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俞月亭的博客中国专栏”。。。

作者按：
近日，有个叫“李辉”的写了一篇“质疑文怀沙”的文章，搅得网
络上好不热闹。我与文老有过几次交往，曾以所见、所闻、所感之亲身经历，
写成回忆文章一篇，收入我的《烟消云不散》一书中。现转发在这里，供有
兴趣的朋友一阅。是耶？非耶？请读者自评。
文老！文老！
俞月亭

一
我在中学时代就读过文怀沙先生的《楚辞今绎》，对他能把那么深奥难懂的古诗翻译成如此通俗明白朗朗上口又韵味盎然的白话诗十分钦佩。但见到他本人却是在35年后的1987年11月的福建省三明市。那时，福建电视台刚完成《聊斋》系列电视剧第一批片子，请了第一批片的导演、制片主任和即将上马的第二批片的部分导演、制片主任，以及《聊斋》录制委员会的委员和部分顾问，开第二次艺术研讨会，审看第一批完成的片子，总结艺术创作和制作管理方面的经验和问题，以便把第二批片子的质量提高一步。
文老是我们特邀的顾问，那天他从北京坐飞机到厦门，晚上又从厦门转火车到三明。我们正好送上影厂的几位朋友回上海，紧接着便接文老下车。只见一个鹤发童颜银髯飘拂身披风衣手执拐杖的老人从车上下来，我立刻想到了以往在书上见过的屈原像。据说，雕塑家蔡汉文的雕塑作品《屈原》，是根据文怀沙先生的形象创作的。所以，与其说文老像屈原，不如说屈原像文老更确切。
几句寒暄过后，文老便开始健谈。那时文老已经是77岁的老人，但精神矍铄，毫无龙钟之态，大家不免称赞他身体好，他便说：“诗人韩笑曾送给我一首诗，说：六十八，七十八，我看就像十八、二十八，有何为证？夜夜同老伴通电话。”说得我们敞怀大笑，初次见面的那点陌生感一下子烟消云散。
第二天上午审看牛犇导演的《陆判》，导的演的都很认真，但文老说：“我看这片不能播！”大家吃了一惊，尤其是牛犇，忙问：“为什么？”文老说：“你把原著理解错了。原著中的朱尔旦是肯定人物，是不断地追求美，就好像给自己的爱人买一瓶香水，决不能认为是嫌老婆丑。但电视剧却把他变成了批判对象，朱尔旦变成了贪心不足，这就违背了《聊斋》的主旨‘骚韵’。其次是‘司令部’搬家，在朱尔旦身上是心起作用，到了朱的老婆身上，却变成脑子起作用了，这一来陆判变成了杀人犯。”也许他意识到意见太尖锐，怕牛犇下不了台，便换个口气说：“牛犇是个著名演员，你演的戏我很爱看，但这个戏你确是没有搞好，主要是一民（《陆判》编剧王一民）和你没有理解蒲公写这篇小说的主旨。”文老的批评引发了两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最后没有结果。后来这部片子还是按原样播出了，除了专门学者，一般的观众当然看不出什么问题，日本东和公司买去以后还认为拍得很好，并把它翻译成日语重新配音，成为第一部用日语配音播出的中国电视剧。
隔一天上午，我们请文老向大家作《聊斋》辅导报告，听众除了会议全体人员外，三明市文艺界和教育界的许多人也来了，把一个大会议室坐得满满的。文老讲话的主要内容是《聊斋》的“骚韵”。过去我只知道他是“楚辞”专家，这一次才明白他不仅精通“楚辞”，而且古今中外，天上地下，几乎无所不知。他没有讲稿，张口就来，不但风趣幽默，常常引得满堂笑声，而且诗经、楚辞、唐诗、宋词以及种种古文，包括《聊斋》，整段整段的原文照背，连疙瘩都不打，简直把我听傻了。他一口气讲了一个上午，既不休息，也不喝一口水，不但始终精神抖擞，声如铜钟，而且还辅以各种手势，兴到高处，还站起来摇头晃脑地吟诵几句，真是精彩极了。要知道，他已经是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了啊！
从此以后，我在他面前总是小心翼翼，不敢轻易说话，特别不敢触及古典文学，因为我是学新闻的，一辈子都搞新闻，古典文学的底子很浅，生怕露出马脚。当然，也怕他不给面子，弄得我当众出丑。
第三天晚上，文老和广西艺术学院副院长、著名油画家刘宇一一起回福州，第四天上午文老就给还在三明的我挂电话，对电视台接待人员安排他和刘宇一住一个房间表示大为不满，他愤愤地说：“我从来没住过两人一间房的！我倒没什么，难道曹禺（也是《聊斋》的顾问）来了，你们也让他这么住？”我连忙向他道歉，并当即电话通知电视台办公室马上去替他调整房间。——他就是这么个性情中人，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透明得像块水晶，从不假装斯文。

六
1998年八九月间，我将免职以后写的散文随笔选了100篇，编成第二本散文集《寂寞榴花红》，很想请文老写篇序，但知道文老的眼界很高，自己的水平未必能入文老法眼，不敢开口；又不甘心，忽然想到他赠我的诗及他的讲解，正发愁如何才能永久保存，何不就拿它做“代序”呢，便将当时的录音带找出来，整理了一份讲话稿，将前半部分（后半部分讲文老自己）抄正后寄去请他审阅并征求同意。他很快就给我回电话，说他最近很忙，但我那篇东西他一定要认真对待，他还想调整一下，重写一稿，叫我给他一个礼拜时间。但他不久就去了浙江。等到了11月15日，我再给他家挂电话，他太太说他刚好下楼，让她看看还在不在。不一会，文老气喘吁吁地拿起话筒，开口就说：“是月亭吧？我从来出了门就不再接电话的，今天是去医院看望一位病重的老朋友（后来知道是钱钟书），都已到了楼下准备上车了，听说是福建来的电话，就知道是你，便破例赶上来了。我明天就要动身去美国，这次要跑好几个国家去讲学，大约得三个月。”又说：“你的代序还没改，如果你急着要用，就按你整理的稿子先用吧，等我将来出序跋集时再改好了。”临了还把到美国的第一站芝加哥住处的电话和传真的号码告诉我，说有事给他挂电话。这篇“代序”后来果然收进了《文怀沙序跋集》，但一字未改。
三个多月后，我估计他应该回来了，便将书寄去。有一天早晨七点半，我还在睡觉，忽然电话铃响，是文老打来的，他说昨天刚从温州回到北京，看到我的书，翻了几篇，觉得我的文章写得不错，感情都很真挚，“痴”是有的，但“狂”不够，不够狂放，洒脱，颇有点“无能补天”的样子，活得太累。他说：“你写得太多了，写那么多干什么？范仲淹《岳阳楼记》一共才344个字，流传千古。”我说：“我怎能和范仲淹比！我是练习写作，消磨时光。”他说：“也不要写那么多，少写一些，不要太辛苦，我劝你也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以身体健康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潇洒一点，糊涂一点。”我哈哈大笑，他问：“你笑什么？不对吗？”我说：“太对了！我一定力争照您说的去做。”我想起他给我的名片上印的“离休家居，述而不作”，便认定他到处演讲却很少见他写文章，便是在实践他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了。怪不得他的身体这么好，90岁了还能到处奔波。

好友需要慢慢看。

看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