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权时代
我们把自己居住的星球称为地球。看似平淡，实则大不简单。
事实上，我们的星球大部分为水体所覆盖。陆地，只是少数而已，所以才呈现出美丽的蔚蓝色。但是，英语说earth，中文叫地球。何以如此？原因很简单，因为人类不同于海洋中的鱼群，注定不能以水为介质生存。所以最早的人类文明，都出现陆地上，相应的，古代的国际贸易交通也多借助陆地而非海洋，也就不足为怪了。
正因为人类文明诞生于陆地，所以人类文明归根结底无法脱离陆地而存在。尤其是在交通、通讯技术越落后的时代，人类的活动对陆地的依附性也就越强。
但是，鱼类可以相忘于江湖，人类却始终无法克制内心深处对未知的幢憬和追求。随着人类智识的累积，人们会想方设法的去探索、利用并最终驾驭其它介质，以之为载体，将自身的荧火之光，汇成照亮世界的文明之火。
相对于直到二十世纪才能为人类翱翔的天空，与陆地处于同一水平线上的海洋，就成了人类文明外扩的第一个载体。
从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两强争霸，到勒班多海战中的千帆并进；从传说中的徐福东渡，到现实中的郑和下西洋。人类在这片深蓝色的诱惑下，既经历过无比的喜悦，也遭遇过空前的挫折。但有一点，在东西方世界是共通的。那就是，截止到地理大发现前夕，人类文明的演进是以陆权文明为主流的。其中一个很重大的原因就是交通通讯的落后，导致各大文明就像一块块被水晶罩隔开的花草一样，在相对孤立的地缘环境中，循着不同的理数，发展向不同的未来。它们相互之间虽然也有所耳闻，但终于很少进行亲密的接触。只有很近的文明之间，会发出些出人意料的火花，比如中印的对话，基督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长期斗争。而这些交流的介质也不是海洋而是大陆。相对于控制海上要道，陆地的扩张能更快捷、更高效的带来更长久、回报率更高的利益与安全。
所以古代文明多为陆权性质。相应的，国际贸易也多借助陆地而非海洋。唯一的例外发生在地中海沿岸。

　　海权与均势，就这样以英国独特的地缘环境和历史机缘而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相形之下，欧洲大陆上的国家就不具备这些有利条件。要知道，在当时要建设一艘一百九十英尺，装炮一百零四门的一等战舰，要用两千棵橡树，造价达十万英镑。当然，建成后火力也是惊人的，一次弦侧齐射就要消耗半吨左右的铁制炮弹，在农业文明时代，这是惊人的火力。为了维持庞大的海军，大英帝国的国债从1700年的一千四百万英镑增加到1815年的七亿英镑。此种财政负担，转换到任何一个大陆国家身上，都是不可思议的。
　　试想，一个大陆国家，为了一支装饰性的海军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承受财政上的巨额负担，对它的人民而言，对它的贵族而言，意义何在？
　　诚然，君主可以用这支海军作海外扩张，但这必然与英国发生直接冲突，而同时来自大陆敌国的陆上威胁，却无法靠海权解决！两线作战的难局，困扰着每一个欧洲大陆国家。而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前，生产力水平无法支撑海陆双强国家的发展。这就是英国独强的又一个奥妙所在。
　　所以，大陆国家的君主中，虽然也屡有重视海权者，但却无一成功。如太阳王就是其中一位，1661年，当二十三岁的路易十四亲政时，法国海军只有二十艘军舰；到1677年法荷战争接近尾声时，法国海军已经拥有二百七十艘战舰了。但是，他太过咄咄逼人的战略，使之到头来，既没有统一大陆，又失去了海洋。
　　十八世纪中期的几场战争，更深层的暴露了法国的地缘尴尬和战略决策失误。在1740年到1748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1756年到1763 年的七年战争中，法国一方面大规模卷入中欧陆战，一方面又要承担沉重的海外义务，后者包括：
　　（1）保护海外殖民地；
　　（2）为海外商船队护航；
　　（3）对英国的商船队展开袭击战。
　　结果就是“搏二兔不得一兔”。
　　在第一场战争中，虽然双方各损失了大约三千三百艘商船，但英国的海权优势未遭动摇，法国的海外贸易却损失惨重。在第二场战争中，法国既没有获得中欧霸权，反而失去了加拿大与印度，被英国从根本上重击了波旁王朝的霸权基础。
　　同样的尴尬也存在于拿破仑身上。虽然后者几近统一了欧洲，但终于还是不免功亏一篑，败于英国的海权式均势战略。
　　从“无敌舰队”的覆灭， 到“日不落帝国”的形成，前后共计走过了两个多世纪的艰辛历程。英国人挟历史巨潮，成其一已霸业，一时号角所向，真也是无坚不摧。只可怜了那些传统的陆权文明，一夜间，全成了纸糊的老虎。在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下，一个接一个土崩瓦解，灰飞烟灭。其中就包括了日薄西山的大清王朝。
　　到十九世纪中叶，大英帝国主导下的地缘均势格局大致定型。诚如德意志著名的经济学家兼战略家李斯特所指出的那样：
　　“英国掌握了每个海洋的钥匙，对每个国家都安置了一个岗哨：对德国的是黑尔戈兰，对法国的是根西岛和泽西岛，对北美居民的是新斯科舍和百慕大群岛，对中美洲的是牙买加岛，对所有地中海沿岸国家的是直布罗陀、马耳他和伊奥尼亚群岛。它拥有通往印度的两条航线上的每一个战略要点，只有它正在努力争取的苏伊士地峡除外；它以直布罗陀控制地中海，以亚丁控制红海，以布什尔和卡拉齐控制波斯湾。它只需将达达尼尔海峡和松得海峡、苏伊士地峡和巴拿马地峡拿到手，就能够随心所欲地开放或关闭每个海洋和每条海上通道。”
　　但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大英帝国的国势诚然惊人，但是伴随着帝国的扩张，敌人会越来越多，征服的收益也会随着管理成本的提高而下降。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这一点，哈布斯堡西班牙的衰落，太阳王的黯淡，拿破仑帝国的崩溃……无不警示着后人。那么，何以大英帝国能够将一个如此庞大的帝国维系三个世纪之际呢？事实上，这里不仅隐藏着霸权延续的秘密，也揭示了霸权兴起的秘密。那是大英帝国霸业的第三块基石：发达的现代金融制度。

　　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情况又有不同，是时英法两国均已开始广泛采用“蒸汽-风帆”双动力配置。而两个影响更加深远的事件也就在这次战争期间相继发生。
　　1858年，也就是大清国的咸丰八年，《天津条约》草签之年。法国海军鉴于英国海军也已开始普遍装备空心弹，遂在其新战舰“光荣”号上装备了110到120毫米不等的防护装甲，该舰遂成为世界上的第一艘铁甲战舰。虽然英法两国此前刚联手在克里米亚教训了俄罗斯，此刻又联手割取大清国这块肥肉。但全球利益的潜在冲突，注定了皇家海军不会默然置之。结果就是1859年，英国人建成了世界上第一艘使用铁质舰体的铁甲舰“勇士”号。该舰的排水量达到了惊人的9358吨（要知道，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纳尔逊的旗舰“胜利”号也不过3556吨。）；采用“蒸汽-风帆”双动力配置；装有10门100磅火炮，4门70磅炮，26门68磅炮，并在457毫米的柚木衬底上加装了114毫米的熟铁装甲。
　　这种新思维迅猛的冲击着欧美各国海军。如果说最初的冲击只是思维性的，“木舰”派的反对之声还屡有回潮。那么到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之时，已没有人再置疑铁甲舰的作用。因为实战业已证明，在铁甲舰面前，一切木制战船都是不堪一击的。
　　从此，西洋列强的海洋军备竞赛，开始进入一片全新的海域。在这片海域里，王者只属于下列三者的最佳组合：尽可能厚的精甲，尽可能大的利炮，尽可能强的动力。甚至可以不夸张的讲，也只有在这片海域里，你才能领略到真正意义上的“坚船”与“利炮”。也就无怪乎今世史家要将这个时代形象的称为：铁甲时代。
　　这意味着什么呢？
　　从财政上讲，这意味着维系一支舰队的成本空前提高。
　　从战略上讲，英国的地缘安全系数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在风帆战舰时代，集结一支入侵舰队的速度慢得惊人，所以英国海军有充分的安全预警时间。又由于动力上的缺陷，所以入侵军在横跨英吉利海峡时，作战的季节性非常强，难以出奇制胜。但是，蒸汽动力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海战与运输的时空概念。这就意味着，英国必须：
　　一，加大保护低地国家海岸线的力度，也就要加大介入欧洲事务的力度；
　　二，要比以往更持续更努力的维系海上优势，这就使之身不由己的卷入大国间的海洋军备竞赛，加大了财政负担。
　　但是，最大的威胁尚不在此，而在于蒸汽力的另一种形式的运用，那就是铁路与火车的产生，及其战略性运用。

　　陆权的复兴
　　西元1803年，大清嘉庆八年，英国人理查德·特里维西克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台蒸汽机车，但这台机车是否运行过，则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西元1825年，大清道光五年，英国人乔治·斯蒂芬森设计的“旅行”号通车，与之相伴的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条正式运营的铁路——斯托克顿至达林顿铁路。该机车载重53.7吨，时速15英里(合24公里)。乔治?斯蒂芬森也因之被公认为“蒸汽机车之父”。
　　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又一件大事，也可以说是自“轮”与“车”发明以来，人类陆路交通手段最剧烈的一次变革。它表明，新动力与新能源不仅可以服务于海权，更可服务于陆权。虽然最初的火车速度还不及快马，但“新生事物，其态多丑”。关键是要看到谁更有发展潜力。只数十年后，马力便退化成了换算单位，而火车与铁路，却正来日方长。
　　机车所至，不仅极大改善了人们的出行，最关键的，它刺激了商业的发展，加快了统一市场的形成，随之而来的，便是滚滚财源。
　　很快，铁路又被用于战争。
　　1846年，俄国人依靠铁路，在两天内把一个14,500人的军，连同其马匹和车辆，从赫拉狄希输送到了二百英里外的克拉科夫。“四年之后，奥地利人仿而效之，将75,000人从匈牙利和维也纳输送到波希米亚，迫使普鲁士人在阿尔木兹投降。这大概是铁路在国际实力政治中第一次起了重要的作用。”（参见[以色列]马丁·万·克列威尔德《战争与后勤》）
　　在1859年意大利战争中，法军用铁路，于三个月内（4月16日至7月15日）向前线输送了604,381名士兵和129,227匹马。其中十二万人只用十一天便到达战场，以往则要两个月。这在老一辈眼中，简直就是天方夜谭。随后爆发的美国内战则进一步证明了铁路的巨大价值。没有铁路，军队就无法在战场上长期作战。正如迈克尔?霍华德所说的那样：
　　“快速运转是铁路向军事提供的一个有利条件。同样重要的是，它给了战地军队长驻的力量。不再需要为一场战役预先在战场附近设立供应军需的仓库；如今，全国的经济实力可以转为军用，持续不断地提供军需。其次，军队到达战场时，精力充沛，体态良好；军队中大部分人能否既从平民生活中保持体力，又经艰苦的行军跋涉后还能勇猛地投入战斗，不是一项不重要的考虑。第三，军队可以保持良好条件：伤病员可方便转送到基地医院，并补充上新的力量；如果战役延长，军队可以调换。”（参见霍华德《欧洲历史上的战争》）
　　但是，真正看清了铁路的战略本质，并炉火纯青的加以运用的，却不是法兰西，而是德意志。

　　早在德国统一前，还是那位李斯特，就精辟的指出，从地缘战略上看，德国地处中欧，夹在俄、法、奥三强之间，地势平坦，守无可守，尤其害怕多线作战。这是一种糟糕的战略位置，更糟糕的是，法国与奥匈帝国的均势战略高手们，无不将德意志作为霸权战争的战场，如此既推迟了德意志的统一，又严重削弱了中欧潜在的大国，真是一举两得。但是，铁路的出现注定改变德意志的历史。
　　在19世纪30年代 ，受美国启发的李斯特指出，在经济上，铁路与关税同盟足以唤醒德意志沉睡已久的经济潜力，并推进统一大业。在军事上，铁路彻底改变了传统陆战的时空概念，只要德国拥有周密设计的健全的铁路网和强大的统一政权，就可以复活约米尼的内线战略，从而实现兵力的迅速集中，最终逐个击破强敌。如此，数量因速度而改变， 力量因集中而增加。战时一个师可抵十个师，平时的驻军数目也可极大的减低，省下的钱正好改良质量。
　　但是，仅仅硬权力发展是不够的，软权力也要改变。首先，人员与物资的远程移动，必然引发一个问题：讯息的传递如何跟上火车飞转的车轮。还好，一场通讯革命恰在此时发生。
　　西元1808年，大清嘉庆十三年，德国解剖学家佐默林在发明电池之后，又发明了最早的电报设备。英国人罗纳尔兹对之进行了改良，并于1823年，大清道光三年向英国海军部进行了游说，可惜未被采纳。直到铁路系统的飞速发展，远远超越了老式通讯系统后，第一台实用性电报机才由库克和惠特斯通教授联合研制成功。时间是1838年，大清道光十八年。美国人莫尔斯则发明了简便易行的莫尔斯电码，并在1844年，大清道光二十四年安装了第一台商用电报机。从此，虽万里之遥，呼吸可通，如在户庭，这就解决了第一个问题。
　　其次，大量人员与物资的快速远程集中，必然引发一个空前复杂的管理问题。这就要看德国人的聪明才智了。
　　我们知道，直到拿破仑战争为止。一次会战的范围还是超不出指挥官的望远镜范围。这就是拿破仑能靠一匹大白马，一只望远镜，一群小幕僚，几个传令兵，纵横四海的重要原因。但是随着国族精神在欧洲的日益觉醒，王朝战争渐渐开始退出历史舞台，新式民族战争开始登场。兵员越来越多，战场越来越大，后勤供应、人事协调、作战指挥也越来越复杂。传统的天才战争与英雄会战，就免不了手脚大乱了。1806年的耶拿会战可谓一个绝唱。
　　这次会战，法普两国为争中欧霸权，悉举国之众，一争雌雄。单从法军角度看，举凡十八万人的打击力量，五十公里的战线推进，八个集群的互相配合，连续九天每日四十公里的徒步强行军，再加上敌情信息的搜集判断，行军路线的安排，补给站的设立，与沿途邦国的外交活动……这又岂是一个人的头脑所能容下？可拿破仑居然做到了。
　　结果，1806年的10月14日，拿破仑一天之内，连续击溃普军三个主力集群，一战而定中欧。确实不愧军事天才的称号。
　　但天才也有天才的极限。到创记录的莱比锡大会战（1818年10月16日到19日），十几个国家的五十万大军，挤在一个战场上，连打四天。终于天才横溢如拿破仑大皇帝者，也难以驾驭了。
　　相反，作为耶拿会战失败者的普鲁士，却痛定思痛，在一群另一个层面上的天才们的沉思与引导下，开始转向另一条发展道路。
　　熟悉军事史的朋友当然已经猜出，这里的“天才”指的是谁。是沙恩霍斯特，是格奈泽瑙，是克劳塞维茨。
　　那又为什么说，他们是另一个层面上天才呢？原因就在于，他们所创造的，是跳出拿破仑式战争的打法，转而寻求一种新体系：即通过一套制度，将无数个一般人的智慧集中放大，形成一个无形的拿破仑。这样，没有“超级天才”的国家也能打出“超级天才”的水平。一旦出现了“超级天才”，这套制度又必须不排斥这位天才，从而使之发挥出更强的战斗力。
　　这一尝试不打紧。风轻云淡之际，这帮“小革命派”掀翻的是三千年的天才战争与英雄会战。传统战争的艺术性，在他们这里得到了继承，而长期被忽略的科学性，则在他们手中异彩奇射。整整一代精英的努力，最终留下的便是今天举世师法的参谋本部制度。
　　所有这些战略进步的集大成者就是普鲁士的毛奇将军。此公对铁路的战略性关注，早于德意志拥有第一条铁路。毛奇不仅意识到铁路使军队的战略展开速度六倍于拿破仑战争时代，更意识到所有新技术的关联性及内在缺陷。也可以说，他是第一个将铁路、电报与参谋本部有机结合，组合出全新战争指导体系的将军。

　　正是有了毛奇的努力，铁路、电报所施放出的巨大能量，才能被纳入一个有序的体系；现代的兵役、动员制度，也才能得到一个科学的指导。与之相伴生的，还有国民教育体系与全国性预备兵役制的确立。前者提供海量既受过现代教育又拥有无上爱国情操的兵员；后者则使国家可以在和平时期避免过高的养兵开支，战时又能迅速集结起大批受过良好军事训练的军人。这正应了传统中国“寓兵于民”的美意，而更发挥出空前强大的力量。
　　在这个基础上，德国人潜心研究各国的铁路系统，最终在全国范围内大建铁路网。
　　“1864年1月19日至24日，普军依靠铁路将一个步兵师(15,500人、4,583匹马、377辆车)从明登运到哈堡，总共使用了42列火车，平均每天7列，行程175英里。”（参见前引《战争与后勤》）到1866年的普奥战争期间，普军在二十一天之内，展开了197,000人、55,000匹马和5,300部各种车辆。虽然仍有种种时代缺陷造成的不足，但在当时已经足称奇迹。
　　如此一路走来，到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猛一看，交战双方力量大体相当，各有优劣。实际上，在两国战争指导层的脑海中，构划的却是两幅完全不同的战争景象。结果，仅仅七个星期，参谋本部战胜了小拿破仑；铁路、电报击垮了法兰西。（注：普法战争期间，普军利用六条主干线、三条附加线，在十八天内，将南德意志诸邦的十个军，四十二点六万人，送到前线。）
　　这里，电报加铁路，好似鲲鹏的双翼，而参谋本部就是心脏与大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虽说陆权文明与海权文明都可从中获利，但你终究无法把铁路修到海上去，不然那就不叫铁路了。这样一来，陆权文明的收益就压倒了海权文明，而且空间越大的陆权国家，所能施放的能量也越大。如此你有火轮船，日行千里；我有火轮车，也日行千里。你要由海上陆，我却能以逸待劳。这就有了自强的基础，自强的同时求富，富有余力，我可就要由陆向海了。
　　所以当一个外国记者问俾斯麦，若大英帝国以其超强的海上力量，在德国海岸作两栖打击，德国如何措置时。俾斯麦才会说：让当地警察，把他们统统抓起来。
　　如果说，无敌舰队的覆灭，将海权兴起的神秘，像历史的耳语般，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那么普法战争的结束，同样将另一个神秘，从一个大洲传向另一个大洲。那就是：
　　沉寂已久的陆权文明，终于又要复兴了！

　　自信的丧失
　　现在让我们再转回到大英帝国的视角上来看世界。
　　事实上，均势战略有其严重的内在缺陷。因为多元体系中的每一个国家都在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当霸权挑战者出现时，大多数国家宁肯采取一种“隔岸观火”的战略，只要自己的利益与安全不直接受到威胁，就尽量不卷入和挑战者的冲突中，以免为他人做嫁衣。但是，当所有国家都这样想时，问题就严重了。挑战者将以分化瓦解的战略，将对手逐个击破。
　　这就要求均势的主导国：
　　（1）必须时刻警惕的关注国际力量消长，及时判读出新的地缘断裂带的产生，发现短期内的最大挑战者，与长程的潜在威胁者。
　　（2）综合运用外交、金融、军事手段，组建联盟，或遏制，或开战，维系现有体系的力量平衡。
　　这就要求当国者不仅要有丰富的内政治理经验，更要有大战略的国际眼光，从而最佳的维持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
　　但悲哀的是，拿破仑战争后的大英帝国恰恰在国际战略棋局中，屡屡出错。
　　首先，英国过于拘泥于历史经验，夸大了法国在欧洲大陆的地缘威胁，却忽略了法国的光荣早已成为历史，未来的强国在中欧。
　　其次，大众传媒的发展超过了国民素质的提升，以致英国的对外战略越来越受制于不理性的舆论。受自由主义的不良影响，意识形态因素在国际关系判读中占到了不合适的比例，结果，英国过于夸大了俄国在殖民地上的威胁，且忽略了关键的一点：由于自身难以克服的制度缺陷，俄国根本不具备成为主导性大国的国内基础。
　　受上述误判的影响，大英帝国主导的均势在欧洲与海外同时产生危机。

　　首先看欧洲。
　　面对德意志的即将统一，英国的反应出人意料的迟钝。一方面，维多利亚女皇始终抱有亲德情绪；另一方面，首相帕默斯顿始终坚信，如果德国能统一，只能称为奇迹。真正的威胁是法国，所以当英国与俄国发生海外冲突时，英国非常倾向于同法国采取联合行动，但是一旦牵涉到中欧与南欧问题，英国就会闪电般的由联合法国转向制压法国。英国显然没有料到，一个即将统一的德意志，才是真正的霸权挑战者。
　　不仅帕默斯顿，拿破仑三世同样不相信德意志能够统一，他嘲讽对方是永远无法聚拢的一盘散沙，却从未想过那是黎塞留、太阳王、老拿破仑苦心经营的结果。更糟糕的是，拿破仑三世完全错估了国际形势，他只看到维也纳体系制约法国的一面，却没有看到，该条约也有保护法国的一面。事实上，维也纳体系制约的是霸权，保护的是法国的大国地位。由于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缓慢，法国根本不具备成为霸主的根基，海陆两线作战的威胁也难以得到根本解决。所以法国明智的选择应该是支持英国巩固现有均势，从而从中获利。
　　但遗憾的是，拿破仑三世恰恰选择了搅局。他天才的破坏了维也纳体系，却只是为德意志松绑。他咄咄逼人的大陆政策，只能使他和大英帝国渐行渐远。
　　正是英、法的离心运动，普、奥才得以顺利占领荷尔斯坦因与石勒苏益格。又由于拿破仑三世的愚蠢，普鲁士才得以相继取得普奥、普法两场战争的胜利。
　　就这样，德意志统一了，一盘散沙的德意志统一了，在铁路而非海权，保守主义而非自由主义的基础上，统一了。这个巨强，不仅在军事上打败了法兰西，更紧接着在战后于经济领域如火如荼的展开了第二次工业革命。

　　均势的崩溃
　　当二十世纪的第一道曙光照亮英伦三岛时，大不列颠面对的是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俄国的扩张，法国的战败，德国的统一，大清的塌陷，日本的崛起，美国的富强，共同吹响了新的地缘断裂号角。而大英帝国的地缘信心，也就在这号角中，一扫无余。
　　或许数字更能说明问题。在十九世纪中期，英国的煤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二。1840年，英国的生铁产量同样超过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产量总和，是德国的八倍。到1850年，这个数字更将达到德国产量的十倍。
　　可是，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展开，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到战争爆发的1914年，德国的煤产量达到了二亿七千七百万吨，已经非常接近英国的二亿九千二百万吨。至于该年德国的钢产量则达到了一千七百六十万吨，超过了英法俄三国的产量总和。
　　随着信心的丧失，大英帝国的官员和民众们越来越担心自己会被彻底孤立。所谓彻底孤立，即指俄、德、法、奥四个欧洲大陆强国最终达成一致，共同构建某一国主导下的新均势，将经济发展上已经相对滞后的英国排挤在角落里。
　　这种担忧使英国害怕它会既失去法国，又失去德国，从而导致英国的外交日趋杂乱无章。
　　今天回看历史，帝国时贤显然错估了形势的发展，他们并没有正确的预见到，真正威胁到大英帝国根基的并非所谓的欧洲联盟，而是即将爆发的自杀性欧洲联盟战争。
　　更大的恐慌则来源于威廉二世主政的德国。
　　从外在表现上看，威廉二世是一个非常古怪的战略家，据说古怪的原因在于其左臂的自幼畸形造成的长期心理阴影。丘吉尔对其曾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评述：
　　“只知昂首阔步，装腔作势，将手中之剑耍的嘎嘎作响……假设是个火山口，至少也要冒得出烟来。他正是如此，白昼远观是一团云雾，晚上是一团火花。久而久之，旁观者必定心生恐惧，而亟思团结以求自保。而在种种矫揉造作、虚张声势之后，却是个极其平庸、虚有其表，但大体而言没有恶意，却又想成为菲特烈大帝第二的人。”
　　1900年至1909年任德国首相的皮洛夫公爵也曾说过：
　　“……威廉二世并不想要战争，在危急时刻，皇帝陛下会痛苦的意识到，他绝不能把自己的军队带进战场。他很清楚自己是个神经衰弱的人。他那些充满火药味的黩武演说，只是想让其他国家得到这样一个印象——这是一个新菲特烈大帝，或说拿破仑第二。”

　　威廉二世上台后，罢免俾斯麦，终结德俄在保险协议，全欧震动，或许正是此种虚荣心理的体现，但却又不完全是。因为若说威廉二世是笨伯，则和称其天生好战一样荒诞。事实上，威廉二世一直在追逐一个目标，那就是一劳永逸的解决德国多线作战的战略困境，同时又不失去大国地位。他的解决之道就是和英国结盟。罢免俾斯麦，终结德俄在保险协议，都是为之做铺垫。
　　如果英德真能结盟，则反德包围网自然不攻自破，法国也就再无翻身之日。
　　但问题恰恰在于，大英帝国凭什么要和德意志帝国结盟呢？
　　对此，威廉二世会说，德国从本质上是一个大陆帝国，而英国则是一个海权帝国，只要英国与德国结盟，德国永远不向海外扩张，如此双方即可长期相安无事。德国成为一个平和的大陆性强国，帮文明世界阻挡可怕的俄国人，英国则继续在海权与殖民中获取利益与安全。
　　事实上，这也正是俾斯麦长期追求的结果。但俾斯麦靠复杂的均势运作实现这一点，总让人有朝不保夕之感。威廉二世则要将之制度化。
　　但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国际格局是无政府状态，英国凭什么相信德国呢？
　　更关键的问题是，从历史上来看，大英帝国轻易是不会选择结盟的，因为结盟会降低大英帝国的战略机动空间，使其难以发挥离岸平衡手的作用。只有在下述两种情况下，英国才会选择结盟：
　　一，当某一霸权挑战者威胁到英国的主导性大国地位时，英国会和其对立面结盟，共同阻止拿破仑式帝国的出现。
　　二，当某一国威胁到大英帝国的根本利益，而这一国实际上和大英帝国之间又不具备根本的地缘矛盾时，大英帝国也会考虑通过某种程度的结盟，从而达成战略妥协，相互向不干涉的领域扩张，从而达成力量的平衡。
　　从这两个视角审视德国，我们就会发现，德国在大英帝国的战略棋局上的地位是非常尴尬的。
　　从第一条标准来看，德国太强，太像新的拿破仑帝国，而不像制衡者。所以不具备和英国结盟的条件。
　　从第二条标准来看，德国又太弱。德国作为一个中欧陆权大国，确实和英国没有根本的地缘矛盾，俾斯麦执政时，一再重申德国没有殖民地野心，正是为了强调这一点，从而巩固二者间的传统友谊。但是，这也导致德国很难威胁到英国的海权根基，故而同样不具备和英国结盟的条件。
　　德国与英国的悲剧同时在这错位中产生。

　　对今日的海军迷们而言，马汉就是先知，海权论就是圣经。但是，拂去传说的光环，洗尽时空的铅华，我们不得不说，马汉过于片面的解读了历史，过于夸大了海权的作用。如果不加区别的使用，结果往往带有灾难性。其实，马汉的思想主要在下述两个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一，从国策指导上讲，马汉的理论一扫美国国内长期的战略贫血，为美利坚帝国的发展及形成，量体裁衣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指导。（关于这一点，笔者另有专文详细论述。）
　　第二，从历史研究上讲，马汉清晰深刻的解读了大英帝国崛起的海权秘密，也深度解读了岛国式工商业国家的崛起之谜。所以对两个国家特别有吸引力，一为日本，一为德国。之所以对日本有吸引力，原因很简单，因为日本的地缘特质非常类似于英国。那么。为什么对德国也有吸引力呢？原因就在于德国从中进一步坚定了一个信念：大力发展远洋海军是逼英国与之结盟的捷径。
　　很显然，只要德国能在大英帝国最关键的一点上，集中优势资源，让它感到可能出现的根本威胁，那么依据前述原则，德国就将获得和英国结盟的机会。
　　正是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威廉二世与提尔皮茨一道吹响了英德海洋军备竞争的号角。
　　提尔皮茨的思维被称为风险理论。该海军大臣认为，德国很难同时在陆海两个领域维持世界第一的水平。所以无论德国如何发展，都无法在全面海权层次赶超英国。但是，如果德国仅以英国的海峡舰队为对手，以短期内的闪电一击、夺取海峡控制权为目的，则德国的海上力量至少可以让大英帝国如芒在背。因为大英帝国的利益是全球分布的，当欧洲存在一支足以威胁其本土安全的海上力量时，英国必然难以再想以前那样维系其全球利益。而英国的殖民体系一旦动摇，英国的世界主导地位也就随之丧失了。这样一来，英国或者彻底摧毁这个潜在威胁源，或者就只能与之结盟。提尔皮茨也好，威廉二世也好，都坚信德国或许会被迫付出相当代价，但德国绝不会被摧毁。这样，英国就只能选择与德国为友的政策。
　　在这个思维的引导下，德国的海上力量迅速发展。1898年，德国成立了以克虏伯财团为经济后盾的德意志海军联盟，大力鼓噪发展远洋海军（即组建强大的公海舰队）。至1904年，其会员已惊人的超过了一百万。相应的，德国海军的实力急剧扩充，渐渐超越了法、俄，直追英国。
　　至于这飞速发展背后的动机，提尔皮茨说得好，“目的在于使最伟大的海权国家，也不敢向德国挑战，否则就有使自己的优势迅速遭到破坏的危险。”
　　最伟大的海权国家？笨蛋也知道指的是谁。

　　或许，德国最负盛名的军事史学家德尔布吕克说的更深入：“德国永远不可能以征服英国为目标，但应该且必须尽力限制英国的战略机动空间。”
　　而限制的目标无疑是为了完成一个大胆的战略迂回：逼英国与德国结盟。
　　有一段时间，威廉似乎就要成功了。英国的大众与政府同时产生恐惧，希望与德国达成战略妥协。但是终究还是功亏一篑，原因何在？
　　原因很简单，因为大英帝国忽然发现，德国的海军无论如何扩张，其实都无法根本威胁英国。而英国之所以能得出这个结论，原因有二：
　　其一在于无畏舰的产生。
　　其二在于英国成功的战略情报工作。
　　以前者论，1905年，英国第一海务大臣费希尔进行了海军改革，并于次年开始支持建设无畏级战列舰。该舰的出现打破了世界海军力量平衡，因为它使以往所有型号的水面战舰全部黯然失色。虽然德国从1908年起也开始建造无畏舰，但是德国很快就发现，这是一场它玩不起的游戏。因为一艘无畏舰的造价可以装备两个精锐陆军师。英国因为是岛国，所以只需要维系德国十分之一的陆军，就可以获得远胜于德国的地面安全。这是地处中欧，四面环敌的德国永远做不到的。如果德国在维持现有陆军水平的基础上，与英国做海洋军备竞赛，结果只能是金融崩溃。而如果德国放弃现有陆军水平扩张海军，结果无异于自杀，因为海军不能解决德国的陆上安全。

　　黄鹤一去
　　英国的犹豫与恐惧，令法国看到了希望，自普法战争结束后，法国一直期待打败德国，一雪国耻，所以才改变国策，与俄罗斯结盟。但由于德国也找到了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两个盟友，所以法国仍无胜算。事实上，就算是后来意大利倒戈，法、俄、意也还是打不过德国。很显然，只有将英国也卷进来，法国才有可能赢得战争。至于英国要付出多大代价，这自然不是法国的议题。
　　屋漏偏逢连阴雨，正当此时，欧洲的力量均势格局再次发生重大变化。变化的起点却在远东。
　　1904年2月8日晚十时二十分，日本海军以对俄太平洋舰队不宣而战的突然袭击，拉开了日俄战争的序幕。而在此前2月6日的进军途中，他们业已“顺带”干掉了两艘俄国小炮艇。
　　日本人的突然袭击在英、美赢得一片喝彩，以致有媒体公然宣称，对无耻的国家（指俄国）就该如此，也只能如此。只是他们不会想到，用不了四十年，同样的事情就会落到他们自己身上。
　　俄国的战败使之再次将目光由东方转回到欧洲，再次开始向巴尔干扩展，以实现其泛斯拉夫大联合的梦想。这样一来，它和奥匈帝国的矛盾再次激化。而德国的战略本为努力维系俄、奥之间的战略平衡，现在却发现，可供它选择的战略机动空间正越来越小。
　　法国趁机拉拢俄国，编织针对德、奥的战略包围网，德国的反应就是把意大利也卷进来，构成新的平衡。
　　欧洲的战争危机越来越紧迫，作为离岸平衡手的英国，面对它自己一手造成的地缘乱局，却束手无策。英国在海权领域依然享有着巨大的优势，但在第二次工业革命造成的陆权复兴面前，这优势的战略含金量正越来越少。

　　英国最后的杀手锏在于其强大的金融力量。直到一战前，英国仍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银行。但令人震惊的是，大英帝国虽然经常运用金融优势打赢战争，但似乎从来不曾想过运用此金融力量，改变地缘格局。这与二战后的美国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美国总是在其利益和安全所在的地区，通过选择性的技术转让和经济援助，改变力量对比，并在市场的相互依赖中，进行政治渗透。而当年的大英帝国却尚不具备类似的经济学基础，所以从未进行过类似的尝试。帝国的发展太依赖于殖民地经济，结果就是英国的经济发展日趋闭锁，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指望保守的英国会提出全新的国际制度理论并付诸实践，这既使英国失去了主动改变世界的动力，也使其渐渐丧失政治道德上的制高点。
　　而法国政界则巧妙的利用了这种局势，诱引英国加入对德国的战略包围。1911年8月23日，英国高层甚至召开了对德备战会议，并作出如欧战爆发，即派遣地面部队入法参战的决定，而不满足于仅仅封锁德国。而德国要到半年后，才开始类似的对英战争检讨。于是，现在该轮到德国政界恐慌了。
　　德国害怕整个欧洲联合起来反对它，害怕遭到大英帝国的海权封锁，甚至在1904年的柏林，爆发了担心英国会对德国展开先制打击的恐慌。相应的变化也体现在决策层。1908年2月，威廉二世明确否认德国有挑战英国海权优势的企图。1911年3月，威廉甚至呼吁签订一份限制海军扩张的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