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阶级社会的产物。阶级社会以不平等为原则，但不平等的社会并不都是能够产生自由的阶级社会。在东方专制主义（depotism）社会中，尊卑和财富（不是财产或财产权property）的不平等远远超过阶级分明的封建社会，全能国家面对散沙社会，国家和社会界限森严，但社会各阶级的分野模糊混乱，没有明显的阶级意识，尤其没有封建欧洲能自我治理的阶级组织。可以说，这个社会有尊卑贫富，却没有作为诸特权与诸自由（Privileges and Liberties）主体的阶级，甚至连这两个词都只能在欧洲语言中才能读出原有的涵义。
在这个社会中，君主只是游民无产者中的幸运儿，不需要法统依据，可以通过赤裸暴力取得，离开赤裸暴力就会一无所有。贵族只是得宠官僚的荣誉称号，没有离开政权以后仍然可以分庭抗礼的独立阶级力量。城市只是乡镇中人口较多的，没有自治组织和宪章。平民群众更换身份就象更换衣服，因为没有严密的阶级组织可以保护并约束他。斗争不在有组织和法权的各阶级之间，而在原子化的个人之间；不为权利，而为生物学层面上（幸运儿的）富贵或（不幸者的）温饱。它最鲜明的特征就是组织资源（包括阶级）极端匮乏。
这个社会早已越过它自己封建时期和绝对主义时期，进入文明的暮年。原本为了仲裁各阶级冲突而产生的国家，已经强大得超过了全社会所有阶级力量的总和。它早已折断了各阶级的骨骼，吞食了它们的血肉，把残骸化为原子化的个人，除了生物学层面上的血缘再也没有任何组织资源可以依靠，因为任何组织资源都可能是它的潜在威胁。在外部观察者的眼中，这个这个社会仿佛一头巨兽，却既没有骨骼，也没有分化的组织器官，全部由面目雷同的阿米巴以简单重叠的方式聚集而成。这个社会之所以没有瓦解为一群相互吞噬的阿米巴，要归功于最后的组织资源----专制国家的约束。专制国家是它最大的诅咒，也是唯一的救星。专制国家就是赤裸暴力将无政府状态禁锢在胆瓶中的最后一道符咒，也是社会丧失自我治理能力后延续残年的外部起搏器。想象先进精密的起搏器能使心脏强大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想象打倒起搏器能使心脏强大是一个更加严重的错误。一个在和平时期就离不开起搏器的民族肯定会在最轻微的压力下倒毙，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安宁是她最好的选择，争雄好胜是她最不应该做的事。
然而这个社会却享有一种奴役的平等，其程度往往超过有自由和法权的阶级社会。因为在没有法统和法权的地方，命运有最大限度的不可预测性。末路王孙青衣行酒，里巷小儿干禄公卿，皆为司空见惯，不会受到阶级或任何社会规则的限制或保护，因为没有规则就是最大的规则。这种平等的代价之一，就是王侯将相无种，大位人人可欲，因此政权必须把全民视为假想敌，因而提前发明了20世纪独裁者自以为享受专利的许多镇压技术。而即使在最武断的绝对主义国家中，王侯将相以及镇压对象仅限于少数人，多数人享受轻蔑的宽容，政权所求于他们的，仅仅是金钱。如果说绝对主义（absolutism）为安全牺牲了自由，那么专制主义（depotism）就把安全和自由一起牺牲了。当詹姆斯一世自称“自由君主制”（ Free Monarchies）卫道士时，他并没有说谎。
绝对主义之所以仍然是有法统的国家，至少部分因为它虽然垄断政权、排除各阶级，却没有垄断社会，消灭各阶级。国家已经凌驾于社会之上，却还没有吞噬社会。不过，只要官僚国家的原型站稳脚跟，这样的机会总会有的，即使没有也可以自己创造。这就是为什么罗马公民面对埃及、十字军骑士面对拜占庭时，轻蔑之中总是夹杂恐惧的原因。他们知道，这些面对社会强大凶恶，保卫自己迟钝笨拙的巨兽在年轻民族的正面打击中是不堪一击的，却会以其精密宏大的理性设计成为成熟民族致命的诱惑。
绝对主义国家或施密特所说的“立法国”①的背后是唯理主义哲学，它大体上沿着绝对理性的路线发展，演绎高于归纳。绝对理性渐渐替代了神的位置，在笛卡尔手中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黑格尔手中将“历史体现神意”修改为“历史体现绝对理性（历史与逻辑的同一性）”。马克思及其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这一路线的旁支，只要把“神意”与“历史必然性”相互置换一下，就可以得出图解式历史唯物主义了。对于唯理主义而言，绝对理性是纯净而高级的真理，世界历史（经验主义哲学称之为人类经验的总和，因此是智慧的来源和有限理性的母体）只是混杂而低级的客体。全能国家（正如黑格尔所说）是绝对理性的化身，设想自身是外在于社会而且高于社会的游离体，不是身体中的大脑而是汽车中的司机，不仅能消极地利用先在的（身体）条件，而且能积极地利用外在的（汽车）条件而不会伤及自身。外在的、先进的、理性的国家-设计者对社会-客体进行改造和提升，这条路线的逻辑终点通向彼得大帝、斯大林和无数相信富国强兵、落后就要挨打的启蒙者。
我们通过选择自己的神明选择我们的命运。
在这个社会中，君主只是游民无产者中的幸运儿，不需要法统依据，可以通过赤裸暴力取得，离开赤裸暴力就会一无所有。贵族只是得宠官僚的荣誉称号，没有离开政权以后仍然可以分庭抗礼的独立阶级力量。城市只是乡镇中人口较多的，没有自治组织和宪章。平民群众更换身份就象更换衣服，因为没有严密的阶级组织可以保护并约束他。斗争不在有组织和法权的各阶级之间，而在原子化的个人之间；不为权利，而为生物学层面上（幸运儿的）富贵或（不幸者的）温饱。它最鲜明的特征就是组织资源（包括阶级）极端匮乏。
这个社会早已越过它自己封建时期和绝对主义时期，进入文明的暮年。原本为了仲裁各阶级冲突而产生的国家，已经强大得超过了全社会所有阶级力量的总和。它早已折断了各阶级的骨骼，吞食了它们的血肉，把残骸化为原子化的个人，除了生物学层面上的血缘再也没有任何组织资源可以依靠，因为任何组织资源都可能是它的潜在威胁。在外部观察者的眼中，这个这个社会仿佛一头巨兽，却既没有骨骼，也没有分化的组织器官，全部由面目雷同的阿米巴以简单重叠的方式聚集而成。这个社会之所以没有瓦解为一群相互吞噬的阿米巴，要归功于最后的组织资源----专制国家的约束。专制国家是它最大的诅咒，也是唯一的救星。专制国家就是赤裸暴力将无政府状态禁锢在胆瓶中的最后一道符咒，也是社会丧失自我治理能力后延续残年的外部起搏器。想象先进精密的起搏器能使心脏强大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想象打倒起搏器能使心脏强大是一个更加严重的错误。一个在和平时期就离不开起搏器的民族肯定会在最轻微的压力下倒毙，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安宁是她最好的选择，争雄好胜是她最不应该做的事。
然而这个社会却享有一种奴役的平等，其程度往往超过有自由和法权的阶级社会。因为在没有法统和法权的地方，命运有最大限度的不可预测性。末路王孙青衣行酒，里巷小儿干禄公卿，皆为司空见惯，不会受到阶级或任何社会规则的限制或保护，因为没有规则就是最大的规则。这种平等的代价之一，就是王侯将相无种，大位人人可欲，因此政权必须把全民视为假想敌，因而提前发明了20世纪独裁者自以为享受专利的许多镇压技术。而即使在最武断的绝对主义国家中，王侯将相以及镇压对象仅限于少数人，多数人享受轻蔑的宽容，政权所求于他们的，仅仅是金钱。如果说绝对主义（absolutism）为安全牺牲了自由，那么专制主义（depotism）就把安全和自由一起牺牲了。当詹姆斯一世自称“自由君主制”（ Free Monarchies）卫道士时，他并没有说谎。
绝对主义之所以仍然是有法统的国家，至少部分因为它虽然垄断政权、排除各阶级，却没有垄断社会，消灭各阶级。国家已经凌驾于社会之上，却还没有吞噬社会。不过，只要官僚国家的原型站稳脚跟，这样的机会总会有的，即使没有也可以自己创造。这就是为什么罗马公民面对埃及、十字军骑士面对拜占庭时，轻蔑之中总是夹杂恐惧的原因。他们知道，这些面对社会强大凶恶，保卫自己迟钝笨拙的巨兽在年轻民族的正面打击中是不堪一击的，却会以其精密宏大的理性设计成为成熟民族致命的诱惑。
绝对主义国家或施密特所说的“立法国”①的背后是唯理主义哲学，它大体上沿着绝对理性的路线发展，演绎高于归纳。绝对理性渐渐替代了神的位置，在笛卡尔手中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黑格尔手中将“历史体现神意”修改为“历史体现绝对理性（历史与逻辑的同一性）”。马克思及其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这一路线的旁支，只要把“神意”与“历史必然性”相互置换一下，就可以得出图解式历史唯物主义了。对于唯理主义而言，绝对理性是纯净而高级的真理，世界历史（经验主义哲学称之为人类经验的总和，因此是智慧的来源和有限理性的母体）只是混杂而低级的客体。全能国家（正如黑格尔所说）是绝对理性的化身，设想自身是外在于社会而且高于社会的游离体，不是身体中的大脑而是汽车中的司机，不仅能消极地利用先在的（身体）条件，而且能积极地利用外在的（汽车）条件而不会伤及自身。外在的、先进的、理性的国家-设计者对社会-客体进行改造和提升，这条路线的逻辑终点通向彼得大帝、斯大林和无数相信富国强兵、落后就要挨打的启蒙者。
我们通过选择自己的神明选择我们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