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去西洋，深知中国自强之计。舍此无可他求，背负民族之未来，求尽洋人之科学，赴七万里长途，别祖国父母之邦，奋然无悔！

5. 李鸿章“大清每年的银子有十分之一用在正经地方就不错了”
（慈禧祸国殃民啊）
6. 天演论“世间万物，优胜者生存，民族国家也如此，今中华民族若不奋起，必将为人类历史所淘汰”
7. 赫尔德“中国这个巨人有时突然跳起，伸个懒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做一番伟大的事业，但过了一阵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口茶，吸大烟，打个哈欠又睡着了。
8. 邓大人：“堂堂大清的军舰，竟成了太后的私家货船...”

14. “我一直不明白，中国在广东福建还有十几艘军舰，为什么一直没有参战？假如他们合在一起的话……”
“这正是中国的特点，将来如果他们有团结起来的一天，我们将会面对一个真正的巨人。”
15. 刘公岛，一个命运的终结点!
16.炮弹为何穿而不炸？”
“大人，我们现在打的是穿甲弹，为何穿而不炸，标下也不知道。”

19世纪是一个海洋时代，世界各大强国无不加强海军纷向海外扩张。东方的中、日两国首当其冲，一方面期以新建的海军而求自保；一方面又互相竞争，进而争夺黄海的控制权。甲午战争表面上固然是为了争夺朝鲜，但实际上亦是为了争夺黄海的制海权。中日之间既系隔海作战，自必先由舰队冲突以求获得制海之权，此时的陆军反而居于次要地位。盖以如无海军支援，其在陆地作战势必倍加困难。故知谁能掌握黄海的制海权，谁即能控制朝鲜。诚如西方海军评论者之所言，两国交战，“必其先能主海，而后运兵保民， 惟所欲之，无不如志；且使败于陆路，仍可登舟而返。而不第此也。东海往来，一帆风顺，日卒之犯中国，华师之保朝鲜，举不啻朝发而夕至，海权之所关系，尤为重大。”

甲午战争北洋海军之所以受创，虽然历经丰岛、大东沟及威海三次战役，实则丰岛之役仅为战争之序幕，威海之役则为要塞之保卫战，只有大东沟之役方才是双方胜负的主要关键。自甲午战后，迄今转瞬已是一个世纪，百年之间，学者对于此次海战问题提出检讨与评论者不知凡几。虽云历史之陈迹，亦是发人之深省。本文以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此次之失败，实在种因甚早，历史之研究固宜从微观处着手，但亦应从宏观处着眼，方能对于事实的真相获得更深一层的了解。

二、近代海军发展困难之二项因素
1、传统的因素：
军备乃是一个国家立国的基础，不论对内维持社会的秩序或对外抵抗强敌的侵略，都非有足够的军备，即难以办到。不过，一国的军备也与其立国的形势乃至与其历史地理条件密切相关，故有的重海而轻陆，有的重陆而轻海，其间的差别很大，并不可一概而论。依据地略学家的看法，世界拥有强大军备的国家约可分为三类：一属海洋国家，二属大陆国家，三属海陆并重国家。三者互争雄长，各有优劣，皆可对于世界的大局造成极大的影响。以海权国家而论，必须具备有一定的相关条件，诸如适当的海岛位置，优势的天然港湾，漫长而曲折的海岸线，频繁的海外贸易与海上交通，重视海洋发展的政策，拥有海外的据点及殖民地等。故所谓“海权”并不等于海军。换言之，除海上武力之外，还要包括海洋的交通与航运，生产贸易，海外殖民地，及海洋政策等的因素在内。反观我国，虽然濒临西太平洋海岸，背陆面海，具有两栖国家形势，而且海岸线绵长，又有不少优良的港湾，但因幅员辽阔，民族活动的主要空间在陆而不在海，即使有少数民间的海上活动也不受政府的支持，甚至又常用禁海令加以压抑，因此，我国民族的海上事业难以发展。另在海军方面，吾国虽在春秋时代即有水军或水师出现，但亦不过用以运兵运粮以辅陆军之不足，即使在内河内湖或近海发生水战，其规模也不甚大，故真正之国家海军，直到南宋时代方具雏形，海权方面，我国因无海上强大的敌国外患，既无大规模的海洋交通与航运，又无海外的殖民地，故除明初郑和下西洋尚可称之为掌握南洋与印度洋的海权而亦不过昙花一现外，其后则几乎无足称道。相反地，由于我国历代外患皆在北方，故陆军特别发达，除防守长城以阻胡人南下之外，有时甚至还渡漠远征，或更向西北开拓，直达中亚一带。由此一历史的背景可知，我国仅为一陆权国家而非海权国家，一旦要想效法海权国家，发展海军及海洋事业，诸多皆须从头开始，自必困难万端。

2、现代的因素：
再就近代海军而言，实在可以说是一个综合各种高科技的新式兵种，不论是船炮的装备，器械的操作，航海的技术，舰队的组织、人员的教育训练，无不需要专门的知识与经验，始能操作与管理，发挥海军应有的功能，而在一个既无近代海军基础，又无近代工业科技的国家如中国者，实不啻是一项严重的挑战。
首先是国防的自主性问题，亦即是军事配备能否自行制造的问题。从国防自主性的观点而言，一个国家的军事配备必须由该国自行制造，而不可假手于他国。以中国而言，便是“中国之海军，宜使其成为中国之海军，而不可移他国之海军，而为中国之海军。”可是由于中国工业落后，科技水平过低，国防根本即无法自主。虽然左宗棠与李鸿章等洋务运动领袖曾经先后创设福建船政局(1866年)，江南制造局(1867年)，分向法国、美国购买机器，延聘外国的工程人员前往指导，企图自行制造新式的轮船与枪炮。可是其结果并不理想，非但造价昂贵，且所造船炮也多窳劣不堪，无法与洋人相比。最后仍须分别向英国的阿模士庄(Armstrong)和德国的伏耳铿(Vulcan)采购，除了在当时的朝臣之间引发一场冗长的“自制”或“外购”，以及“购买大船”抑或“购买小船”；“应向英国购买”抑或“应向德国购买”等的争辩之外；并且靡费了数百万两的宝贵国币，甚至有时还会受骗于外国人，而在战时又要受其所制。为了国防不能自主，中国几乎尝尽苦头。

其次是科技的转移问题：仅有船炮的装备而无人操纵驾驶，则船炮亦不过等于无用的废铁，发生不了作用，可是要想操纵或驾驶那些机械，就非要有近代的科技转移(know—how Transfer)不可。不错，在当时清廷曾经在福建船政局内附设一所船政学堂，召募一批学生分别学习造船与驾驶，延聘英、法的教习为之教导。其后李鸿章也曾在天津创设一所天津武备学堂和一所天津水师学堂，研习西方的陆、海军兵法与技术。接着并曾将那些学生中的优秀者派赴欧洲先进如英、法、德等国深造，藉期培养一批军事的专门人材。然而类似此等历经一二百年发展出来的西方科技文明，如此精密奥妙的学问，要想在短期之内转移过来殊非易事。一般的技术人员或者尚可很快地娴熟，但要想培养一位既忠君爱国，有勇知方，又具备长期海上经验而能行军布阵，指挥一个大舰队的统帅，则更是难之又难。清季在发展海军时便曾经遭遇到此一难题，而成为新海军成长的一大绊脚石。

再次是财政问题：近代化的海军，不论是船炮的配备，以及人材的训练无不需要大量的金钱加以支持。西方的海权国家，常将其海军与航运及海外贸易相结合，以海军保护其海上的交通和商业的安全；以海外贸易的税收作为海军活动的经费，故能互为配合，相得益彰。可是，反观中国则不然。盖以直至清末的中国，依然保持着一种以田赋为主的财政结构，经济也是以农业为主，工商业并不如西方之发达。以故全部的岁入，每年亦不过4千万两左右，为数实在相当的有限。此一数目，在于常时期或可勉为相抵或略有剩余，如道光十八年(1838年)之岁入为4127万余两(库平)，岁出为3620余万两，两抵余额，计有500余万两。但如遇非常时期，则其余额即将大减。如鸦片战争时期，道光二十年(1840年)尚可余320余万两；至二十一年(1841年)即下降为120余万两，二十三年(1843年)更下降到35余万两，其财政的拮据可想而知。迨及光绪年间，财政收入虽以海关及厘金约6000万两而较前增加，然而军费、防费、赔款、偿债等支出亦加浩繁。财政左绌右支，困难万端。有时尚可勉为收支平衡，有时甚至出现巨额赤字。以光绪十七年(1891年)为例，是年岁入是8960余万两，而岁出则为8930余万两，已经将要亮起红灯。再过十年(1900年)，各省岁入相抵，即不敷一千数百余万两。而在此情形下，尚要支付庚子大批的赔款，更是如同雪上加霜。清代末年的财政如此，要想再发展一支强大的新式海军，其困难已不难想象。

此外，国民的海洋意识对于海军的发展，也是一个决定的因素，西方海权发达的国民无不视海洋为生命，富于冒险犯难的精神，衽席波祷，视海洋如平地，常欲征服之而利用之。故能促使其政府制定宏观的海洋政策，加强海上的活动，从而也促进了海军的发展。中国为一大陆国家，生存空间多以陆地为限，且国民在海洋的活动又常为政府的禁令所阻，即使有少数的水师亦不过为陆军之辅助，其任务主要是缉私捕盗，维持社会的治安，而非为保护海上的商业或开疆拓土。故绝大多数的国民常视海洋为畏途，望洋兴叹而不敢冒险问津。职是之故，当清季创建海军之时，全国上下，便只有少数几位眼光远大的沿海督抚大吏有此认识；其他的大小官员，非但不能赞助，且反而处处訾议、掣肘、斥之为浪费金钱的无益之举，甚至连最高当局也常是模棱两可，不肯予以大力的支持，自然对于海军的发展影响甚大。

综上所述，可知19世纪的中国，于创建海军时条件是如何的不足，而又缺乏一个健全的基础。英人赫德(Robert Hart)曾经对严复表达过此一类似之见。他说：海军之于人国，譬犹树之有花，必有根柢枝干，坚实繁茂，而与风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后花见焉。由花而实，树之年寿亦以弥长。今之贵国海军，其不满于吾子之意者众矣。终必当于根本求之，徒苛于海军，未见其益也。
赫德服务于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长达40年之久，与清季海军具有密切关系，此种观察，自然不无所见。严复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又曾留学于英国，归国后，先后执教于船政学堂及北洋水师学堂将近20年，可谓为海军之耆宿，对于中国的海军利弊自是知之最稔。故特于其序《海军大事记》时，引用30年前与赫德谈话之语，藉使国民与当路者憬然于海军盛衰之故。语重心长，发人深省。

三、近代海军发展政策的错误
除了内在与外在的因素之外，清廷在创建海军时政策的错误，也是造成海军发展的最大伤害。此等错误的政策可从海军之未能中央化与任用统帅之失当，以及经费之滥拨滥用三方面，予以证明。

海军衙门设立之后，全国的海军事务虽统辖于中央所有，实则负责的仍为各地区的督抚，因此以前所产生的种种问题，依旧存在而未获解决。南洋不论，仅以北洋而言，由于该军受命先练，作为全国的模范，甚为各方所关注，是以李鸿章所遭遇的困难也特别多。他既要应付朝臣的攻击，又要面对大吏的掣肘。如同户部尚书翁同龢便常对于海军经费加以挑剔，不肯与之合作。御史李慈铭也不以建设海军为然，认为是“竭中华凋敝之赋，买狡夷窳下之船，用我之短，争彼之长”，殊为非计。同时，又指责李鸿章“深信夷人，动效夷法，广作机器，久糜巨资”。兵部侍郎黄体芳反对李氏训练海军尤烈，认为如此一来，“则是水师者非中国沿海之水师，乃直隶天津之水师；非海军衙门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也”。
朝廷之外，在各地督抚之中，李鸿章也遇到不少的阻力。尤其是湘淮二系之间，更是时有摩擦发生。远在海防与塞防之争时，湘系领袖左宗棠即与鸿章的意见不合，各持己见，互不相让。以致“数年来竭东南财力以助西征”，使得海防经费大受影响。另一湘军领袖刘坤一，也是李鸿章的反对者，不论在两广总督或两江总督任内，都不肯与之合作。除嘲笑李氏所购的蚊炮船多是些无用的废物之外，并在购买铁甲船方面而与之意见相左，不断地埋怨其过于糜费，几使“东南巨款悉数投掷外洋。”他如湘军水师出身的彭玉麟等，态度也非常保守，不肯将长江水师所用战船汰旧换新，以与外海水师配合，此外，张之洞在两广总督时期，也想独树一帜，另创一个舰队，而与北洋对抗。甚至到甲午战争时，还有人认为只是直隶一省与日本作战，与南方的海军并不相干。故致威海告急，而南洋舰队却坐视不救，而为世界各国所不解。于兹可见，当时的地方官吏是何等地缺乏整体意识与爱国观念。李鸿章以直隶总督而兼北洋大臣，既要推行政令，又要办理外交，另外还要负责军事、国防、洋务等，百事丛脞，集于一身。对于海军的发展，实难以专注，这也是中国创建现代海军失败的另一症结所在。

当升旗事件发生后，李鸿章本应洞烛机先，认识到海军内部矛盾的严重性，而将人事重新加以调整，以海军出身而又曾受过留英教育的其他将材，取代丁汝昌提督。当时刘步蟾、林泰曾或邓世昌等人皆有担任提督资格，如此，则不但可使海军内部的积怨得以消除，且海军的人事也可纳入正规，并可藉机培养国家自己的人材，而不必仰赖外人的鼻息。可是李鸿章却竞不此之图，其中的原因确实有些令人费解。然亦可能因为丁汝昌尚能尽忠职守，并无重大过失，不忍决然将之职务撤除，抑或在鸿章看来，刘、林等人个性方面存有缺点，仍嫌其年轻气浮，历练不足。当然，也不能排除此时的鸿章已经官僚老化，敷衍因循，不思求新求变。及至甲午战败，始将汝昌撤职，为时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