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服”运动所激发的恰恰是对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对内的民族情绪总是会导致纠缠各兄弟民族之间的历史恩怨。而历史的恩恩怨怨是永远也纠缠不清的，越纠缠隔阂和对立就越深。如同一个原本和睦的家庭，如果其成员总是纠缠于以往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越纠缠就越伤感情，再和睦的家庭最终也难免破裂。

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是指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情节严重的行为。情节严重，一般是指手段恶劣、多次煽动、引起民族公愤的；严重损害民族感情、尊严；平等后果等。根据刑法规定，犯本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现在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我们在1949年建国后，参照前苏联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民族制度和民族政策，在中国进行了“民族识别”，客观上把中国建成了一个“多民族共同体”。
　　这一结构使有些原来并不具有现代“民族意识”的“民族”精英开始接受这样的意识并萌发潜在的“本族”愿望。
　　症结
　　“民族国家”的建立并成为新国际法的主权单元，始于西欧。西欧的民族主义运动，提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理念，并在各种力量角逐过程中建立了一系列“民族国家”。当时各“民族国家”内部包含的群体中也存在各种差异（血缘、语言/方言、归属），但在“民族构建”过程中各群体都接受了新的“民族”概念、建立了共同的认同意识。
　　此后在其影响下塑建的政治实体，大多照此办理，即在原有政治实体疆域范围内，把各种不同的群体整合成一个现代的“民族”，在各群体中建立共同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使各群体的所有成员都认同和忠诚于这个新的“民族”。受西欧国家冲击的东欧各国是这样做的，由欧洲白人移民建立的新国家（如美国）是这样做的，殖民地独立后新建的国家（如印度）也是这样做的。
　　1911年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提倡“五族共和”。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明确提出以“中华民族”作为“民族”单元来建立“民族国家”。

在中央政府组织下，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先后“识别”出56个“民族”，这样就在“民族”概念上出现了一个双层结构——“中华民族”——56个“民族”。由于改革开放前中国人民很少有机会在国际事务中直接体会到“中国公民”的现实意义，而在国内生活中通过各种民族政策使少数民族身份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结果在客观上把“中华民族”虚化和架空了。我们几十年来一直在宣讲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介绍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介绍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这样宣讲和教育的结果就使包括汉族在内的国民把对“民族”的认识定位于56个民族，而不是包含所有中国人的“中华民族”，并把现代政治观念的“民族”意识介绍给了各“民族”的知识分子与民众。
　　在“民族识别”工作完成后，政府为每个国民都确定了“民族成分”，这使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人口边界清晰化，而为各“民族”设立的“自治区域”则催生或加强了各族的“领土”意识，以“民族”整体为对象的各项优惠政策也使民众的“民族意识”不断强化。这就是近年来在中国一些地区出现的民族关系问题和民族分裂思潮的国内思想政治基础。这种“民族意识”主要体现在接受了“民族理论”教育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和干部当中，而接受教育较少的普通农牧民对国家和政府的忠诚还是十分纯朴的。

很多人看不下去，因为字大多太长

把你的标题改成：天朝大势把“汉服”两字反过来要求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