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结论
正如我们所知，在托勒密之后欧洲直到哥白尼为止，天文学再无显著的进步，甚至包括伊斯兰世界在内，继承古典欧洲天文学的人们均未能再创造从毕达哥拉斯到托勒密这六七百年间那么大那么多的成就。其根本的原因恐怕不能用人的思想禁锢来完全解释。毕竟罗马帝国直到完全基督教化之前，对学术是没有多少禁锢的；伊斯兰世界对天文的态度长期是相当开放的；而基督教世界在地圆说重新被确定甚至独尊之后，思想上的阻碍也就基本不存在了。我认为，进步不够显著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技术未能跟得上科学的进步。希腊的“开挂”带有很大的偶然性，雏形科学的突飞猛进，并没有如后来文艺复兴时期一般有技术和经济的巨大支持。无论希腊还是罗马还是中世纪，人民连吃饱都成问题。同时，中世纪的观测技术虽然一直进步（尤其在伊斯兰世界），但在玻璃技术还没有发展到能发明望远镜的时代，对于古人的天文学，不应有更高的苛求了。很多问题，归根到底只能从技术和经济基础的层面上去解释才能理顺。
中国天文学史的资料很多很好找，在此就无需开列了。现在只是粗浅的将作为中国古代天文学理论最高水平的浑天说与西方古代天文学最高水平的托勒密体系做一对比。
通过上面的简单罗列我们已经知道，古希腊天文学中地心说的发展是连续的，不间断的，水平越来越高，与实测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而且实证有开始优先于先验理念的趋势。相比之下，日心说或地动说，不仅属于个别学者的分散观点，而且没有明显的继承性，各自为战，虽然也有阿里斯塔克这样的实测论据，但比之地心说能准确契合实测，仍然差得很远。论断的可证明性和可否证性都远不及地心说。可以说甚至到古典时代结束，日心说或地动说，始终没有建立起可称为体系的理论。更谈不上用于实测，再根据实测加以改良。可以说在古人看来——实际上也是如此——日心说/地动说先验的成分太多，实证的成分太少，与地心说完全无法相比。
其他文明，包括中国的天文学在内，也可以有类似的看法。各个文明都不缺乏可以用来鼓吹“古已有之”、“世界领先的”只言片语。但正如本帖一开头就说过的那样，提出一个观点不难，难的是如何去论证并经受质疑（尽管古代还不存在奥卡姆剃刀和可证伪原则）。
就拿浑天说来说，其实它本身成为主流，即是战胜盖天说的结果。对于盖天说的质疑，应该说是相当有力的（见扬雄《难盖天八事》）。但到以张衡为代表的浑天说确立之后，对于浑天说本身的论证和否证，仿佛都失去了动力。尽管从汉到宋，一直有学者阐述自己的宇宙观，也偶有一些特别的想法（譬如张载的地动说），但如希腊人一般成体系的、可实测、可论证、可否证乃至可量化的成体系的天文理论始终没有成型。<?xml:namespace prefix="o" ns="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xml:namespace>
就拿浑天说本身来说，张衡本人在《灵宪》中明确说明“天体于阳,故圆以动,地体于阴,故平以静。”而《浑天仪注》中却又说“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两者不仅似乎有点矛盾（从各个角度论证，目前国内天文学史家基本都否定了张衡具有明确的地圆说思想），而且更重要的是，作为天文学家（至少学问的重点之一是天文）的张衡本人并没有试图推导出一个可验证的浑天体系模型（同样参见以上两篇文章）。而天文理论必须建立能自圆其说的体系，这是毕达哥拉斯以后所有涉足天文理论的希腊学者都能做到也必须做到的。换言之中国的古代天文理论并没有如希腊天文理论一般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将自身自动归于守势阵地上。浑天说，究竟如何成立？究竟在何种条件下方不成立？这样的论证在整个古代都没有能够做出。
古代中国天文学在各大文明中是唯一一个没有受到托勒密体系影响的。尽管在观测数据的积累方面可谓举世无双，尽管观测手段和技术不亚于其他任何文明，但直到它走向终结，连天文理论中最基本的地圆说的论证，都还没有完成。地圆说还远远没有谈得上明晰化，更谈不上深入人心。至于地球的大小、月球的大小、太阳的大小、日地关系、地球与其他天体的关系等等问题，就更谈不上有系统的研究。譬如对于行星的逆行与留，很早就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观测，留下了大量数据，但可悲的是，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仅仅将它视为一种正常现象就算完了，并没有下功夫去思考为什么。而行星的反常运动，甚至直到日地论争开始之后，还是发展和改变天文理论的一个突破口。
关于古代中国天文学理论的种种问题的成因，近年来的史学家已经有了不少论述，不做重复。就我本人的观点看，似应有如下的补充：
1、希腊人实在是开挂。正如李约瑟难题本身就是伪命题一样（不该问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发展出科学，而应该问为什么唯独只有欧洲发展出了科学）；
2、除墨家之外，其他各家，包括儒家在内，并不把研究自然作为学术的重点。相比之下希腊人长期热衷将探索自然的奥秘。到了中世纪后期直到近代，社会上的富贵阶层普遍流行研究自然。热衷探索自然奥秘，而不是把精力完全放在宗教、伦理道德、文学艺术方面，这是欧洲人与其他文明的重大不同；
3、泛伦理化、泛道德化的主流思想对天文学有一种阻碍作用。所谓天人感应之说，容易将天文实测与天文理论的不符，归因于“天”的启示或人的努力而造成的改变（可以参考张九龄《贺太阳不亏状》），长期存在的占星迷信和天文学胶着在一起，对天文本身的发展造成了阻碍。而天文与占星之流迷信的分离，不仅在崇尚理性的希腊人那里在一定程度上是做到了，而且在之后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文化中，也因为宗教的原因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
4、因此，儒家统治下缺乏脱离伦理学、或至少将精力大部分放在专门学术上的学者队伍。中国古代脱离泛伦理、泛道德、泛政治文化的学术性研究只是个别的、分散的存在（拜重农思想所赐，儒家语境中仅有农学保持了相对较纯的学术传统）；
5、缺乏足够的外来刺激；
因此，中国天文学尽管在观测和历法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理论成就一直不大，并且即使是作为强项的历法和观测，在接触到伊斯兰天文学，尤其是基督教天文学之后，终于免不了一败涂地，从而使天文学成为中国传统学术中最先被西方同一学科所击败和彻底取代的学科。
而终结了中国传统天文学的第谷体系，以及在它前后的日地论争，且待下一贴再说。
正如我们所知，在托勒密之后欧洲直到哥白尼为止，天文学再无显著的进步，甚至包括伊斯兰世界在内，继承古典欧洲天文学的人们均未能再创造从毕达哥拉斯到托勒密这六七百年间那么大那么多的成就。其根本的原因恐怕不能用人的思想禁锢来完全解释。毕竟罗马帝国直到完全基督教化之前，对学术是没有多少禁锢的；伊斯兰世界对天文的态度长期是相当开放的；而基督教世界在地圆说重新被确定甚至独尊之后，思想上的阻碍也就基本不存在了。我认为，进步不够显著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技术未能跟得上科学的进步。希腊的“开挂”带有很大的偶然性，雏形科学的突飞猛进，并没有如后来文艺复兴时期一般有技术和经济的巨大支持。无论希腊还是罗马还是中世纪，人民连吃饱都成问题。同时，中世纪的观测技术虽然一直进步（尤其在伊斯兰世界），但在玻璃技术还没有发展到能发明望远镜的时代，对于古人的天文学，不应有更高的苛求了。很多问题，归根到底只能从技术和经济基础的层面上去解释才能理顺。
中国天文学史的资料很多很好找，在此就无需开列了。现在只是粗浅的将作为中国古代天文学理论最高水平的浑天说与西方古代天文学最高水平的托勒密体系做一对比。
通过上面的简单罗列我们已经知道，古希腊天文学中地心说的发展是连续的，不间断的，水平越来越高，与实测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而且实证有开始优先于先验理念的趋势。相比之下，日心说或地动说，不仅属于个别学者的分散观点，而且没有明显的继承性，各自为战，虽然也有阿里斯塔克这样的实测论据，但比之地心说能准确契合实测，仍然差得很远。论断的可证明性和可否证性都远不及地心说。可以说甚至到古典时代结束，日心说或地动说，始终没有建立起可称为体系的理论。更谈不上用于实测，再根据实测加以改良。可以说在古人看来——实际上也是如此——日心说/地动说先验的成分太多，实证的成分太少，与地心说完全无法相比。
其他文明，包括中国的天文学在内，也可以有类似的看法。各个文明都不缺乏可以用来鼓吹“古已有之”、“世界领先的”只言片语。但正如本帖一开头就说过的那样，提出一个观点不难，难的是如何去论证并经受质疑（尽管古代还不存在奥卡姆剃刀和可证伪原则）。
就拿浑天说来说，其实它本身成为主流，即是战胜盖天说的结果。对于盖天说的质疑，应该说是相当有力的（见扬雄《难盖天八事》）。但到以张衡为代表的浑天说确立之后，对于浑天说本身的论证和否证，仿佛都失去了动力。尽管从汉到宋，一直有学者阐述自己的宇宙观，也偶有一些特别的想法（譬如张载的地动说），但如希腊人一般成体系的、可实测、可论证、可否证乃至可量化的成体系的天文理论始终没有成型。<?xml:namespace prefix="o" ns="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xml:namespace>
就拿浑天说本身来说，张衡本人在《灵宪》中明确说明“天体于阳,故圆以动,地体于阴,故平以静。”而《浑天仪注》中却又说“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两者不仅似乎有点矛盾（从各个角度论证，目前国内天文学史家基本都否定了张衡具有明确的地圆说思想），而且更重要的是，作为天文学家（至少学问的重点之一是天文）的张衡本人并没有试图推导出一个可验证的浑天体系模型（同样参见以上两篇文章）。而天文理论必须建立能自圆其说的体系，这是毕达哥拉斯以后所有涉足天文理论的希腊学者都能做到也必须做到的。换言之中国的古代天文理论并没有如希腊天文理论一般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将自身自动归于守势阵地上。浑天说，究竟如何成立？究竟在何种条件下方不成立？这样的论证在整个古代都没有能够做出。
古代中国天文学在各大文明中是唯一一个没有受到托勒密体系影响的。尽管在观测数据的积累方面可谓举世无双，尽管观测手段和技术不亚于其他任何文明，但直到它走向终结，连天文理论中最基本的地圆说的论证，都还没有完成。地圆说还远远没有谈得上明晰化，更谈不上深入人心。至于地球的大小、月球的大小、太阳的大小、日地关系、地球与其他天体的关系等等问题，就更谈不上有系统的研究。譬如对于行星的逆行与留，很早就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观测，留下了大量数据，但可悲的是，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仅仅将它视为一种正常现象就算完了，并没有下功夫去思考为什么。而行星的反常运动，甚至直到日地论争开始之后，还是发展和改变天文理论的一个突破口。
关于古代中国天文学理论的种种问题的成因，近年来的史学家已经有了不少论述，不做重复。就我本人的观点看，似应有如下的补充：
1、希腊人实在是开挂。正如李约瑟难题本身就是伪命题一样（不该问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发展出科学，而应该问为什么唯独只有欧洲发展出了科学）；
2、除墨家之外，其他各家，包括儒家在内，并不把研究自然作为学术的重点。相比之下希腊人长期热衷将探索自然的奥秘。到了中世纪后期直到近代，社会上的富贵阶层普遍流行研究自然。热衷探索自然奥秘，而不是把精力完全放在宗教、伦理道德、文学艺术方面，这是欧洲人与其他文明的重大不同；
3、泛伦理化、泛道德化的主流思想对天文学有一种阻碍作用。所谓天人感应之说，容易将天文实测与天文理论的不符，归因于“天”的启示或人的努力而造成的改变（可以参考张九龄《贺太阳不亏状》），长期存在的占星迷信和天文学胶着在一起，对天文本身的发展造成了阻碍。而天文与占星之流迷信的分离，不仅在崇尚理性的希腊人那里在一定程度上是做到了，而且在之后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文化中，也因为宗教的原因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
4、因此，儒家统治下缺乏脱离伦理学、或至少将精力大部分放在专门学术上的学者队伍。中国古代脱离泛伦理、泛道德、泛政治文化的学术性研究只是个别的、分散的存在（拜重农思想所赐，儒家语境中仅有农学保持了相对较纯的学术传统）；
5、缺乏足够的外来刺激；
因此，中国天文学尽管在观测和历法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理论成就一直不大，并且即使是作为强项的历法和观测，在接触到伊斯兰天文学，尤其是基督教天文学之后，终于免不了一败涂地，从而使天文学成为中国传统学术中最先被西方同一学科所击败和彻底取代的学科。
而终结了中国传统天文学的第谷体系，以及在它前后的日地论争，且待下一贴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