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与同事交流：现在有没有人的画技超过徐悲鸿的？答曰：单纯从技法讲，当然有；再问：那为什么现在的大师没有徐悲鸿那么出名呢？答曰：......（犹犹豫豫，或许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过去的人能静下心来开展研究，现在的人太浮躁、太功利......
事实上，我是这样认为的：中国古代的画技，已经固化了，都是先人技法的传承而已，没创新，也不敢创新。自国门打开后，与西方的文化发生交流，从中吸收新的思想，而且国人也开始以洋为师，新的东西不但不被认为是对祖先的抛弃，反而变成新潮的事物了。于是，各式人士无不以此而开始闻名，而谁做出最出色，谁就成为当时的大师。
如此说来，大师无非就是时代的先行者，时代的弄潮儿，能玩出花样、玩出一班崇拜者，他就是大师。所以，以此推论：民国的大师，还在感谢......呢。
但是，民国的大师，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大变化？强国了吗？强兵了吗？如果没有，则大师的价值是要重新评估的。
相比较而言，新中国成立后，看起来并没有所谓的大师辈出的现象，但是，强国了吗？强兵了吗？所以，新中国没有大师这一说法究竟有多大的意义？
好啦，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民国大师辈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大约是80%，而且被视为识字的20%的人当中，已经包括了那些只认识几百个中国汉字的人和在今天只能列为半文盲的人。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1992年12月印，194页，表3及下方文字。193页注释说表3该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文件。
“经常被引用的卜凯在30年代初期对中国农村的调查，很可能提供更可靠的估计，但他的调查不是专门集中研究贫穷和落后的边区。他的数据来自对22个省中308个县进行的抽样调查，说明在7岁以上的人口中，只有30%的男性和1%的女性具有能够读懂一封简单信件的文化水平。”
——同上书，195页

“美国模式主要通过美国的教会学校和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热情被介绍到中国的中学和大学：“结果是提倡较高标准的、远远超过贫困国家的条件的学校，而人民最迫切需要的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却被忽视了。学校内缺乏社会理想，是一种不直接与周圈的生活以及通常获得国家新生的必要条件相联系的抽象教育。这就使中国的人民群众与知识分子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鸿沟，前者是文盲，不了解国家的需要，而后者在奢侈的学校受教育，对群众的要求漠不关心。””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1992年12月印，199页
“报告还批评了整个教育体系有意识地为上层社会服务的倾向。例如，公立的幼儿园常设在与富裕家庭比邻而居之区。入学必经的考试有意选择那些已证明智力与体力均属上乘的儿童，这些孩子大多出生于富裕之家，因而排除了最需要入学的儿童。入学者的学费都是一样的，根本不注意支付能力。公立小学的招生办法也一样，因此穷人家的孩子照样被拒之门外。与此同时，学校未被充分利用，而入学学生的家长在必要时本来是可以为孩子请家庭教师的。优先录取富裕的、有势力家庭的孩子的模式又出现在中学和大学中。公立的奖学金主要用于资助出国留学，而不是系统地根据需要奖给。报告为纠正教育制度中的这种现象，提出了各种建议，其巾包括所有的公立幼儿园和公立小学免除入学考试和学费。”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1992年12月印，199页
“与忽视科学和技术相比，“法律、政治和文学的学科过度膨胀”。在校的攻读正式学位的学生有59%以上学习法律、政治或文科，6%学习教育学。学习自然科学的不到1O%，学工程的为11.5%，只有3%学习农业。报告实际上没有认识到披着现代外衣重新出现的古代传统，于是遗憾地指出，“大多数中国大学生的抱负是在中央或地方当官，如果不能当官，就当一名教师。””
——同上书，200页

“我过了一年才发现，“国民”政府中英语讲得十分流利的任何中国高级官员同他自己的人民是完全隔绝的，而且对本国人民、甚至对重庆这座古老城市一无所知，要向他们了解中国国内的事态完全是徒劳的。就是这样一批人，在日常生活、思考问题、互相交谈等各方面都使用英语——除蒋介石以外，人人都是如此。”
——[美]白修德：《探索历史》，三联书店1987年版，11页

民国出了那些几个文科大师，而且还有很多根本就与国民需求不相一致、追求小资情调、鸳鸯蝴蝶之类的文人，这样的大师，有什么值得吹的？想一想：诺贝尔文学奖除了授与几个大文豪之外，获奖者的作品很多都是反映民间疾苦、并寄托作者美好理想的，这样的文章才是济世救民的良方，才是真正的大师。

听过一句话，果粉眼中的民国是大师的民国，知识分子的民国，精英的民国。而不是老百姓老农的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