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不是知识多，智慧要有远见、有眼光，要求对事物和人生的整体性把握，要有长期和全面的观点，能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有所创新

智慧与知识有关，但不完全等同。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曾认为，博学并不等于智慧。
　　在古汉语中，“知”与“智”通，《释名·释言语》：“智，知也，无所不知也。”西方的“智慧”概念也有“一切知识”的意思。中国古代哲学中，智也是从知发展而来的，在甲骨文中和青铜器铭文中，智被写成由“矢”和“口”构成的“知”，即象征着一个人像飞矢一样快速地获取知识。“知”在中国虽也有纯粹知识的意思，但更多的是指智慧，“知”或“智”都有指一个人有知识而且有智慧的意思。它不是仅指人“聪明”，而是与人的整个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有关，带有明显的伦理性。因为中国之“知”力图化解各种人生困惑而知天乐命、参透人生，为人类提供一种征服自然的力量，这就使自然之知与人事之智完全合一了。

智慧虽然并不排除知识，但智慧与知识是有区别的。知识可能成为智慧的养料，就像杜维明所说，有时“好像掌握知识的多少和智慧的深浅没有直接的关系。众所周知，不少‘文盲’却很有智慧。譬如，世界各地没有书写文字原住民，就是靠他们的长老口传心授，把长期凝聚的智慧一代代承接下来的。就连公认的、极有智慧的人物也有不识字的，比如传闻中的六祖惠能……儒家传统里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观点，这才是真正的智慧”，“陆象山曾说过，‘吾虽一个大字不识，也可堂堂正正做人’。这至少说明了人格的培养不能全靠知识的积累来完成”。知识是对各种事物的认识和理解，它可以考证，可以传授，可以通过多年学习生涯积累，而智慧却不能。学贯中西、文通古今的人未必是智者。智慧不是知识多、心眼多，智慧要有远见、有眼光，要求对事物和人生的整体性把握，要有长期和全面的观点，能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有所创新。可见，智慧不离知识但又不等于知识。
　　知识是一种对外部世界纯认知的态度，是关于整个外部客观世界的认识成果。知识只是告诉我们事物是什么样的，而智慧则是一种涉及人生主体实践的、体验的、醒悟的态度，会指导我们应当如何去做。智慧不仅涉及认识，而且离不开实践。只有把知识正确运用到实践中去才能产生智慧。人类对外部世界的纯粹认知的思考探讨，其目的仍然是为了人类的实践。知是为了行，是为了完美人性，实现人生目的。怀特海曾经说过：“空泛无益的知识是微不足道的，实际上是有害的。知识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的应用，在于人们对它的积极的掌握，即存在于智慧之中。”

从知识与智慧的表现形式和评价标准上看，知识具有普遍性、规律性、真理性的特点，而智慧则具有普遍与特殊相结合、规律与变异相统一的特点。现代知识论认为，真理就是具有某种普遍性、可重复、有规律的东西，而智慧虽然不排除这种普遍性的知识，但却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比如，按儒家伦理普遍要求是“男女授受不亲”，但当“嫂溺”时则要根据这种特殊情景施之于权而“援之以手”，这种“经”与“权”的统一就是一种智慧。如果在这一具体实践场合，还一味地顽固坚持“男女授受不亲”，置嫂子生命于不顾，那不仅不是智慧，而且是愚昧或没有人性了。能够在各种特殊的情况下作出正确的是非判断和行动决断才是智慧。那种一味唯书、只会按条条框框办事的人不是智慧之人，而是书呆子和教条主义者。
　　知识只能告诉我们真假，只有智慧能告诉我们善恶对错。智慧本身就是一种德性，体现出一种对生活的根本性洞见和澄澈无比的精神状态，因而是一种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的能力。孟子将“智”定义为“是非之心”，董仲舒认为“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他们都把智慧看作是判断善恶是非的能力。智慧是正确行为的指导，不是一般的聪明才智，而是一种整体的实践能力；智慧就是得道，得生活实践之道。作为一种实践的智慧，更需要身体力行。不能付诸实践，不能见诸行动的智慧其实还是知识，至少无法从根本上有别于知识。对于人类的生活实践来说，是非判断往往不难得出，难的是按照正确的是非判断的结论来行动。
　　承认知识与智慧的联系，要求我们在增强自己的智慧过程中，要重视知识的学习与积累。但同时要看到，智慧是知识与能力的统一，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是能力与德性的统一。因此，要形成智慧不仅要学习知识，而且要勇于实践，即不仅要“学”，而且要“习”，将知识在实践中正确地运用；不仅加强知识的学习，而且要加强道德修养和人生的觉解。（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