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凌晨五点半,我独自在床上醒来,普朗克离开已经两天零六个小时,我给自己套上他的T恤,抱着脑袋想不出任何办法能够让他回家。
我跳起来冲出门口打车到医区诊所,这几年我从未来过这里,没有固定的职业,朝九晚五的作息让我无法温馨地送他上班,一次也没有过。普朗克医生几个字贴在大墙上,配着他制服领带的照片,眼角一堆笑纹。
我回头仔细地观察走廊上流动的人影,仿佛每一个笑得像奶油蛋糕的护士都是导致我们俩吵架的罪魁祸首。排队到我,踏进诊室,向他展示病牙——这年头谁还没有颗蛀牙呢。欣赏着他尴尬的表情,注射完麻醉,他别开脸,用棉花一遍一遍擦拭不锈钢器械。
过了两分钟,他转身毫不客气地扳开我的嘴,消毒酒精的味道瞬间挤满大脑,冰冷冷的手术钳伸进口腔深处,固定那颗濒死的蛀牙。僵持不下,他把手腕枕在颔骨上借力,踢开坐椅站起来,牙龈还在挣扎,钳喙咬得更紧。头顶那颗钨卤灯泡照得一切无处可逃,他拉低口罩,低声劝我放松,呼哧的鼻息喷洒在锁骨上,浑身感官都被激起一层颤栗,我只好闭起眼睛享受。甜热的血液一下子涌出来,舌尖微微卷起,尝到它就像个吻。我听到他松了口气,取下口撑,沾血的牙齿落在托盘里。他关掉手术灯,俯身靠下来,脸颊紧贴我的,长长的睫毛在我皮肤上扇动。该死,他的手掌开始从胸口向下移,按在我牛仔裤的拉链上。我睁开眼,举起手托在脑后,像只鳄鱼朝他咧开嘴笑了,他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