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台湾的纪录片世纪行过张学良传

基本都有，推荐张魁堂、郭冠英和唐德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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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

唐先生晚年，和大陆的沟通不算多，而他的研究建树，又基本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我算是在大陆与晚年唐德刚有过交往的人之一，觉得有义务记录下一些片断，便于为研究唐德刚先生的朋友提供一些参考。
我与唐先生交往的始终，都是围绕着《张学良口述历史》，该书于2007年7月出版，署名张学良口述，唐德刚撰写，我是策划。说老实话，这是一部本来没有的书，整个运作过程整整历经5年。
2002年6月，我就职于春风文艺出版社，在每期必看的《环球时报》上读到一篇对唐德刚的专访《我帮张学良写回忆录》，意识到唐德刚手中应该存有当年的采访录音，尽管其实际内容仅仅是当年计划的一小部分，但是其历史价值仍然十分珍贵，值得考虑成书出版。
不久，经朋友介绍，顺利地联系上了唐先生。
唐先生的听力非常差，身边的人也要大声讲话才行，所以仅仅和唐先生通了很少的话，往来沟通基本都是和唐太太进行的，以后多年都是这样。他们也不会使用电子邮件，沟通方式就是传统的电话和信件。记忆中唐先生的声音有些沙哑，中气不是很足。
事情的开始并不顺利，唐太太介绍说，录音带一共是11盘，早前被一个叫王书君的借走，说是研究用，但后来他加了很多内容拿去出版了，事先没有征得唐德刚的同意。
电话里似乎感受到我的踌躇，唐太太说，就是这个情况，德刚也很无奈，王书君对外说自己是德刚的学生，实际是很多年前德刚到山东讲学，他听过德刚的讲座。后来他到了美国，又到家里来拜访。那本书出版后，给过我们很少一点钱。现在录音带已经不是新鲜的了，还要不要出版，你再考虑。我立即说，要还是要，唐先生采访的内容，出版后应该保持原貌，署名也应该是唐先生，即使全部内容都被那本书采用了，恢复其本来面貌后出版，还是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大约隔了一天，唐太太来电话说，你的出版思路，德刚同意了。但是他说，当年采访时，还有一位在台湾的郭冠英也参与了，现在要拿出来出版，也要征求一下郭冠英的意见，所以你还要等等消息。
不久，唐太太通知我，郭先生没有意见，德刚也同意为这本书写一篇序言。
几次沟通下来，觉得老先生做事情，一副有板有眼的老派作风，让人心里踏实。
唐太太提到的那部书叫《张学良世纪传奇》，我买了一套，署名是“王书君著、访录者唐德刚”，全书将近90万字，分上下两册。估算起来，去掉录音带的内容不算，王书君应著作了80万字。后来听说有一位叫张永滨的哈尔滨作家，起诉王书君的这部书抄袭其作品，官司打了好几年，今年从网上看到报道说，张永滨胜诉了。当然这都是后话。
很快，仰慕中的录音带邮寄到了沈阳，邮包里还附了一些唐德刚先生与张学良交往的照片、信件等相关资料。
11盘录音带，有的录满了，有的只录有一半，听上去，多数都是在餐桌上进行的，每一段谈话，都是随兴而发，有时说了几分钟，又跳到另一个话题上去了，彼此全无联系，但越是这样，其实内容也就越丰富，尤其张学良的口音，一口地道的东北话，有时候讲出来的地方土话，唐德刚也听不懂。有的段落似乎在座的人还不少，于是有的时候就听得很郁闷，因为大家都在说话，听不清楚张学良在说什么。
对这本书的编辑思路也基本形成了，书名确定为《张学良口述历史》，全书内容严格依照录音内容，在保持张学良口述的风格基础上，略微顺通字句，原则上不改动一个字。但是对于是否在书中保留唐德刚的话，我拿不定主意，既要保持口述原貌又要保证阅读流畅，实在是需要拿捏一番。
我把11盘录音带分别交给了出版社的陈吉秀和正在实习的南开大学研究生付娇，嘱咐她们，严格按照录音带里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听写，实在听不清楚的就算了，听不大懂的地方可以空出来。两个女孩子开始了为时一个月的记录整理。陈吉秀后来去了新星出版社，付娇研究生毕业后到了人民邮电出版社。
这时碰巧发生了一段有趣的事情。
原来的计划要赶在2003年1月的北京订货会上市，当然时间上比较紧张，不过只要努力还是可以实现的。
有一天我与《文汇读书周报》的记者彭仑聊起下一阶段的选题，无意中说到了这本书，并介绍了有关《张学良世纪传奇》的实际情况。彭仑的职业感很强，当时就提出希望就此采访唐德刚，我说要先询问唐太太意见。
唐太太的态度有一些犹豫，说这个事情我们确实很生气，不过这样报道出去似乎也让王书君太难堪，最后说我和德刚商量一下吧。商量的结果，同意接受彭仑采访。对两本内容几乎一样的图书，一个称为访录者唐德刚，一个署名是作者唐德刚，也确实需要跟读者交代一下。
彭仑的文章很快见报了，他不仅采访了唐德刚，并且采访了几位研究张学良的权威专家，发表出来的题目是《披露真相：〈张学良世纪传奇〉果然传奇》，主要披露了该书引用的录音内容并未得到授权，也刊登了专家们对该书其他内容的诸多错误，发表的评介。彭文很快被其他媒体转载。
结果掀起一场波澜，彭仑来电话说，据说在美国的王书君闻听后立即表示要起诉他。他说起诉我不怕，你的书要抓紧出来，这个才是最大的事实。
再后来看到山东的媒体报道，王书君表示唐德刚先生给了他书面说明，证明他是得到授权的。我那时候经常与唐家联系，没听到过他们提起有这么一个书面说明，后来也未见到王书君公开这份书面授权。
以上记述，并非有意让王书君先生尴尬，仅是如实记录当时的实际状况。
录音带的整理记录很顺利，我依旧没有想好到底是否在书中保留唐德刚的对话，唐先生授权我全权处理文体。在一定程度上说，这本书的出版，是源自张学良本人亲历材料的最高终结。再过100年，可能依旧是后世学者要遵循的史料，处理得不好，就会大打折扣，对不起张学良、也对不起唐先生，更对不起读者。
然而噩耗在这时突然传来，唐太太来电说，德刚给你写的序言就要写好了，是写在电脑里的，但是他不小心碰到了一个键，全都没有了。听完了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考虑到他们的年纪可能对电脑不是很熟悉，就抱一线希望说，是不是请人帮忙看看可否有办法恢复过来。唐太太说，办法都想过了，就是没有了。我打电话过来，就是要告诉你，恐怕要等一段时间了，现在德刚很懊丧。
放下电话，有点哭笑不得。眼看一切顺利，书却出版不了了，就是为这么一个原因。缺少了这篇序言，这本书只能算有一半，但是写作的人都知道，一篇得意的文章突然丢了，没有几个月，是恢复不过来气息重新提笔的。
看来出版时间要推迟了，想到对彭仑的承诺，不知道回头该怎么跟他解释。
这时录音带全都整理完毕，统计一下，大约10万字左右，内容很丰富，有一些是首次披露的，很珍贵，但不知为何王书君并没有录到他的书里。

写字间的对面就是辽宁电视台，我过去在这里工作过5年，在专业的录音间里，一边听着《松花江上》，一边听录音师一点点去掉录音里的杂质，在忧伤的歌声里，张学良的声音一次比一次地清晰，心里，说不出的味道。
当我背着录制完毕的样盘，穿越立交桥下厚厚的积雪，忽然感到，这个持续了将近5年的使命般的任务，终于完成了。
老尚接到样盘，来个电话，署名怎么办？我说当然是唐德刚了。他说那你呢？你做了这么多事情，没有你就没有这本书。我说我不能上名字，一定要给读者原汁原味的感觉，要不就上策划好了。老尚说，上策划好。
老实说，从心里很想写一篇编辑手记放在书里，把这部书的来龙去脉和曲折过程记述下来，至少，可以借此鸣谢当年辛苦纪录的陈吉秀和付娇，思来想去还是打消了念头，任何多余的附加品，都可能会使这部书的珍贵性打折扣，与其如此，宁肯不做。
就这样，负责审读的张侃侃也被列入策划，我排在第二位。
我跟老尚讲，做这本书，最大的收获就是读懂了张学良的那首诗：白发催人老，虚名误人深。此时我从沈阳到苏州，再到北京，最后又回到沈阳，刚好3年。3年的周折经历，这一句话就给出了精准的注释。
老尚有着鹰一样的眼睛，他说公司的一位编辑发现张学良有句话说得好：我的事情是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老尚说这句话我要放到腰封上。
温暖的南风吹到东北时，坐在工作间里，桌上放着老尚邮寄来的样书，腰封上面，很醒目的就是这句话。如果晚年张学良没有悟出那句虚名误人深，他一定不会知道他的事情只到36岁的。
图书上市后，受到的欢迎自在意料当中。我叮嘱老尚说，别忘记邮寄一本给彭仑，他现在99读书人，当年我给过他承诺，要兑现的。老尚说，我也认识他，会寄的。
《出版参考》的韩阳了解一点内情，怂恿我给她写篇编辑手记，然而一向富有的激情，怎么也迸发不出来，写好的题目下面，总是一片空白。韩阳锲而不舍的催了半年没有结果后，就再也不跟我联系了。顺便记录在此，向她表示感谢和歉意。
大约过了一年，远流的编辑游奇惠联系我说，这部书远流现在想出版，希望提供电子版。当初唐太太询问远流的意见，人家大度放行，如今当然没有不帮忙的道理。不过我说电子版不在我手里，在尚红科那，我要先跟他沟通一下。跟老尚一说，很快就发过去了。
今年听说这本书在台湾也出来了。
围绕这部口述史，与唐先生的交往、全书的出版过程，基本如上。
图书出版后，我在电话里告知了唐太太，此后除了叮嘱老尚邮寄样书、稿费，再没有和他们联系。回想起全部的交往过程，就是唐先生的两问郭冠英让我印象深刻。因为见过太多的人，事情一过，就忘记了当初帮助过的人。但是唐先生每次都会想起说，要征询一下郭冠英的意见。
时间回到2009年10月29日晚，我跟老尚通电话说，唐先生过世了。老尚说，今天一白天很多人告诉我这消息了。我说晚上我要打个电话过去，老尚说我也要打，我这还有一笔稿费要付给他呢，我们分头打吧。
朱洪海

突然想起那一年的10月，@浮踪迹萍 在张吧上传了一段唐德刚的采访录像，他的口音真是南方人不懂北方人不明白，但还是勉强看完了，很过瘾。
过了一周才知道，录像上传的第二天，唐教授就故去了。

趁此贴讲到唐德刚教授，我发一短他的采访（关于少帅的内容）
李 菁：大陆很多人都认为，您没有给张学良做成口述史是个很大的遗憾，您怎么看这件事?
唐德刚：
我跟张学良很熟，但我跟他接触后发现，他的话我可以听，但张学良的书我不能做。
你不做这一行你不知道，这个张学良是大而化之的人——你要听我的话，做学问，我是排长，你是小兵——他要怎么讲就怎么讲，你不能校正他。他的录音现在还在哥伦比亚大学。像我跟胡适合作，我写，你读，所以胡适留在哥伦比亚的原版录音带其实是我的稿子，胡适照着念的。
但跟张学良不能这样工作。
我说：“汉公，这个事情靠不住啊，我知道的不是这样的。” 他说：“你知道什么?!”
他是少帅，我连少尉都不是，所以他说：“你要听我的话!”
我说：“可不能听你的话，听你的话将来要出笑话的!”
“什么笑话，我讲我的故事，有什么笑话!” 所有的官场要人，都是如此。
他们一出来，都在替自己说话，都认为自己对得不得了。口述史并不是对方说什么我就记什么，还要查大量的资料来校正他们。 我跟张学良说，汉公，你这个事情记错了，他说：“我的事情怎么可能记错了!”
人的记忆有时也太不可靠了!
顾维钧那么仔细的人，还有错，何况张学良?
搞口述历史如果没有相当经验，没法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