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试图对“去政治化的政治”的产生做几点很不成熟的说明： 首先，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一种政治与经济的区分的假说之上的，这一假说反映了早期资产阶级摆脱封建国家和地主阶级对政治和经济的垄断、支配和暴力占有的历史意志。熊彼德曾用“政治交换”这一概念论述早期资产阶级的权力构成，即如果没有某个非资产阶级实体的保护，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就会陷于绝境，不但无力领导它的国家，甚至不能保护本阶级的特殊利益。“政治交换”意味着政治与经济这两个领域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某种分离，如果不存在这种分离，也就不存在交换。从这个角度说，政治与经济的分离与其说是一个实际存在的现实，不如说是产生于资本在与政治权力进行交换过程中力求获得更高权力份额的欲望。在漫长的十九世纪，那种政治与经济相互分离的早期资产阶级诉求逐渐地转化为国家和超国家体制对于市场经济模式本身的塑造；伴随资产阶级将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集于一身，政治安排也随之被转化为市场经济的法则本身，即政治领域成为一种从属于经济活动而又似乎外在于经济活动的领域。以政治与经济的分离为中心，现代资本主义试图创造一种自我循环的市场经济及其“去政治化的”秩序；如果说这一诉求的历史合理性建立在重商主义时期中小企业主阶级抵制国家、贵族和君主垄断的过程之中，那么在金融资本时代，这一诉求已经蜕变为以金融资本为龙头的大资本（及其代理人）操控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要求――这一垄断性关系恰恰是通过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有关作为“自生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的市场概念来加以合法化的，亦即以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意识形态”来加以合法化的。
其次，从政治的角度看，当资产阶级通过联合无产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发动政治革命、推翻国王—贵族权力之后，一种去政治化的程序性的国家政治逐渐取代了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多样化的政治格局，其实质也就是通过政治交换关系将统治集团中资本主义的和非资本主义的成分连接起来。政治辩论由此转化为权力争吵，而其根本的环节即一种中性的国家概念及其现实机制的诞生。由于这一连接是以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的，从而连接过程或政治交换本身是以“去政治化的”方式进行的。（例如，通过立宪过程将新富阶级对社会甚至国家的剥夺合法化）这个过程也就是民主逐渐地从政治民主向程序性民主的发展、国家逐渐从政治领域向常规化的权力结构的转化、政党政治逐渐从政治代表性之间的政治博弈向稳定的权力架构下的权力分配机制蜕变。在理论上，这一国家形态的出现直接导致了经典作家们将作为政治性阶级斗争目标的国家政权与国家机器区分开来，即一方面承认国家是镇压性的、在一定疆域内具有使用暴力的垄断权的机器，但另一方面又必须对国家政权和国家机器加以区分，以此将政治性的阶级斗争的目标限定在国家政权问题上。他们由此将夺取政权的政治性阶级斗争作为政治问题的核心。“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政治‟就是指争取分享权力或影响权力分配的努力，这或是发生在国家之间，或是发生在一国之内的团体之间。”65然而，随着政治性阶级斗争的衰退和形式民主作为一种支配性国家模式的出现，国家政权与国家机器的区分变得日益模糊。这种新的国家形态带有强烈的结构－功能的特点，它甚至能够将各种社会运动和反对运动作为国家交响曲的各种变奏纳入其机器的日常性运转之中。
正如阿尔都塞所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实践中，他们所看到的国家是一个比“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对国家的定义更为复杂的现实。根据他的看法，这个国家定义中缺乏对于“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的现实描绘――这有别于国家的镇压机器，诸如宗教制度、教育制度、家庭制度、法律制度、工会制度、党派体制、传播制度和文化领域等等。他总结说：
国家机器只有一个，而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却有许多。 统一的国家镇压机器完全属于公共领域；与之相反，绝大部分的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它们显然是分散的）是私人领域的组成部分。
公私的分界仅仅在资产阶级法律的范围内是有效的，而国家“高于法律”：
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既不是公共的，也不是私人的；相反，国家是公共与私人之间一切区分的前提。
公私的分界仅仅在资产阶级法律的范围内是有效的，而国家“高于法律”：
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既不是公共的，也不是私人的；相反，国家是公共与私人之间一切区分的前提。
其次，从政治的角度看，当资产阶级通过联合无产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发动政治革命、推翻国王—贵族权力之后，一种去政治化的程序性的国家政治逐渐取代了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多样化的政治格局，其实质也就是通过政治交换关系将统治集团中资本主义的和非资本主义的成分连接起来。政治辩论由此转化为权力争吵，而其根本的环节即一种中性的国家概念及其现实机制的诞生。由于这一连接是以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的，从而连接过程或政治交换本身是以“去政治化的”方式进行的。（例如，通过立宪过程将新富阶级对社会甚至国家的剥夺合法化）这个过程也就是民主逐渐地从政治民主向程序性民主的发展、国家逐渐从政治领域向常规化的权力结构的转化、政党政治逐渐从政治代表性之间的政治博弈向稳定的权力架构下的权力分配机制蜕变。在理论上，这一国家形态的出现直接导致了经典作家们将作为政治性阶级斗争目标的国家政权与国家机器区分开来，即一方面承认国家是镇压性的、在一定疆域内具有使用暴力的垄断权的机器，但另一方面又必须对国家政权和国家机器加以区分，以此将政治性的阶级斗争的目标限定在国家政权问题上。他们由此将夺取政权的政治性阶级斗争作为政治问题的核心。“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政治‟就是指争取分享权力或影响权力分配的努力，这或是发生在国家之间，或是发生在一国之内的团体之间。”65然而，随着政治性阶级斗争的衰退和形式民主作为一种支配性国家模式的出现，国家政权与国家机器的区分变得日益模糊。这种新的国家形态带有强烈的结构－功能的特点，它甚至能够将各种社会运动和反对运动作为国家交响曲的各种变奏纳入其机器的日常性运转之中。
正如阿尔都塞所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实践中，他们所看到的国家是一个比“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对国家的定义更为复杂的现实。根据他的看法，这个国家定义中缺乏对于“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的现实描绘――这有别于国家的镇压机器，诸如宗教制度、教育制度、家庭制度、法律制度、工会制度、党派体制、传播制度和文化领域等等。他总结说：
国家机器只有一个，而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却有许多。 统一的国家镇压机器完全属于公共领域；与之相反，绝大部分的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它们显然是分散的）是私人领域的组成部分。
公私的分界仅仅在资产阶级法律的范围内是有效的，而国家“高于法律”：
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既不是公共的，也不是私人的；相反，国家是公共与私人之间一切区分的前提。
公私的分界仅仅在资产阶级法律的范围内是有效的，而国家“高于法律”：
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既不是公共的，也不是私人的；相反，国家是公共与私人之间一切区分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