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欢乐的少年时期
上小学了，天津大学南开大学附中及附小是我的母校。我从小功课就好，是个小大人，是老师的宠儿，受同学的羡慕，得家长的偏爱。课间休息的时候，伙伴们把人家的篱笆墙拆了玩打仗，被学校工友摇着铃铛叫回教室的时候，总是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半天听不清老师在说什么。下午到各家去下小组的时候，一边写作业，一边听“小喇叭”。“捉迷藏”时经常不知躲到两个大学的哪个角落里去了，别人根本无法找到。天黑了，邻家的孩子们玩累了，就躺在楼前面的土堆上，一边数着满天的星星，一边听着邻家姥姥讲那月老的故事。
小时候常跟着母亲参加一些“上层社会”的活动，看过“武则天”等许多话剧，也听过“红岩”等不少歌剧。我当了班上的中队长，组织各种集体活动，真把自己当成了领导干部，对班上的工作比自己的学习还用心。那个时代，学习雷锋，多做好事，帮助同学，我的功课一半是老师教的，一半是在帮助同学时学会的。
　　　　------送你们皇帝的新装，装装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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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畔青石板上 一把油纸伞　旅人停步折花 淋湿了绸缎　满树玉瓣多傲然 江南烟雨却痴缠　花飞雨追一如尘缘理还乱

3 压抑的中学时代
1966年6月，史无前例又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开始了，学校停课了。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一夜之间优秀学生变成了臭狗崽子，原来围在身边的伙伴们突然间全部消失了。文革初期，全家惶惶不可终日，爷爷奶奶开始烧“四旧”，父亲母亲不时被揪去批斗，孩子们抬不起头来。家里面唯一的好事是奶奶与妈妈的婆媳关系突然好了起来，大难临头时家庭内部也就团结多了。
天南大附中是个特殊的环境，孩子们的父辈有高级干部，有知名教授，也有普通工人，高年级的中学生多是同学们的哥哥姐姐，我们对周围发生的事情非常敏感。文革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大字报贴到各家门口，游街时或批斗会孩子们都跑去看热闹。突然发现路上揪来的或上台被斗的是谁的父亲时，那家的孩子立刻就默默的逃开了。我们多数孩子都可以历数文革中的重大事件，历数从中央到地方各色人等的兴衰历史。
自己还带头组织了所在小学唯一的红小兵队伍，参加了天津大学红卫兵对天津日报的夺权行动。可惜的是当晚被天津工学院另一派红卫兵打得头破血流又鼻青脸肿，半夜里作为12岁的孩子，我呜咽着独自走了十几里路才回到家中。到了第二天早上，只有妈妈才注意到我昨晚似乎回来的晚了一些。那个时候，家长已经自顾不暇，基本顾不得孩子们了。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们，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具有极大热情，懂得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
文革中期开始上山下乡，因为出身不好，选调留城自然无望。我就带领一帮好友报名去黑龙江兵团，结果是只有我不被批准，理由是怕我到了边境后投敌叛国。我在中学期间等待选调足足等了两年，那时流氓坏蛋都选调参加工作了，只有家长有问题的学生被一次一次地剩了下来。每次宣布选调名单后，被选学生趾高气扬的走出教室成为了工人阶级的一分子。落选学生深感前途无望，在死一般沉寂几分钟后，上百个男女学生同时嚎啕大哭，以宣泄他们心中那长期的极度压抑。
在那段漫长的时间里，我们到工厂农村去学工学农劳动。在农村，住在农民家里，干过多样农活，插过秧，打过场，拔过麦子，割过稻子。在工厂，纺过线，整过经，织过布，还学会了看图、划线、打眼、磨钻头、剔槽子、打錾子等多项钳工技术，铸造、锻压、焊接、热处理及车钳铣刨等各类金属切削工艺也都见识了。只有在劳动中，向工人农民学习，得到了他们的尊重，才暂时忘却了心中的苦闷。
初中三年期间没有读书，又苦苦等待了两年之后，终于得到了最后一批的工作许可。当颤抖着双手，捧着刚刚得到的报道通知书跑到父亲面前时，作为17岁的男子汉，我只说了一句：“爸爸，我也有工作了”，就已满眼泪水、泣不成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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