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商界评论
作者：陈 力
他是社会学博士，却用社会学网络的方法研究中国式管理。他否定西方人认为中国是人治社会的看法，指出中国人的管理是礼法并治。
同来自台湾的罗家德教授交流是件轻松愉快的事情，一如他的演讲和文章，幽默、活泼、风趣。现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导的他，总被认为是社会学教授，其实他的专业并不只是社会学，他在台湾时教了近十年的企业管理，现在还是台湾清华大学科技管理学院的兼任教授。他的课题方向，是研究社会学中的网络，也就是人与人关系的社会网，在企业管理里面是如何发生作用的。这是一个交叉学科领域，即用社会学的一些方法来研究企业管理的问题。在这个领域里，罗家德教授目前正在筹备一个学会，名为社会网暨社会资本研究专业委员会，是中国社会学会的分会，但多数会员却为管理学者，这些管理学者主要的兴趣正是以社会网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这个“关系社会”中的管理议题，他们最大的贡献是让人们对中国人的管理方式有了全新的认识——中国人的管理不只在管一家企业，更重要的是在管一个商业网络，所以关系管理是中国人管理的核心议题。
重新审视中国式管理
并不是每位学者都能在前沿的交叉学科领域进行探索，这需要深厚的功底，既熟悉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又有企业管理方面的造诣。而翻开罗家德的履历，一切都明了了：台湾大学经济学学士，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经济学硕士、应用数学系工业工程硕士、社会学博士。
1994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统计系完成博士后研究的罗家德回到台湾，满脑子装着都是从美国学来的管理学知识(两个硕士课程时学到的知识)，想到管理就是制度、流程、科学管理、数字化、科层制、公司规章等。一次，台湾东海大学高承恕教授在与罗家德谈起自己的“东亚经济研究”心得时，讲到一个有趣的案例。
一位外国买主到台湾参观一家全球第一大的玩具小马达工厂，该厂当时占了世界玩具小马达70%的市场。在外国买主的想象中，这家企业一定有着上万人的规模，现代化的厂房，和西方企业一样制度健全的管理。
没想到一下飞机，这位外国买主就被拉到一个乡下一样的地方，一片旧旧的厂房，有着400多位工人。这一切很难与巨大的产值联系起来。时值岁末，该公司要办尾牙宴，这才让外国买主开了眼界，恍然大悟。
原来，尾牙宴席开了上百桌，来了上百家供货商的代表，小马达厂的董事长一桌挨着一桌地敬酒，打通关，这让外国买主见识了中国人如何做生意。这么大的产值当然不是400多人生产出来的，而是400多人加上百家供货商协作生产出来的。
这个案例让浸淫在西方管理中的罗家德意识到，应该跳出西方管理的视角来看待中国人的管理。他开始思考，中国人似乎有一套十分不同于西方的组织方式与管理手段，但它们有什么特色呢?中国文化为什么会孕育出这样的管理模式呢?
先人而后事
罗家德首先想到的是“半部《论语》治天下”，儒家经典著作《论语》谈的都是做人处事的道理，他发现中国人谈管理，重点不在战略、流程、规章，而在做人做事的道理。学会做人的道理，是中国人管理智能的起点。
为什么中国文化会孕育这样的管理模式呢？罗家德从本土心理学、社会学出发探讨这些中国人管理智能从何而来，再以西方管理学中的社会资本理论诠释这些中国管理智能的特质。
相对于西方的团体格局或社会类属格局，中国社会是差序格局；相对于西方人的普遍主义道德观，中国人的道德观是特殊主义的；相对于西方是法治秩序的社会，中国人维持社会秩序主要靠礼治，在礼治传统之下，中国社会的权力来源不来自于制度，也不来自于个人魅力，而来自于“知书达礼”的教化权力。另外，中国人的组织是以“家”为中心，把“家”的概念推而广之，而成为企业或单位。这种自组织起来的“家”自古成为地方的“宗族”，“宗族”的发展使得中国人有着很强的自我组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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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 力他是社会学博士，却用社会学网络的方法研究中国式管理。他否定西方人认为中国是人治社会的看法，指出中国人的管理是礼法并治。
同来自台湾的罗家德教授交流是件轻松愉快的事情，一如他的演讲和文章，幽默、活泼、风趣。现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导的他，总被认为是社会学教授，其实他的专业并不只是社会学，他在台湾时教了近十年的企业管理，现在还是台湾清华大学科技管理学院的兼任教授。他的课题方向，是研究社会学中的网络，也就是人与人关系的社会网，在企业管理里面是如何发生作用的。这是一个交叉学科领域，即用社会学的一些方法来研究企业管理的问题。在这个领域里，罗家德教授目前正在筹备一个学会，名为社会网暨社会资本研究专业委员会，是中国社会学会的分会，但多数会员却为管理学者，这些管理学者主要的兴趣正是以社会网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这个“关系社会”中的管理议题，他们最大的贡献是让人们对中国人的管理方式有了全新的认识——中国人的管理不只在管一家企业，更重要的是在管一个商业网络，所以关系管理是中国人管理的核心议题。
重新审视中国式管理
并不是每位学者都能在前沿的交叉学科领域进行探索，这需要深厚的功底，既熟悉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又有企业管理方面的造诣。而翻开罗家德的履历，一切都明了了：台湾大学经济学学士，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经济学硕士、应用数学系工业工程硕士、社会学博士。
1994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统计系完成博士后研究的罗家德回到台湾，满脑子装着都是从美国学来的管理学知识(两个硕士课程时学到的知识)，想到管理就是制度、流程、科学管理、数字化、科层制、公司规章等。一次，台湾东海大学高承恕教授在与罗家德谈起自己的“东亚经济研究”心得时，讲到一个有趣的案例。
一位外国买主到台湾参观一家全球第一大的玩具小马达工厂，该厂当时占了世界玩具小马达70%的市场。在外国买主的想象中，这家企业一定有着上万人的规模，现代化的厂房，和西方企业一样制度健全的管理。
没想到一下飞机，这位外国买主就被拉到一个乡下一样的地方，一片旧旧的厂房，有着400多位工人。这一切很难与巨大的产值联系起来。时值岁末，该公司要办尾牙宴，这才让外国买主开了眼界，恍然大悟。
原来，尾牙宴席开了上百桌，来了上百家供货商的代表，小马达厂的董事长一桌挨着一桌地敬酒，打通关，这让外国买主见识了中国人如何做生意。这么大的产值当然不是400多人生产出来的，而是400多人加上百家供货商协作生产出来的。
这个案例让浸淫在西方管理中的罗家德意识到，应该跳出西方管理的视角来看待中国人的管理。他开始思考，中国人似乎有一套十分不同于西方的组织方式与管理手段，但它们有什么特色呢?中国文化为什么会孕育出这样的管理模式呢?
先人而后事
罗家德首先想到的是“半部《论语》治天下”，儒家经典著作《论语》谈的都是做人处事的道理，他发现中国人谈管理，重点不在战略、流程、规章，而在做人做事的道理。学会做人的道理，是中国人管理智能的起点。
为什么中国文化会孕育这样的管理模式呢？罗家德从本土心理学、社会学出发探讨这些中国人管理智能从何而来，再以西方管理学中的社会资本理论诠释这些中国管理智能的特质。
相对于西方的团体格局或社会类属格局，中国社会是差序格局；相对于西方人的普遍主义道德观，中国人的道德观是特殊主义的；相对于西方是法治秩序的社会，中国人维持社会秩序主要靠礼治，在礼治传统之下，中国社会的权力来源不来自于制度，也不来自于个人魅力，而来自于“知书达礼”的教化权力。另外，中国人的组织是以“家”为中心，把“家”的概念推而广之，而成为企业或单位。这种自组织起来的“家”自古成为地方的“宗族”，“宗族”的发展使得中国人有着很强的自我组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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