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贵的意图理应受到奖励，具有高贵意图的文学作品理应获得一种持久的存在，但大多数情况恰恰相反：需要某种超脱，某种冷静，才能精心制作一个形式。”这是波兰大诗人米沃什在其哈佛演讲录《诗的见证》中的一段话，他写下这段话时，也许心里想到的正面例子正是他一直颇为激赏的他的同胞——女诗人辛波斯卡。
近代以来，波兰是备受强邻欺凌的弱国，并不让人意外的是，在这片被苦难洗礼的土地上滋生出最繁茂的诗歌之花，米沃什、赫伯特、鲁热维奇、辛波斯卡均是其中佼佼者，把他们放在世界诗歌的版图上也毫不逊色。苦难并不必然催生杰出诗篇，但是优秀的诗篇却总是善于从苦难中汲取养分，至少波兰这几位杰出诗人都在高贵的意图和冷静的形式之间取得某种平衡。其中米沃什、赫伯特对现实的介入更直接一些，调门也更高一些，这也导致他们和波兰当时的政权形成正面冲突成为流亡诗人。辛波斯卡是女性，并且以巨蟹座（辛波斯卡生于1923年7月2日）特有的隐逸作风常年生活在波兰南部的古城克拉科夫，她很少外出，只是因为要翻译缪塞和波德莱尔的诗去过几次巴黎。她是体制内的诗人，从1953年到1981年一直担任克拉科夫《文学生活》编委，可是她并不胆小怕事，1966年她因为不满统一工人党开除“修正主义”哲学家科拉柯夫斯基（《马克思主义主流》的作者）而退了党，这使她在杂志社被降职一等，成为普通的书评撰稿人。这种内在的正义感，使她的诗必然地会涉足社会现实题材，但她在国内的处境，又使她不可能像米沃什、赫伯特那样采用率直的方式，这反而赋予辛波斯卡的“政治诗”别具一种曲径通幽的魅力。在辛波斯卡的诗中，休想找到那种掷地有声地呐喊，有的只是冷静、超然又余音缭绕的智者的声音。
在《时代的孩子们》一诗中，辛波斯卡描绘出一个泛政治化的时代：
不管你愿不愿意，
你都接受了政治的遗传，
你的皮肤带有政治的色调，
你的眼睛具有政治的眼光。

1986年出版的诗集《桥上的人们》是辛波斯卡政治性最强的诗集，《酷刑》、《时代的孩子们》、《对色情文学的看法》、《世纪末》等诗作都是力道十足的政治诗篇，其中《希特勒的第一张照片》尤为出色，它实际上是在写对希特勒一张幼年时代照片的观感：
奶头、襁褓、围嘴、铃铛，
一个小男孩，赞美天主，敲门，他很健康。
长得像他的父母，像篮子里的小猫，
像所有别的家庭相册上的男孩。
希特勒年幼时可爱的形象和他日后的恶魔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给人强烈震撼，而诗的最末两句也很精彩：“历史课老师正摆弄他的衣领，／接着便在练习本上瞌睡。”好像是历史老师的一时疏忽，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从而让一个赞美天主的小男孩演变成恶魔。
在一个泛政治化的充斥着谎言和罪恶的时代，诗对诗人的伦理要求几乎无法避免，辛波斯卡无所畏惧地顺应这一要求，但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这层政治底色上，辛波斯卡总是能为这些沉甸甸的题材找到美妙又轻灵的形式，让恶在轻声的女性的斥责中更加无地自容，更加羞愧难当。正如那首被广为传诵的名诗《在一颗小星星底下》所言：“噢，言语，别怪我借用了沉重的字眼，/又劳心费神地使它们看似轻松。”辛波斯卡谙熟这世间的悖论：思辨减弱了情绪化，但却加大了情感的强度；思辨也减弱了对恶的斥责，但却让恶更加无处躲藏。
“但愿死者耐心包容我逐渐衰退的记忆。”愿辛波斯卡——这位刚刚逝去的智者的在天之灵安息。

本文刊于《新世纪周刊》2012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