十万名加以训练。如此庞大军队，自然会使政府支出增加（详细数据见后）。1939-1941年，政府总支出增长三倍半以上，其中军费占了总支出的大头，1940年军费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78％，1941年至1944年军费支出减少，这是由于先后实行田赋征实和粮食征借，当年征来的粮食的88％供应军队，使军费降下。但是用于征实和征借工作的费用，致政府的行政升支分别增加了12％和14％。然而，这些新征入伍的上兵质量低劣，加之军事装备跟不上人数的增加，因此尽管军费颇大，军队人数增加，但军事效能未见明显改善。
1935年至1937年，膨胀之态势已初露端倪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战争全面爆发。随着战事的深入，全国起而御敌，民国政府不断追加军事投入。从1940年开始，国民政府发动一个征兵的新高潮，预定三年内每年征新兵五十万名加以训练。如此庞大军队，自然会使政府支出增加（详细数据见后）。1939-1941年，政府总支出增长三倍半以上，其中军费占了总支出的大头，1940年军费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78％，1941年至1944年军费支出减少，这是由于先后实行田赋征实和粮食征借，当年征来的粮食的88％供应军队，使军费降下。但是用于征实和征借工作的费用，致政府的行政升支分别增加了12％和14％。然而，这些新征入伍的上兵质量低劣，加之军事装备跟不上人数的增加，因此尽管军费颇大，军队人数增加，但军事效能未见明显改善。
在战事紧张时期，政府必须找钱来维持军需。但是由于当时税收和借贷有限，1937年至1945年期间，税收占战时支出仅为6％，而政府举债也收入微不足道，仅及累积的赤字的5%。于是，国民政府必须设法填补这个赤字窟窿。借贷、外国援助和增发货币，都是常规用来筹资和平衡赤字的路子，当前两者不甚凑效后，增发货币这个最简单直接的方法自然粉墨登场了。在战争初期，政府向银行举债尚属于次要，但自1942年纸币发行权集中国家银行一家之手后，便完全改为以国库券向该行进行垫款。1942年和1943两年中，国家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不断增加，竟将存款全部用光。于是，国家银行不得不开动印钞机增发法币来应对政府需要。在整1937年至1945年期间，战时政府支出50.1%都是通过国家银行这类借款（即通货膨胀性性借款）来垫付的。换言之，民国政府支出一半靠增发法币来垫付。 （见上表）
由于货币的增发，1940年至1945年，中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从战争开始之日，日本就对中国经济进行封锁，特别是战争后期，日军占据上海后，使中国丧失了与海路相通的最后一个据点，从上海走私运进内地的外国商品和上海制造的商品被迫终止。1942年，日军进攻云南，切断中缅公路。上海和中缅的沦陷后，据估算，1942年的进口额币1941年大致降低了50%，大家都预测外国商品将更加缺乏，结果导致1942年的物价加速上涨进口商品价格上涨了三倍以上。在农业方面，由于天灾和国民党在农村征兵等原因，1940年粮食产量逐年减少，粮食价格普遍上涨， 也加剧了通货膨胀。抗日战争爆发前，历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基本上稳定在20亿担以上，而抗战爆发后，全国粮食产量逐年减少，1938年仅为1937年的65%, 1941年仅及1937年的59%。（资料来源:《粮价管制的措施》，《**文献》第110辑第228页）通货膨胀吞噬工农阶层收入，公务员收入跌到战前的1/10，挣扎在饥饿线上 通货膨胀导致物价和币值剧烈变动，势必重新让国民财富重新分配。所以，在战事纷乱的时代中，有幸运者，也有不幸者。由于目前缺乏全国性统计数据，故无法做详细分析，现根据四川和重庆这个地区来粗略考察通货对各阶层的影响。四川是当年经济的中枢，以此作样本是有相当代表性的。
注：此指数是以1937年为基准，即每年薪金收入变动与1937年收入的百分比。 通货膨胀这个绞肉机，首先伸向了政府公务员以及城市工薪阶层。早在1940年，公务员、教师以及士兵的实际收入的2/3被通货膨胀所吞噬。工、农业的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下降了1/3。到了1943年，打工者的实际收入都在下降，但薪金收入者的情况最糟糕。公务员已频临在饥饿线上，其实际收入下跌到战前的1/10.至于教师和士兵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实际工资尚不到战前的1/5。据金陵大学农业经济当时的调查显示，四川省农民的购买力在战时候逐年下降，到1943年以及降至战前的85%（见上图）。 未注明数据来源：《中国通货膨胀史》，张公权，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