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山钱雪枝通宁(即钱照柞) 样《宁山阁丛书) , 以属顾尚之先生(即顾观光), 顾先生治医术, 不能专力, 举先生(即张文虎) 自代, 先后馆钱氏三十年, 所校书若《守山阁丛书》、《才旨海》、《珠丛别录》。及鼎卿学博(即钱熙辅) 续辑《艺海珠尘》、《士癸集》, 梦华少尹牌尸钱培名)样(, J、万卷楼丛书》, 无虑数百种, 一时考据家称为善本。[2]
金山钱氏为清代刻书世家, 数代相承。在钱氏所刻诸书中, 《守山阁丛书》、《艺海珠尘》、《小万卷楼丛书》可谓最著者, 皆由张文虎手校而成, “一时考据家称为善本。

咸丰十一年(186 1 年),曾国藩收复安庆, 遂具书将张文虎招致幕中, 始委以安庆内军械所事, 继则专事校勘《船山遗书》。自同治二年(186 3 年) 人金陵书局襄校《船山遗书》始, 至同治十二年(1 8 73 年) 冬离金陵书局而去。张文虎在金陵书局长达十年之久, 其间不仅主持校勘了多种书籍, 且皆以质量精审而著称, 其中尤以《史记》一书最为知名。
作为正史之首, 《史记》一书自问世以来, 在近两千年的流布中有很多钞本、刻本, 但能传诸后世的却为数甚少。两汉旧本皆不传, 仅可于《汉书》里想见其面貌; 魏、晋钞本的内容, 亦只能在徐广、裴胭注解中窥见只字片语; 六朝及唐时钞本, 亦仅留下一些断简残篇;北宋的监本也是残缺不全的。
所谓古本, 其实是指南宋刻本, 以后的刻本又多是从南宋翻刻而来。《史记》一书历经千年传抄, 复经千年翻刻, 故错讹多有。诚如张文虎所称：“《史记》自汉已残缺窜乱, 迄今又千数百年,展转传写, 积非成是, 盖有明知其误而不能改者矣。” [3]这就直接影响到了《史记》一书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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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内府刻书, “经史并重 , 在刊刻史籍方面, 其最著者为殿本《二十四史》。乾隆四年( 1 7 39 年), 武英殿本《史记》刊行问世。该书是经张照、齐召南等人考校, 在当时波认为是善本, 出于先前各家旧本之上, 所以刊布以后流传甚广, 各省大多照样翻刻。但殿本《史记》基本是以明监本为底本, 并未广备其他版本进行比勘, 所以佚者未补, 错者未正, 还不能称为善本。版本的优劣和不同, 直接关系到《史记》一书内容的真实与否, 因而考订各版本间的异同,便成为《史记》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此方面, 乾嘉以来的学者最有补直畴漏之功, 各种考订之书层出不穷。如梁玉绳的《史记志疑》三十六卷、方苞的《史记注补正》一卷、杭世骏的《史记考证》七卷、钱泰吉的《校史记杂识》等, 均是专门针对< 史记》的考订之作。此外,王念孙的《读书杂志》、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钱大听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等书, 也对《史记》有所涉及。这些考订之作在诸多方面均下过极大工夫, 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 同时也为张文虎校勘《史记》一书提供了最新的研究成果。
早在五书局商议合刻《二十四史》之前, 金陵书局便已有刊刻《史记》之举, 其校勘之任最初则专属书局中人唐仁寿。据张文虎在《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以下简称《校刊札记》) 中称:

先是, 嘉兴钱警石学博泰吉尝汇校各本, 历三十余年, 点画小珠必详记之。乌程周绳云侍郎学溶借其本过录,择善而从。同治五年春, 请于署江督肃毅伯、今相国合肥李公(即李鸿章), 以
属学博高弟海宁唐端甫文学仁寿, 覆校付刊。及明年春, 相侯湘乡曾文正公自淮北回金陵, 命文虎同校。[4]
据此可知, 金陵书局议刊《史记》始于同治四年(1 8 6 5 年), 先由唐仁寿用周学溶过录的钱泰吉校本覆校付刻,同治六年(1 8 6 7 年), 张氏才参与了该书的校勘工作(据《张文虎日记》所载,张氏已于同治五年便开始了该书的雕校)。而实际上, 由于唐仁寿体弱善病,校勘《史记》一书基本上是由张文虎负责。同治八年(18 69 年), 五书局合刊《二十四史》, 其中, 金陵书局承担了前十四史的校刊任务, “仁寿分校《晋书》, 其《史记》始终归文虎一人经理”[5 ]

自一开始参与《史记》的校雄工作, 张文虎便本着“或于史公可告无罪” 的负责态度, 对校勘《史记》一书投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与唐仁寿重订校例, 或如旧本, 或删或改, 不仅就《史记》的正文逐加订正,而且对文中旧注亦一一详细考校, 以求出于旧本之上。在致曾国藩的信函中, 张文虎称:
窃思( 史记》传本承讹已久, 无论本文, 即三家注已如乱丝, 不可碎理。近世大儒著书, 间有校正, 不过就其所见, 略出数条, 但论本文,不及各注⋯⋯缓云侍御(即周学溶) 之议, 则以刊书机会实为难得, 当略治芜秽以稗读者。文虎等票承此意, 不揣奔陋, 妄冀会合诸家, 参补未备, 求胜旧本。[ 6 ]

在《史记》的流布过程中, 先后有三家为该书作注, 即南朝宋裴胭的《史记集解》、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三家注最初均别自单行, 同《史记》的卷数亦不相合; 宋时刻书, 始将三家注列于正文之下, 分别单往明时刻书, 更将三家注合一, 附刻于正文之下,多有删削。至张文虎之校刊《史记》, 其间又历经千年翻刻, 不仅正文舛误愈甚, 且三家注亦多错讹之处。
为了使自己校勘的《史记》本子胜于旧本, 张文虎不厌其烦, 校完付刻, 刻完复校, 然后刺补版片进行修改, 甚至重新镂版以行, 备极辛苦。特别是在独自承担了《史记》一书的校勘任务后, 更费时日, 以至“乃三年茬再, 刻鹄未成, 人言实多, 无以自解,[7], 处境极其难堪。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在得知此种情况后, 遂致函张文虎, 云: “ 《史记》旧少善本, 此次会合诸家, 斟酌体例, 当可度越诸本, 即成功稍迟, 自不必以局外之讥评介意也。”[8] 对张文虎的认真负责态度给予理解和支持。在另外一封致张文虎、唐仁寿的信函中, 曾国藩亦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史记》十表, 尚未刊就, 又有四五卷须重刻者, 自难迅速竣工。鄙意但求禅校之精审, 不问成书之迟速。(校勘记》若在十卷以外, 便恐伤繁, 能再求简约, 一洗汉学家好多、好详之习, 乃为尽善。过多则阅者反厌苦类。[9]

此言一出, “但求雕校之精审, 不问成书之迟速” 不仅成为《史记》一书的校勘准则, 亦成为整个晚清官书局的刻书宗旨。金陵书局所刻《史记》之所以成为众多版本中的善本, 固然离不开张文虎的精心雕校, 但同时也是和曾国藩的多方关心分不开的。
校刊古籍, 必备众本然后可以泛观博览, 抉择去取。金陵书局所刻《史记》, 以汲古阁本为底本, 以北宋本、南宋本、元中统本、明秦藩刻本等十六种刻本为校本。除了广备众本外, 张文虎之校勘《史记》还借鉴了清儒最新考证成果。据张文虎《校刊札记》称:
所记异同, 大半取资于钱校本。其外兼采诸家绪论, 则梁氏(志疑)(即梁玉绳《史记志疑)、王氏《杂志》(即王念孙《读书杂志》) 为多。间附文虎与唐君(即唐端甫) 管见所及, 不复识别。其有偶与前贤暗合者, 悉归之前贤, 以避攘善之讥。[10]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借前人研究成果以为取舍之资, 不仅可以改正汲古阁本诸多必扣吴, 而且省却了许多无用工夫, 不失为校书的一种最佳捷径。就局本《史记》的校勘方法而言, 张文虎采用的是定本校勘法, 衍者去之, 脱者补之, 殊异者择善而从, “新刊史文及注, 皆不主一本” [11] ,而是博采众家之长。
张文虎校刊《史记》的时候, 不主一本, 择善而从, 兼采诸家意见,应当改正的他就给改正了, 所以金陵局本有许多地方跟各本不同。⋯⋯ 凡有改动, 张文虎都在他的《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中加以说明。[12]
定本校勘法最后写有定本, 可以极大地方便读者阅读。但运用此种校勘方法, 必得功力深厚、博学淹通之士而后可以有为, 否则便会弄巧成拙, 改是成非, 反而贻害读者。张文虎精于小学, 长于比勘, 具有丰富的校书经验, 而且又备有多种版本以参同异, 其中更是借鉴了清儒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决去取, 故局本《史记》一出便被视为善本。

文虎与侍御(即周学浓)及唐君(即唐仁寿) , 议以新刊史文及注, 皆不主一本。恐滋读者疑, 请于刊竣之后, 附记各本同异及所以去取意。文正领之。七年冬, 公将移任钱辅, 命凡已刻之卷中
有宜改者, 随时剜补, 以是至九年夏始克印行, 乃属汇为札记。[13]
张文虎做《校刊札记》的目的, 一方面可以说明自己在校定《史记》过程中进行更改的出处和原因, 为读者排难释疑, 同时也可以详列各版本之间的得失殊异, 使读者能够间接地看到其他版本的本来面目, 以便凭各人学力深浅进行择取。
张文虎为《史记》一书所做的校勘记, 刊刻于同治十一年(1 8 7 2 年), 另本单行。该书全称为《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 书名页前半页题有书名“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 十二字,后半页题有“ 同治壬申嘉平月金陵书局刊印” 图记。黑口, 四周双栏, 双鱼尾,版心鱼尾下题“ 札记一” , 下鱼尾上记各卷页数。每半页十一行, 行二十二字, 小字双行同。《校刊札记》遵循《史记》一书固有体例, 依据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别为五卷, 共两册, 一函。《校刊札记》摘取所校原文(大字单行), 其下即说明用以互校的各本异文及取舍之意(小字双行), 眉目清晰, 表述简明。仅举一例: 如《史记》第十四卷《十二诸侯年表》鲁文公十四年栏记“ 宋、齐、晋君死”, 张氏以此设条, 在《校刊札记》中称: “凌脱‘宋’ 字、‘死’ 字, 北宋、中统、游、王、柯、毛脱‘宋’ 字, 而‘齐’ 下并衍‘ 君’ 字。旧刻不误, 与官本合。”[l4] 是知此条在经九种版本互:校之后, 其异文之长短便可一目了然。全书诸条, 率皆类此。既知众本衍、讹、误、倒、脱、混之处, 则详加考校之余, 自可择善而从, 刊为善本。

在金陵局本《史记》和《校刊札记》刊行后, 由于质量远出先前旧刻之上，遂成为众多版本中的善本, 以至当时中外朝官函索此书者纷起。李鸿章在致张文虎的信函中称: “寄示《史记校勘札记》, 展阅数过, 于正讹同异之间援引确凿, 参订审详, 大足津逮后学。⋯⋯刊成时, 乞转告琴西(即孙衣言)同年, 将有札记之《史记》初印本赐寄五六部, 尤深感谢。” [1 5] 1 9 5 9 年, 中华书局所出标点本《史记》, 就是以金陵局本为底本, 经重加校勘而来。其《点校后记》称:
(《 史记》版本甚多, 史文及注文往柱各本大有出入。我们不用比较古的如黄善夫本, 也不用比较通行的如式英殿本, 而用清朝同治年间金陵书局刊行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简称金陵局本) 作为底本, 分段标点, 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完善的本子。）[1 6]
《史记》一书在历经千年晦暗之后, 最终经张文虎校勘而一朝恢复，傅考史者得以贯通古今、参互考订, 其所有功于学者, 莫大乎此。
在金陵书局校书的十年间, 除于《史记》一书用力尤勤外, 张文虎还先后校勘了《船山遗书》、《汉书》、《三国志》、《文选》、《读书杂志》、《渔洋山人古诗选》等多种书籍, 且皆以精审而著称。缘是之故, 张文虎一直被曾国藩倚为金陵书局之中流砥柱人物, 其后数任江督也莫不争相挽留, 礼敬有加。

张文虎，“则善而从”。
喜剧、悲剧，就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