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的策略虽有误，但气节始终不减，在沉默中仍以行动来抵制天启的高压。　　　　赵、高两位大员去后，两部院分别奏报，拟以副职陈于廷、杨涟为代理主官。天启一看：这哪儿成，又是两个东林党！赶跑还来不及呢，岂能让你们继续占茅坑！于是将奏疏压下不发，令各衙门会推。　　　　会推由吏部副职陈于廷主持，按资历推上了乔允升等数人候选。天启觉得这批人名字不大熟，一问魏忠贤，还是东林党！　　　　皇帝终于发火了，下旨严责，不问青红皂白，再次对东林党施以打击。他认为，此次会推，推上来的还是赵南星拟用的私人，这显然是陈于廷、杨涟、左光斗“钳制众正，抗旨徇私”。　　　　天启的火发得不小，直呼陈于廷等三人为“三凶”，特别咬定了杨涟、左光斗为幕后主使，圣旨里连“怙恶不悛”、“巨猾老奸”、“冥顽无耻”这样的咒骂之词都用上了。　　　　天启跟东林彻底掰了脸是肯定的，这样严厉的圣旨，没他的批准是发不下来的。但是其中具体用语如此咬牙切齿，似又是阉党谋士直接执笔。　　　　可怜东林党人自万历以来，承受了巨大压力，苦苦护持天启父子两代坐稳了皇位，最终却落得如此评价。　　　　什么叫“怙恶不悛”？就是近世曾流行过一时的“死不悔改”之意。　　　　古往今来，想要整人，连帽子都很相似。　　　　天启光骂了还不解恨，索性一勺烩了。说这三个人“大不敬，无人臣礼”，着令统统革职为民。　　　　陈于廷、杨涟、左光斗接旨后并无抗辩，都黯然而去。事已至此，说又何宜？　　　　杨涟、左光斗的不抵抗，大概在于寒心。“移宫案”之时，两人曾将生死置之度外，保住了这个小皇帝皇权的独立。如今时势变易，“功臣”没有用了，不仅要一脚踢开，还要恶语加以侮辱。　　　　皇家的事，你为他呕心沥血了也没用。他看重的不是你的忠诚，而是你“有没有用”。　　　　想不到东林要员这么快就清扫干净了，魏忠贤喜不自禁。余下最碍眼的，就是内阁首辅韩爌了。　　　　顾秉谦、魏广微也早就嘀咕过几回：老韩这块石头，还是早搬开早好。　　　　但是这位阁老与东林并无瓜葛，要拿下他，需要另谋他途。魏忠贤对此心中有数，他对王体乾和客氏等魏家班底授以秘计，大家纷纷到天启那里去吹风。　　　　用不了几下子，天启就上道了，下诏说韩阁老票拟多失当，今后要集思广益；而其他阁员也不能没主意，要积极参预。　　　　在古代，小人就懂得——所有的勾当，都要有个冠冕堂皇的说法。即便是抢人家东西，也要抢得名正言顺！　　　　让其他阁员与首辅分权，是大明建国以来闻所未闻的“体制改革”。分权固然符合现代意义的“民主原则”，但“改革”这个皮儿里边，也有各种各样的馅儿。　　　　韩阁老一眼就看穿这“羊头狗肉”的把戏：不就是想撵我走吗！　　　　他不党不私，没犯错误，根本就不买天启的帐。一天也不等，立刻就上疏请辞，不仅不认错，话里话外还对天启一通挖苦。

关于兴大狱的问题，阉党“领导班子”费了不少脑筋。他们想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高攀龙、缪昌期这几个死硬派东林党人搞死，可是人家早已经被罢官了。　　　　明代按照惯例，官员犯错误，大不了就是革职为民。而且已经处理过了的，就没有理由再处理二遍。要想把这些在野的家伙再抓进来往死里整，须有两个罪名，一是贪污数额巨大，二是有谋反企图。阉党的思路就朝着这两个方向使劲了。　　　　先考虑的是贪污问题，这个罪名比较好捏造，但是用来对付东林党人也不大容易。东林既然是以清高为标榜，个人私德上就很难挑出毛病。阉党首脑把目标选了又选，最后定在了背景复杂的汪文言身上。　　　　他们考虑，汪文言混迹官场多年，不可能没有请托行贿的猫腻，这家伙又和东林诸大佬多有瓜葛，由他这里突破，再大面积地牵连是最合适的。上一次没治得了他，是因为朝中东林势力太大，现在则不同了，没有人再敢为他说话。穷究下去，必有收获。　　　　天启四年（1624）十二月，御史梁梦环遵照魏忠贤意图，上了一疏，表面上是谈考察官员的事，语言却故意牵涉到汪文言。他的用意，就是要把汪文言重新引入天启的视野。　　　　天启果然注意到了这一线索，便问了问身边的几个太监。大家早都串通好了，异口同声地说这个家伙罪不容诛，上回只挨了一百棍子，让他给溜掉了。　　　　天启又被蒙了，大怒，下诏说：“汪文言花言巧语，迷惑视听，岂是廷杖能了事的？着锦衣卫差官扭解来京穷究，以清祸本！”（《明熹宗实录》）　　　　油滑如泥鳅的汪文言，这次是再也没有老天爷照顾了，当即就被逮进京，进了诏狱，十八般刑具在那儿等着他呢！　　　　转年来到天启五年（1625），阉党对东林党的大清洗开始发动。　　　　一张“追缴赃私”的大网缓缓撒下，网住了谁，就要让谁活不了啦！　　　　正月里，左都御史乔应甲开始发癫，连上十道疏，论李三才、赵南星、高攀龙、孙玮、魏大中等人之罪；并指赋闲已久的“托塔天王”李三才，曾经托汪文言拿钱买路，图谋起复。　　　　大雪满幽燕。京师的凛冽寒风中有了一股不祥之兆。　　　　不过，乔应甲素以“癫狂”著称，这样的连珠炮效果并不大。他不大明白天启的意思：整人，也得要有像样的借口。　　　　二月初四，阉党方面终于甩出重磅炸弹。刚被魏忠贤启用不久的大理寺丞徐大化，精心撰写了一道奏疏，把左光斗、杨涟与熊廷弼、孙承宗、汪文言设法牵连在一起，要算一笔历史总帐了！

当日缇骑来抓杨涟时，杨涟正在家中奉母教子，整日闭门不出。一日，有家人来报，说应山县城来了缇骑，不知是为何事。　　　　杨涟一听，心里明白了八九分：锦衣卫此来，必是抓自己无疑，于是，就请出八旬老母、50多岁的老伴及三个儿子，向母亲从容说道：“此番进京，断无生还之理。儿死不足惜，然养育之恩未报，九泉之下不得瞑目。儿死之后，望不必悲伤，知儿为国尽忠，虽死犹荣就是。”　　　　八十老母闻言，泣不成声！　　　　杨涟又叮嘱夫人，一定要替自己尽孝：“吾九泉之下当深感夫人大恩！”说罢，向夫人深深跪拜。　　　　杨夫人大恸，连忙相向跪下，劝慰杨涟道，此去也许苍天有眼，可保全老爷性命。　　　　杨涟叹道：“但愿如夫人所言！”　　　　随后又叮嘱三子：“为父官居三品，但未有积蓄，只传给你们‘清白忠直’四字。我死后，汝辈自食其力，切勿鸡鸣狗盗、有损家声！”　　　　此时，应山县令已经来到家门，请杨涟到驿馆去接旨。　　　　驿馆外，围观百姓早已人山人海。堂前，香案已摆好，锦衣卫官员站立堂上，准备宣读诏旨和驾帖（逮捕令），校尉诸人手持械具，准备执行逮捕。　　　　读旨毕，众校尉如狼似虎般扑上，将杨涟套上械具，拥入后堂。　　　　围观百姓大哗，一拥而上！　　　　校尉心慌，连忙叫关上大门，驱散闲人。但百姓继续鼓噪，仍不散去。　　　　驿馆内，府县两级的官员，慌忙凑了些银两，打点锦衣卫官员与校尉，请求把杨大人的械具放宽松一点。　　　　那锦衣卫的官兵骄悍惯了，众官凑起来的区区一点银子，他们不屑一顾。只说是魏公公有严令，谁也不敢徇私。府县官员无法，又叫杨涟的儿子赶快回家筹集。但杨家三个公子都是读书人，哪里有现成的大把银两在手？只好向亲戚告贷，凑得几百两。锦衣卫还嫌少，声称还是要“依法办事”。　　　　在场的有几位乡绅富户，实在看不下去，纷纷解囊，这才让锦衣卫的狗官高抬了一下贵手。　　　　从应山押解启程时，百姓又闻讯围了上来，险些暴动。锦衣卫狗官吓得脸色惨白，逼府县官员赶紧弹压。可是，民意哪里是几句话就能制止得住的？　　　　杨涟见事情至此，只有自己出头了，便向众乡亲说：“如我拒不进京，就是违抗圣旨，不仅我全家有死罪，还要连累府县大人和乡亲。所以请乡亲暂回，待我进京面圣！”　　　　众人喧哗道：“如是圣旨，倒也罢了。这分明是魏阉矫诏害你，如何要去！”　　　　杨涟答曰：“杨涟为官，上可对天地社稷，下可对黎民万姓，自信不犯王法，何惧面圣？若乡亲阻拦不能成行，岂不显得胆怯？各位不要误我！”　　　　府县官员也在一旁劝说道：“杨公刚正，进京后必能剖白冤情，不日将归。若因拦阻误了行期，岂不加重了杨公的罪过，反不为美！”　　　　众人闻言，才勉强让开一条通道。　　　　前面，杨涟的老母、妻儿早在那里等候。见杨涟枷锁缠身，都一齐放声大哭！　　　　杨老太哽咽几不能言，泣道：“自幼教导你成人，只望你为国尽忠，却不料你做了忠臣，却要我白发人送你入狱。如此，当初就不该让你读书！儿啊，为娘害了你呀……”说罢，当场哭晕。　　　　杨涟任是铁汉一条，此时也忍不住热泪滂沱！　　　　待要硬起心肠上路时，三个儿子又苦苦牵衣不放，号啕不止，都要随父进京。　　　　杨涟叹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汝辈在家恐尚且不免，岂能随我去送死？”他随即向众人深鞠一躬，昂然而行。　　　　壮士赴阙日，生离死别时。　　　　百姓号泣之声，顿时震天动地！　　　　那几个铁石心肠的锦衣卫官校，在此气氛中也为之动容，早收起了虎狼之态，并且不等百姓再请，就主动把杨涟的械具又松了一松。　　　　北上的一路，杨涟见到处处有百姓扶老携幼，为他设香祈祷，不禁热泪盈眶：“天下至公者，民心也！”

熊廷弼复职后，提出了收复辽东的“三方并进策”，即在广宁部署重兵，牵制后金全部兵力，此为一方；在天津和山东的登、莱各置舟师，以备将来进攻，这是另外两方。实施这个“三方并进策”，还要联络朝鲜。派大臣到朝鲜，收归流落到朝鲜的辽东军民，与朝鲜军合为一处，构成复辽的又一方。这样，三方并进策实际是四方并进。　　　　当时努尔哈赤方面也有他自己的问题。一个是占领辽、沈后的内部矛盾激化，需要解决；另一个是占的地盘大了，兵力分散，要想大规模进攻辽河以西，还要有大量准备工作要做。　　　　下一步的较量势所不免，双方都在憋着劲儿做准备。　　　　可是熊大人这次的情况却不大妙。　　　　从天启元年(1621)六月起，熊廷弼就开始为实施“三方并进策”做准备。他遇到的问题是：向兵部请调的兵迟迟不到，广宁巡抚王化贞也不配合。　　　　 王化贞这个人，既不知兵又轻敌，根本不做进攻的准备，而把恢复辽、沈的希望寄托于蒙古虎敦兔憨的出兵和叛将李永芳的内应。他还认为努尔哈赤无意久居辽阳，防御兵力单弱，我方只要出兵，势在必克。　　　　王化贞是个“上面有人”的人，兵部尚书张鹤鸣是他的后台，首辅叶向高是他的“座师”。朝廷方面当然支持他的进攻策略。　　　　可他的能力实在也是不行，五次率兵出击，均无功而返，并且还过早地暴露了“三方并进策”的意图。　　　　熊廷弼当然反对王化贞这样胡闹，双方就此出现不和。王化贞仗着朝中有人，不受熊廷弼的节制。　　　　朝廷方面几乎一面倒地支持王化贞。调往辽东的援军，张鹤鸣不通过经略就自行分配。熊廷弼询问情况，张鹤鸣也不答理。王化贞拥兵十四万，而熊廷弼身边只有兵五千。熊廷弼要兵无兵，要权无权，完全被架空了。他上疏请朝廷节制王化贞，结果上面让他不要管王化贞的事。　　　　王化贞甚至还上疏，放出狂言：愿请兵六万，一举荡平辽东！　　　　看来，下一场大战，在准备阶段，可以说明朝方面就已经输了。　　　　天启二年(1622)正月，努尔哈赤发五万大军，分三路向河西进攻。二十日，渡过辽河攻西平堡。明守将罗一贵顽强抵抗，终因众寡悬殊而失陷。罗一贵殉国。　　 　　就在后金军围攻西平堡时，熊廷弼令镇武堡守将刘渠急速增援。王化贞则轻率地采纳了游击孙得功的计谋，撤去了广宁、闾阳的守兵。以孙得功为先锋，带着这部分兵马与刘渠汇合，一同前去增援。　　　　努尔哈赤闻讯，分兵一部迎击明援军于平阳桥。这个孙得功，实际早已暗中投降后金。刚一交战，他就在阵后大呼：“兵败了！”喊罢，率先策马逃跑。明军阵后顿时大乱，三万余人最终全军覆没，刘渠战死。　　　　孙得功逃回广宁后，立即封了府库及火药库，声言要捉住王化贞，作为投降后金的见面礼。幸亏有部将掩护，王化贞才仓皇逃出广宁。在大凌河，王化贞遇见熊廷弼，不禁失声痛哭。　　　　熊廷弼则冷笑道：“六万大军，一举荡平，何至如此？”

熊廷弼复职后，提出了收复辽东的“三方并进策”，即在广宁部署重兵，牵制后金全部兵力，此为一方；在天津和山东的登、莱各置舟师，以备将来进攻，这是另外两方。实施这个“三方并进策”，还要联络朝鲜。派大臣到朝鲜，收归流落到朝鲜的辽东军民，与朝鲜军合为一处，构成复辽的又一方。这样，三方并进策实际是四方不断积蓄力量，伺机并进。　　　　恰好努尔哈赤这时也有他自己的问题。一个是占领辽、沈后的内部矛盾激化，需要解决；另一个是占的地盘大了，兵力分散，要想大规模进攻辽河以西，还要有大量准备工作要做。　　　　下一步的较量势所不免，但还不至于马上动手，双方都在憋着劲儿做准备。　　　　可是熊大人这次的情况却不大妙。　　　　从天启元年(1621)六月起，熊廷弼就开始为实施“三方并进策”做准备。他遇到的问题是：向兵部请调的兵迟迟不到，广宁巡抚王化贞也不配合。　　　　王化贞这个人，既不知兵又轻敌，根本不做相关的准备，而把恢复辽、沈的希望寄托于蒙古虎敦兔憨的出兵和叛将李永芳的内应。他还认为努尔哈赤无意久居辽阳，防御兵力单弱，我方只要不断出击，势在必克。　　　　王化贞是个“上面有人”的人，兵部尚书张鹤鸣是他的后台，首辅叶向高是他的“座师”。朝廷方面当然支持他的出击策略。　　　　可他的能力实在也是不行，五次率兵出击，均无功而返，并且还过早地暴露了“三方并进策”的意图。　　　　熊廷弼有长远的谋划，当然反对王化贞这样胡闹，双方就此出现不和。王化贞仗着朝中有人，不受熊廷弼的节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