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间研究中，收集材料、鉴定材料的真伪有没有出现困难？
张乐天：我做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就是因为看到对解放后历史的叙述过多地为英雄史观、意识形态所遮蔽，我希望提供一个平台，也不要多说话，让那些材料实实在在地告诉你，这些年来老百姓是怎么过日子的。我在这个平台上尽最大的可能搜集当年原始的资料，这是最真实的。途径有这样几条：一条是我和地方政府合作，比如说和吴江合作，根据我的要求，吴江市档案馆到基层农民家里去收集资料，有当年的东西，就把它收上来。我现在已经和两个市建立了这种关系，我还会继续拓展。还有一个，是和民间的藏家合作，比如中国收藏家协会票证收藏委员会几乎把过去的票证全都收集了，通过合作关系，我能够得到那些票证。我想，到明年年底，这个中心就是全中国票证收藏最多的地方。但如果我们要整体地来理解当年的社会生活的话，即便资料再多，你会发现总是有所欠缺的，所以访谈就是一个重要的补充。比如，怎么找对象、结婚，邻里纠纷，财产分配，都要谈了才知道。现在相当一部分老人是愿意谈的。我告诉他们，你们的经历对你们的后代有重要的意义，你愿意让你的后代知道你曾经是怎么过日子吗？找你们谈，是为了留下一份记录。访谈我已经做了好几年了，很多人都愿意谈。我们的访谈也是很有原创性的，我们要理解的是原汁原味的创造性的实践，我们希望访谈出来的东西不要被领袖史观、日常意识所遮蔽。如果我或我的博士生去访谈的话，由于我们对当地并不了解，而且我们是外来的陌生人，这会妨碍他们的回忆，所以我们在当地培训访谈员，让访谈变成两个当地老人互相聊天的过程，这样就会得到很多让我们意想不到的真实故事。这些故事的完整性、语言的逻辑性对我们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他们交谈的叙述中，看到那种人的真实的历史走向，他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我相信我做的访谈是全国最多的，我目前已经做了一千几百个小时的访谈。
“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应该能为现代史研究的民间转向提供不少资料上的支持吧？
张乐天：我觉得这个资料中心不仅在于理解社会，而且对中国的社会科学很重要。在我看来，中国的社会科学今天有很多问题，其中有几个重要的误导：一个就是英雄史观，另一个就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唯科学化趋势。在由于“唱赞歌文化”导致基础数据严重失实的背景下，唯科学化的研究方法就更要谨慎小心，只能有限度地使用。还有一个就是把SSCI作为衡量学术水平的唯一标准。SSCI是欧美的学术杂志，有他们的读者、偏好和意识形态。我做这个平台，是希望在学术界倡导一种更有利于准确理解中国社会、能够更好总结中国这半个世纪以来的经验的研究方式。原来对中国的研究中，学科的过度区隔会妨碍对社会生活的完整理解，因此这个中心要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平台。我希望资料是最底层的，同时对底层资料的理解是最国际化的，我们会做成一个向全世界开放的学术机构。
我希望以这个中心为背景，中国人对中国故事应该讲得更好一点，对中国的理解应该更深刻一些，我们社会科学恢复研究已三十多年了，如果今天关于中国研究最好的学者还是西方人，那就说不过去了。中心也试图创造一个空间和条件，培养出一批研究中国的学者。我们会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成为中国资料最多的地方性资料中心。我们会搜集一批目前图书馆馆藏没有的地方性资料，这些资料也许是出版的，也许是不出版的。我现在已经做了一个“中国田野调查”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包含了上万份的统计资料，我们会在今年年底邀请一批各个学科的国际一流的学者试用数据库，然后明年会推向整个国内和国际的学术界。这就为我们今后资料中心的资料使用创造了一个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