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解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而同时人口也有较快的增长。1917年,中国人口有4.4亿人,32年后(1949年)人口增加了1亿,达5.4亿。又经过了32年,1980年末估计中国人口已近10亿,约占世界人口的22%,在这段时期里,中国人口增加81%,每年平均增长19%。这样多的人口,分布又极不均匀,90%以上分布在中国的东南半壁,东南一半的人口密度十倍于西北半部,其中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每平方公里平均有400到500人,是世界人口最密集地区之一。
开弦弓村就在这人口最密集地区。我在1939年得到当时这个村子的人口数字是1458人,格迪斯教授得到1956年的数字是1440人。虽则由于该村行政地区划分略有改变,在比较人口数字时还需要加以校正,但已有的数字可以说明在这一段时间里,开弦弓村在抗战时期可能由于战争的影响人口有所下降。而且解放后在全国人口开始暴涨的最初八年(1954年—1957年全国出现第一次人口高潮,每年平均增长24%),开弦弓村人口却比较稳定。我至今还没有找到1957年到l965年这段时期的人口资料,而这正是它的人口开始上升的时节。1966年开弦弓村人口已达到1899人,比1956年增力1459人,即31.9%,增加率甚至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数,出现了人口暴涨。
对于开弦弓村这个特殊现象的解释还有待于今后的研究。但是现在可以提到的是,我在上述书中已经讲过的,这个村子的农民长期以来存在着人口控制的习惯。我在这次访问中曾追问他们为什么后来抛弃了这个习惯而让人口暴涨呢?他们给我的解释首先是政府禁止溺婴,所以儿童多了,后来群众有了节制生育的医学方法之后,儿童还是比较少。这种解释是否可靠还待调查。但是这表明这村的农民并没有改变对人口需要控制的传统观念。
当前开弦弓村的人口2308人,和1936年或1956年相比,只增加约60%,和全国在相同时间里的增加率相比应当说是比较低的。在这个增加率中除了出生数增加外,还有死亡数降低的一方面。这方面在我这次访问中印象很深,不仅是我还能找到许多30年代相识的老乡,而且从人口资料中看到在70岁以上的人数,1936年是17人,而现在却有114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事业的改善改变了过去多生多死的控制人口的公式。在早就意识到人口压力的开弦弓村,用科学方法进行的计划生育正符合人民的需要,这使得这村的干部在答复我问到最近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形时,很有把握地说:“这在我们这里是没有多大困难的。”人口统计也证实了这一点,自从1977年以后不仅增长率已经降低,而且已出现过负号的年头。
我不敢说在开弦弓村所见到的人口现象在全中国有多大的代表性。从已有的资料看来,开弦弓村的历年人口的变化和中国全部的人口变化两者之间的差距是相当大的。但是即以开弦弓村的情况来看,中国的人口压力已经够严重的了。在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从个体经济进入集体经济的过程中由于社会安定,生活有了保障,人口激增如果不及早预防是不容易避免的。
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影响了个人平均占有农产品的数量。尽管解放以来,我国农业生产有相当大的增长,它的增长的速度也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但是由于人口毕竟增长得过多,个人平均粮食配额就不容易提高。例如197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6000多亿斤,比1949年增长了169.2%,但按人口平均,仅增长52%。经过解放以来的三十多年到1980生,中国谷类的个人平均配额仅约有580斤。一部分农业落后地区还不能自己解决粮食问题。然而,开弦弓村由于土地相对肥沃,人口相对增加得慢一些,情况就显然不同。1962年已实现了“三餐干饭”,1980年个人平均实际得到的粮食(包括口粮及副业的粮食津贴)已接近1000斤;除了自己充饥之外,已有余粮喂养猪、鸡等家畜,提高家庭收入。从这个小窗户里去看全国形势,且不论人口压力对教育和就业的影响,单是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控制人口的必要性也是很显然的。
然而,无论我们现在采取任何有效办法来控制人口,以全国来说,10亿人口这个数目决不容易在短时期内有所减少。据最乐观的估计,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达到12亿。此后,如果政策对头,也许可以开始稳定和下降。现在这10亿人口中有80%住在农村里。因此,我们必须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来考虑今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回想起我自己对中国农村问题的认识,《江村经济》是一个重要的起点。在这本书里我注意到中国农村里农业、家庭副业、乡村工业的关系。我的姊姊用了她一生的岁月想从改进农村里的副业和工业,来帮助农民提高他们的生活。1938年我从伦敦回国,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云南省的内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使我进一步看到在一个人口众多、土地有限的国家里,要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重点应当放在发展乡村工业上。我在Earthbound China(《土地束缚下的中国》)一书里明确地提出了这个见解。1957年我重访江村,看到当时农业上有了发展,我感到高兴,但是为那种忽视副业和没有恢复乡村工业的情况而忧心忡忡。现在,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我当时的忧虑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这次短短的几天访问,由于激动人心的巨大进步以及令人陶醉的家乡情谊,使我担心我的观察是否会超越了科学的界限。中国有句谚语:“旁观者清。”我高兴地知道在我回乡前大约10天,亲自到开弦弓村观察的冈萨勒斯教授将有机会用她所观察的事实来讲述她的见解。但是我也不愿意错过这个机会,把我在这次访问中得到的一些看法,在这里传达给关心中国农民生活的朋友们。
我在这个讲演开始说明开弦弓村在全国的地位时,已经说过1980年这个农村个人全年平均收入已接近300元,位于全国的前列,大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所以它在中国可以称作属于富裕的一类。但是开弦弓村达到这个水平还只有3年。3年前,1978年个人平均收入还只有114元。为什么在这几年里这个村子的农民会这样富裕了起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