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与政治上的控制相辅相成, 大流士和秦始皇十分注重运用法律来维护帝国的统治。大流士很精于此道, 他曾进行过法典的编纂工作。5贝希斯敦铭文6中多次提到/ 国王的法律0, 国外权威学者认为这表明大流士时期已经制订了全国统一的法典。5贝希斯敦铭文6在言及他的统治方略时指出: / 凡忠信之士, 我赐予恩典; 凡不义之人, 我严惩不贷。靠阿胡拉#马兹达之佑,上述地区( 指23 个行省) 遵守我的法律。凡我给他们的一切命令, 他们都遵行不误0[ 9] ( P36) 。在法律实践上, 大流士以法治国, 以功过论奖罚, 做到有法必依, / 执法不避显贵0[ 7] ( P8) , 违法者严厉惩处, 毫不容情。如吕底亚总督欧洛伊铁司违背中央政令, 被处死; 某个/ 行省总督因被告发接受了贿赂, 曾被大流士一世下令活活剥去他的皮用来包裹法庭审讯的座椅0[ 10] ( V, 25) ,以示法律不可违犯。从这里可以看出, 他是以高压手段和严酷立法来维持帝国统治的。但在实际运用中大流士却掌握适度, 执行灵活, 并有一套完备的司法机构。在名义上, 皇帝是最高司法审判者, 不过具体审判工作通常由国王委派的亲信或大臣代行。皇帝之下是一个由七人组成的高等法院。高等法院之下, 设若干地方法院, 星罗棋布遍于全国。在审理案件时, 被告除案情重大者外, 审前可保释。审理有一定的程序。案件审理几乎都定有期限, 不得随意拖延。波斯的刑罚虽然严酷, 但若所犯为单一罪, 则依法不能判死刑, 加之有完备的司法机构和审判程序, 所以在实际运用中处刑比较适度, 没有达到/ 专任刑罚0的程度。此外, 大流士统治时期的波斯帝国, / 司法界相当清廉, 因为贿赂一经证实, 行贿与受贿者均是死罪0[ 11 ] ( P430) 。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司法的公正与权威性。中国历史上大张旗鼓地宣传法治是从秦始皇开始的。司马迁在5李斯列传6 中就曾明言: / 明法度, 定律令, 皆以始皇起。0秦始皇吸收法家思想, 主张法治和注重法律教育, 这本无可非议。但秦始皇在全面推行法治的实践中, 把以法纠恶的观念发展到极端。专任狱吏, 取缔私学, 轻罪重罚。秦始皇坚信只有重刑才能制止犯罪,秦律充分反映了这一点。如, 妻背夫逃亡依律/ 当黥城旦舂0, 近亲通婚则/ 弃市0, / 盗马者死,盗牛者加0[ 12] (P233- 234) , 盗一匹马就处死刑, 盗一头牛就比常刑加重, 这显然是轻罪重罚。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新颁布的刑律, 如/ 以古非今者族0、/ 偶语诗书弃市0、/ 失期者斩0等, 这不仅是轻罪重罚的问题, 而是无罪滥罚了。
处理公务的波斯总督和他的希腊佣兵

从秦始皇的本意看, 轻罪重罚是为了加强统治, 强化法治, 但从实际效果看却是破坏了法治, 使法律原则丧失了应有的严肃性和威慑力。再者, 刑罚之严使人没有伸屈之地, 这就造成了民怨沸腾和人民的反抗, 这是秦始皇所始料不及的。在严酷的法律下, 各种各样的/ 罪人0在秦代史料中无处不有、无时不见, 仅见于史籍的罪犯不下100 多万。按秦朝2000 万人口计, 不到20 人就有一名罪犯。文献所谓/ 赭衣塞路, 囹圄成市0, 绝非虚言。整个秦帝国简直成了一个大囚场和一个刀光剑影、随时都可能身首异处的恐怖世界。

综上所述, 大流士与秦始皇在治国方略的具体执行过程中表现出了巨大差异: 大流士的各种政策较为适度, 能充分照顾到被征服地区的各种利益; 而秦始皇则肆意妄为, 无视被统治者的各种愿望和要求, 使许多政策措施都走向了它的反面。换言之, 大流士对被征服地区和被统治阶级的政治控制较为宽疏、经济剥削较为适度、文化政策较为宽容; 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则政治控制走向极端专制独裁、经济贪欲恶性膨胀、思想文化统得过死, 从而把下层劳动群众、六国旧贵族及士人知识分子全部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秦朝末年, 代表农民阶级的陈胜、吴广,代表下层官吏和城市贫民的刘邦, 代表六国旧贵族的项羽, 代表知识分子的孔甲, 这四种社会势力联合起来推翻了秦王朝的残暴统治。这些都是波斯帝国延祚和秦帝国速亡的重要原因。
当然, 波斯帝国与秦帝国的存亡尚受其他偶然因素的制约。如大流士在位时间较长, 达36 年( 前522- 前486) 之久, 得以充分施展其行政才能, 后继者也较有作为, 较少昏庸之辈, 完好地延续了大流士的治国大政方略; 而秦始皇却壮年早逝, 继承人昏庸无能, 这些也都是导致两个政权不同命运的重要因素。
大流士一世和他的帝国

秦帝国属亚述类型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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