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城的中亚胡人中，人数最多的是中亚商胡。中亚人（主要是粟
特人）本身就是一个商业民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注：《册
府元龟》卷961《外臣部·土风三》。 ）唐代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吸
引大批商胡东来，有很多人来到京师长安一带。当时长安有东西二市，
均是商业之区，亦是胡人们比较活跃的地方。其中东市坐落在贵族和官
僚住宅区附近，其“街市内货材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
所积集。万年县户口减於长安，又公卿以下居止多在朱雀街东，第宅所
占勋贵，由是商贾所凑，多归西市”。（注：《唐两京城坊考》卷3 “
东市”条下校补。）尽管如此，东市亦有不少胡人店肆，如有毕罗肆及
卖胡琴者。（注：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卷3 “东市”条下增
订，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5—126页。关於毕罗， 《唐语林》卷8
云：“蕃中毕氏、罗氏好此味”。向达先生认为安国之西百余裏有毕国，
其人常至中土贸易，故所谓毕罗，因来自毕国，遂以为名。毕罗应是指
今流行於新疆、中亚一带的抓饭。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87年版，第49—50页。）唐会昌
三年（843）六月二十七日“夜三更，东市失火。 烧东市曹门以西十二
行四千余家，官私财物、金银绢药等总烧尽”。（注：〔日〕圆仁撰、
顾承甫点校：《大唐求法巡礼记》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第
172页。）

除商胡外，活动并定居於长安的还有一些中亚上层人物，他们大多
为入质於唐的中亚王室成员及其后裔和一部分慕义归化者，亦有一些宗
教（ｘｉāｎ＠②教、景教等）首领及通过经商而暴富者。这些人入唐
后，受唐册封，享受种种优厚待遇。关於这些人的居住之地，史载不多
，似难判断。不过唐对在长安做官的中亚人多赐有宅院，供其居住。他
们死后，同僚及子孙往往为其立碑竖铭，碑铭中亦往往提到其居住之所
。我们从现今长安出土的一些有关中亚胡人的墓志铭及相关史料中或能
找到一些线索（注：下面所列人物，除李素、卑路斯为波斯人外，其余
均为昭武九姓胡人。）。

康志达：终於长安永乐裏官舍。见《康志达墓志》，《全唐文补遗
》第5辑，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第431页。
安禄山：先居道政坊，玄宗后赐第亲仁坊。见姚汝能《安禄山事迹
》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页。
康阿义屈达干：卒於上都胜业坊之私第。见《康公神道碑》，《全
唐文》卷342。
李（安）抱玉：居於长安修德坊。见徐松撰，张穆校补《唐两京城
坊考》卷4第103页。
李（安）国珍：卒於长安光德裏。见《李国珍墓志》，《全唐文补
遗》第2辑，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第30页。
曹惠琳：终於通化裏之私第。见《曹惠琳墓志》，《全唐文补遗》
第1辑，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9页。
安令节：终於醴泉坊之私第。见《安令节墓志》，周绍良主编《唐
代墓志汇编》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5页。
安万通：终於长安普宁坊。见《唐安万通砖志》，《全唐文补遗》
第2辑，第129页。
安菩：卒於长安金城坊。见《安菩墓志》，《唐代墓志汇编》上，
第1104—1105页。
曹明照：终於居德裏之私第。见《曹明照墓志》，《唐代墓志汇编
》上，第1284页。
米萨宝：卒於长安崇化裏。见《米萨宝墓志》，载向达《唐代长安
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92页。
米亮：居崇贤裏。见温庭筠《乾＠③子》；徐松撰、张穆校补《唐
两京城坊考》卷4，第111页。
米继芬：终於醴泉裏之私第。见《米继芬墓志》，《全唐文补遗》
第3辑，第143页。
何少直：终於长安万年县常乐裏。见《何少直墓志》，《全唐文补
遗》第2辑 ，第581页。
何文哲：终於长安县义宁裏。见《何文哲墓志》，《全唐文补遗》
第1辑，第282页。
石崇俊：终於群贤裏之私第。见《石崇俊墓志》，《全唐文补遗》
第4辑，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第472页。
石忠政：邑崇仁裏。见《石忠政墓志》，《唐代墓志汇编》下，第
2086页。
史思礼：终於兴宁裏之私第。见《史思礼墓志》，《全唐文补遗》
第3辑，第75页。
李素：终於静恭裏。见《李素墓志》，《全唐文补遗》第3辑， 第
179页。
卑路斯：於醴泉坊置波斯胡寺。见宋敏求《长安志》卷10。
安元寿夫人翟氏：卒於京怀远裏第。见《安元寿夫妇墓发掘简报》
，《文物》1988年第12期。
何文哲原夫人康氏：终於延寿裏之私第。见《何文哲墓志》。

史诃耽原夫人康氏：终於雍州长安县延寿裏。见《史诃耽墓志》，
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页。
安金藏：居醴泉坊。见宋敏求《长安志》卷10。

另外，根据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分析研究，但凡有中亚粟特人聚落的
唐朝州县都有ｘｉāｎ＠②坊和ｘｉāｎ＠②所。（注：荣新江：《安
禄山的种族与信仰》，《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北京大学出版社19
98年版，第764页。 ）根据宋敏求《长安志》所载，长安城有四处ｘｉ
āｎ＠②祠，分布在布政坊西南隅、醴泉坊西北隅、普宁坊西北隅、靖
恭坊街南之西。（注：（宋）宋敏求著、（清）毕沅校正：《长安志》
卷9“靖恭坊”条，第213页；卷10“布政坊”条，第230页； “醴泉坊
”条，第239页；“普宁坊”条，第244页。）又，姚宽《西溪丛语》载
长安崇化坊亦立有ｘｉāｎ＠②祠，（注 ：（宋）姚宽撰、孔凡礼点校
：《西溪丛语》卷下“穆护歌”条，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2页。）这
一点为长安出土《米萨宝墓志》所证实。（注：西安出土有《米萨宝墓
志》，云米萨宝卒於“崇化裏”，而其本为一火ｘｉāｎ＠②教教长，
从而印证了崇化坊有ｘｉāｎ＠②祠的事实。参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
域文明》，第91—92页。）ｘｉāｎ＠②祠内往往设有萨宝府官、胡祝
等职，（注：（宋）宋敏求著、（清）毕沅校正：《长安志》卷10“布
政坊”条。）均由中西亚火ｘｉāｎ＠②教徒担任，米萨宝大概为崇化
坊一火ｘｉāｎ＠②教长。除此之外，波斯及中亚诸国人又有不少景教
徒及摩尼教徒，《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唐初在义宁坊设有大秦寺，
另外宋敏求《长安志》亦记醴泉坊街东有波斯胡寺，是唐应波斯王子卑
路斯之请所置，陈垣先生认为大秦寺及波斯胡寺均为景教寺院。（注：
（宋）宋敏求著、（清）毕沅校正：《长安志》卷10“醴泉坊”条、“
义宁坊”条，第245页； 陈垣：《火ｘｉāｎ＠②教入中国考》，《陈
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321页。 ）这些寺院所
在地方，除靖恭坊所在ｘｉāｎ＠②祠在街东外，其余均在街西，分布
於“西市”周围。如西市东北郊的布政坊ｘｉāｎ＠②祠、西南部的崇
化坊ｘｉāｎ＠②祠、北边的醴泉坊ｘｉāｎ＠②祠和波斯胡寺、西北
的普宁坊ｘｉāｎ＠②祠和义宁坊大秦寺。这些寺庙的集中分布，可知
它们在当时为波斯及中亚诸国官员、商人的宗教活动场所，亦是他们内
部交往的文化活动中心，从一侧面反映了当时胡人聚居情况。

从另一方面考虑，当时长安西北隅出现这麽一个庞大的胡人聚居群
，应与他们自身的习俗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入华之中亚胡人（主要是粟
特人），大都有聚族而居的习惯，以便保持自己本民族的特性。如罗卜
泊、伊吾、敦煌、凉州，大都有粟特聚落，他们到了长安，也依然保持
这种聚族而居的习惯和特点。不过，同上述地区所不同的是，在长安这
个大都会中，这种特性不会维持很久，他们不管是入仕为官，还是经商
兴贩，或是布经传道，都不可避免地要与广大汉人打交道，并接受汉族
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影响，所以这些人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特性的同时，自
觉与不自觉地开始了汉化（或称“华化”）的历程。

不过，随著中亚人在中原定居时间的延长及受汉俗的影响，其婚姻
结构已有所改变，胡汉之间开始联姻，这种情况至唐中期以后逐渐增多。
就长安地区而言，有卒於长庆元年（821）的康志达， 其妻为河南元氏
，一女嫁陇西李承宗；卒於永淳二年（683 ）的安元寿（安兴贵之子）
，其妻为下邳翟氏；卒於大中九年（855）的何少直，其妻为时氏， 其
母即太夫人为姜氏，其大女嫁杨氏；卒於天宝三年（744 ）的史思礼，
其妻为武功苏氏；卒於元和十二年（817）的波斯人李素， 其大夫人为
王氏，王氏死后又续娶突厥卑失氏等。这些人来华都已在数代以上，汉
化已较深了。另有的中亚人在长安原是胡姓之间联姻，在其原夫人死后，
又娶汉族妇女为妻，如卒於总章二年（669）的史诃耽， 其原妻为张掖
康氏，死於贞观四年（630），此时史诃耽还在长安任职， 负责中书省
翻书译语，后史诃耽娶南阳西鄂张氏，并随其返原州，死后夫妇合葬於
原州平高县（今宁夏固原）。（注：以上见前引墓志。）这是比较典型
的胡汉通婚的实例。这种非胡姓联姻情形随著定居时间的延长而变得较
为普遍。

这种情形的出现，固然是与汉化有关，不过与唐之政策亦不无关系
。早在贞观二年，唐即赦令“诸蕃使人所娶得妇女为妾者，并不得将还
蕃”。（注：（宋）王溥撰：《唐会要》卷100《杂录》。 ）高宗时修
订的《唐律疏议》又重申：“如是蕃人入朝听住之者，得娶妻妾，若将
还蕃内，以违赦科之”。（注：（唐）长孙无忌撰、刘俊文点校：《唐
律疏议》卷8“越度缘边关塞”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8页。）这
表明，当时唐对入华定居蕃人（包括中亚诸国人），允许与汉族妇女通
婚，只是不准携汉人妻妾回国而已。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促使入华之
中亚胡人长期定居和加速其汉化进程。
以上是来华中亚上层人物的婚姻情形，至於广大中下层胡商们，其
情形大概与之相似，只是更普遍些。因为来华经商者多为男子，很多人
来长安经商，并定居下来，有的则娶汉族妇女为妻，特别是“安史之乱
”后，河陇地区为吐蕃所占，归路既绝，这种情形就更多了。如德宗贞
元三年（787），宰相李泌进言“胡客留长安者久矣，或四十余年， 皆
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宰相 李泌建议加以检括，
共计4000余人。（注：《资治通鉴》卷232德宗贞元三年条。 ）像这种
一旦与本土联系中断，非胡姓联姻将促使他们与异民族特别是汉族的融
合。（注：程越：《从石刻史料看入华粟特人的汉化》，《史学月刊》
1994年第1期。）

就笔者所得
到的考古资料来看，这些人入华定居后，更多的是采用汉族习俗，即进
行土葬，用棺椁，并立墓志。如近年在西安地区所发现的李素墓志、何
文哲墓志，洛阳发现的安菩墓志及固原发现的数座史氏家族墓葬，都是
比较典型的中国传统风格的葬法，实行土葬，用棺椁，并立墓志。其中
固原史氏家族墓葬保存相对来说较为完好，其墓葬主要由墓道、天井、
过洞、墓室等组成，墓室门口处放有墓志，墓室裏放有棺床，棺床上有
朽木痕迹，应当是棺木，（注：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
版社1996年版，第8—9页。）与中国传统葬法是一致的。从出土的何文
哲等人的墓志来看，志文亦完全仿照中国传统撰写风格，无非是一些歌
功颂德之语，格式也近乎程式化。此外， 从志文中看，夫妇合葬先茔及
用卜筮决定葬期的方法也多见。（注：程越在《从石刻史料看入华粟特
人的汉化》中所言较详，此不赘述。）就长安发现墓志看，大部分人都
是葬於长安县龙首原，这是长安传统的墓地之一。这一切在中亚习俗中
未见，无疑是受汉族的影响，亦是他们汉化的一个特征。

从宗教方面来看，有两种汉化趋势：一种趋势是有很多中亚ｘｉā
ｎ＠②教徒、景教徒等本身为了传教的便利，开始主动学汉语，改动其
经典，以适应周围广大汉族的习俗。伯希和（P.Pelliot ）从敦煌携走
的文书中就有汉文景教抄本，如《景教三威蒙度赞》及《尊经》等，其
中《尊经》列举了著名的景教僧景净译出的30种经书的名称；著名的《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亦是汉文与叙利亚文对照，（注：张广达、王
小甫：《天涯若比邻——中外文化交流史略》，中华书局（香港）1988
年版，第 122页。）因而其自身开始汉化。另一种趋势是许多中亚人因
种种原因，改信已中国化之佛教，而随之汉化。
中亚诸国人来华者有很多为ｘｉāｎ＠②教徒，亦有景教徒与摩尼
教徒，故长安地区设有ｘｉāｎ＠②祠、景教寺（大秦寺）与摩尼寺。
（注：关於长安设摩尼寺情况，（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云：“回
鹘常与摩尼议政，故京师为之立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6
页。）这些人来华既久，已逐渐采用中国习俗。

如前引长安发现的《米
萨宝墓志》，萨宝即ｘｉāｎ＠②教教职，向达先生推测米萨宝或即长
安之一火ｘｉāｎ＠②教长。米萨宝卒於天宝元年（742）， 其来长安
大概时间已久，故死后立有墓志。长安发现墓志应属於ｘｉāｎ＠②教
徒的还有安万通。前引《唐安万通砖志》记载安万通“先祖本身西域安
息国……大魏初，君高祖安但奉使入朝，帝恭其□□□□□□□三品，
位至摩诃萨宝……”。安万通之高祖安但因“奉使入朝”而受到特别礼
遇，官至相当於三品大员的摩诃萨宝。萨宝是梵文waha的译音，这个词
基本是mahaj，即大、伟大之意。“摩诃” 一词在中亚被广泛使用，有
的粟特人用之作名字，也译作“莫贺”，摩诃萨宝之职位应高於萨宝。
（注：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第187—189页。）考虑到这个背
景，又加之万通生前所居之地为长安普宁坊，而唐在普宁坊设有ｘｉā
ｎ＠②祠，此安万通很可能亦为ｘｉāｎ＠②教徒，但从其立墓志情况
看，似已受汉文化影响很深了。
波斯人中亦多有ｘｉāｎ＠②教徒。1955年在距发现《安万通墓志
》的西安西郊枣园村不远的土门村，出土了一块《唐苏谅妻马氏墓志》
，石上半部刻有 中古波斯语之婆罗钵文（巴列维文），横书六行；下半
部为汉文，直书七行。汉文志文为“左神策军散兵马使苏谅妻马氏己巳
生，年廿六，於咸通十五年（874 ）甲午〔岁〕二月辛卯建二十八日丁
巳申时身亡故记”。婆罗钵文志文翻译如下：此乃已故王族，出身苏谅
〔家族〕之左神策骑兵之长的女儿马昔师（Māsī＠④），於已故伊嗣
俟（Yazdakart）二四○年， 及唐朝之二六○年，常胜君王崇高之咸通
十五年，〔波斯阳历〕十二月五日建卯之月於廿六〔岁〕死去。〔愿〕
其〔住〕地与阿胡拉·马兹达及天使们同在极美好的天堂裏。祝福。（
注：〔日〕伊藤义教：《西安出土汉、婆合璧墓志婆文语言学的试释》
，《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 刘迎胜：《唐苏谅妻马氏汉巴列维文墓
志再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3期。 ）阿胡拉·玛兹达为ｘｉā
ｎ＠②教之主神，志文说明苏谅及其妻马氏均为ｘｉāｎ＠②教徒，且
都是波斯人。

婆罗钵文（巴列维文）是用阿拉美字母拼写的中古波斯语
，在长安有人使用婆罗钵文，恐是已知关於这种文字使用的最东界限。
（注：夏鼐：《唐苏谅妻马氏墓志跋》，《考古》1964年第 9期。）从
墓志中可看出苏谅一家在唐咸通年间（860—873）（马氏卒於咸通十五
年）仍保持著波斯ｘｉāｎ＠②教传统，如信奉阿胡拉·玛兹达神，使
用婆罗钵文字及波斯纪年。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苏谅家族在长安已历
任几代军职，汉文墓志部分采用汉文标准纪年，且婆罗钵文中亦将唐“
咸通”年月与伊朗历并用，说明他们已有一定程度的汉化。

长安之景教徒情况随著近年来考古发现也有所了解。如西安西郊出
土的《米继芬墓志》云：“公有二男，长曰国进，任右神威军散将，宁
远将军……幼曰僧慧圆，住大秦寺”。按大秦寺为景教寺院，景净所述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云：“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
上京……所司即於京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而於诸州各置
景寺，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大秦寺又名波斯胡寺，前引《
长安志》载：（义宁坊）街东之北波斯胡寺，下注“贞观十二年太宗为
大秦寺胡僧阿罗斯立”。而仪凤二年（677）， 波斯王子卑路斯曾请於
醴泉坊置波斯寺。此波斯寺应为大秦寺，可知长安米国人中有景教徒。
不过，从其父采用当时汉族墓志等形式的情况推测，其幼子景教僧慧圆
也有汉化之迹象。
最近，荣新江先生对1980年在西安西北国棉四厂职工子弟学校操场
出土的波斯人李素及其妻卑失氏的墓志进行了深入研究，揭示出李素家
族应是入仕唐朝的一个波斯景教家族。他提出：李素六子的名字中，都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景”字，如李景铣、李景伏、李景亮等，而“景”
字是景教徒中最常见的字。以景字命名的大秦寺僧有不少，如景净、景
福等。李素曾在司天台任职，曾主持翻译过《聿斯四门经》等天文学经
典。此经见於敦煌发现的景教写卷《尊经》所列景教经典目录中，这些
景教经典都是大秦寺景教高僧景净在建中、贞元年间所译，正好也是李
素组织翻译《聿斯四门经》之时，所以李素诸子以“景”命名，或许暗
示著这个家族固有的景教联系。更能说明这一点的是由於李素字文贞的
“文贞”就镌刻在《景教碑》侧叙利亚文和汉文对照书写的僧侣名单左
侧第三栏，作luka（路加）／文贞。（注：荣新江：《一个入仕唐朝的
波斯景教家族》，《伊朗学在中国论集》（第二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88—89页。）李素家族应为波斯景教徒无疑。不过从志文
中可看出，李素诸子均在长安地区和河内道任职，其五子已成为乡贡明
经，第六子为太庙斋郎，可见李素一家基本汉化了。

长安之景教徒情况随著近年来考古发现也有所了解。如西安西郊出
土的《米继芬墓志》云：“公有二男，长曰国进，任右神威军散将，宁
远将军……幼曰僧慧圆，住大秦寺”。按大秦寺为景教寺院，景净所述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云：“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
上京……所司即於京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而於诸州各置
景寺，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大秦寺又名波斯胡寺，前引《
长安志》载：（义宁坊）街东之北波斯胡寺，下注“贞观十二年太宗为
大秦寺胡僧阿罗斯立”。而仪凤二年（677）， 波斯王子卑路斯曾请於
醴泉坊置波斯寺。此波斯寺应为大秦寺，可知长安米国人中有景教徒。
不过，从其父采用当时汉族墓志等形式的情况推测，其幼子景教僧慧圆
也有汉化之迹象。
最近，荣新江先生对1980年在西安西北国棉四厂职工子弟学校操场
出土的波斯人李素及其妻卑失氏的墓志进行了深入研究，揭示出李素家
族应是入仕唐朝的一个波斯景教家族。他提出：李素六子的名字中，都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景”字，如李景铣、李景伏、李景亮等，而“景”
字是景教徒中最常见的字。以景字命名的大秦寺僧有不少，如景净、景
福等。李素曾在司天台任职，曾主持翻译过《聿斯四门经》等天文学经
典。此经见於敦煌发现的景教写卷《尊经》所列景教经典目录中，这些
景教经典都是大秦寺景教高僧景净在建中、贞元年间所译，正好也是李
素组织翻译《聿斯四门经》之时，所以李素诸子以“景”命名，或许暗
示著这个家族固有的景教联系。更能说明这一点的是由於李素字文贞的
“文贞”就镌刻在《景教碑》侧叙利亚文和汉文对照书写的僧侣名单左
侧第三栏，作luka（路加）／文贞。（注：荣新江：《一个入仕唐朝的
波斯景教家族》，《伊朗学在中国论集》（第二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88—89页。）李素家族应为波斯景教徒无疑。不过从志文
中可看出，李素诸子均在长安地区和河内道任职，其五子已成为乡贡明
经，第六子为太庙斋郎，可见李素一家基本汉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