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茶道与传统文化》
　　茶道，是门文化，有人称其为“茶道文化”。应当将茶道归于茶文化，茶道是属概念、子系统，茶文化是种概念，包括了茶道文化。茶道是茶文化的核心和结晶。茶道正是茶事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茶道的文化色彩主要体现在茶诗、茶文、茶谚、茶联、茶戏、茶歌、茶舞、茶书法、茶绘画上，体现在茶室的建筑、茶室的装饰、茶具的造型、茶人的服饰上，体现在茶的民风民俗上……。加“完美”一词是因茶事已与文化联姻上千年，结出累累硕果，使“茶道”从一般的物质文化升格为一门精湛的艺能；同时也否定了下面两种说法：一曰饮茶之始即有茶文化；二曰茶文化萌芽之时即已形成茶道。如陆羽说饮茶“发乎神农氏”，姑且不论神农氏曾否将茶煎而饮之，但彼时饮茶无文化(狭义的)之可言。西周初年以茶祭祀，赋予茶以“礼”的内涵，沾了文化的边。司马相如虽为大文化人，但他的《凡将篇》是将茶作药草看，无文化之可言。晋杜育的《荈赋》将茶作审美和描写对象，在饮茶中发现美、追求美，这是文化。吴国孙皓“密赐茶以代酒”(《吴志·韦曜传》)，陆纳因兄子待客“陈盛馔”代茶果而责其“秽吾素业”并杖四十(《晋·中兴书》)，以茶表礼仪、以茶养廉励志，这又深了一层，其中有茶道的萌芽。中唐以后，《茶经》及茶人的茶诗、茶论，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民俗风情，茶文化中多了花色品种，如茶礼、茶情、茶理、茶俗、茶境、茶政、茶导引、茶艺能，饮茶与儒、道、佛三教进一步结合，与王公贵族、文人雅士、僧尼道冠、庶民百姓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并形成各有特点的饮茶集团和茶文化圈，茶道便由无相到有相。
　　唐宋时代是中国茶事与文化结合最好的时期。如以诗歌为例，唐诗在中国诗史上已登峰造极，本人仅据《全唐诗》统计，唐中期、后期(玄宗开元末至唐亡) 包含茶事的诗作约有610余首，涉及诗人145位。宋代茶诗更多。古今文化人，都喜欢以茶为诗为文，且涉及茶的种植、采摘、焙制、品饮、贸易、纳贡，涉及品水、看火，涉及茶情、茶境、茶韵、茶礼、茶理，全方位地描写，并赋予茶一定文化品位，使茶成为一种高雅的文化饮料。众多文化人材，如画家、雕塑家、书法家、音乐家、舞蹈家亦涌入茶苑，以茶为表现对象，各操其技。众手浇灌，苗苗看长，终于挺出一枝茶文化奇葩，在艺苑争奇斗艳，上面挂满了茶诗、茶文、茶画、茶剪纸、茶雕刻、茶书法、茶歌、茶乐、茶舞、茶戏等诸种硕果，使中国的文学艺术多了茶香风格。
　　陆羽是茶与文化结合的排头兵。他是诗人和茶人，他的《茶经》写得文采斐然，既是科技论文，又是一篇优美的散文。他铸的风炉体现了先秦的文化思想。
　　卢仝、白居易、皎然、陆龟蒙、皮日休、贯休、苏轼、陆游……等一大批唐宋诗人，他们诗中有茶，茶中有诗，并在品茗中实现美的追求，创造一种悠远、淡泊、静寂、和谐、飘逸的禅境，使中国诗词的水平大有提高。
　　就广义的文化而言，茶与市井文化结合，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文化生活面貌，诞生了茶摊、茶亭、茶馆、茶座、茶楼，并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开门七件事之一，丰富了庶民百姓的饮食文化。
　　西方美学家斯托尔尼兹在《艺术批评中的美学与哲学》(见朱狄《当代西方美学》)中给“艺术”定义为：
　　为了完成一定目的而对媒介材料所作的熟练的操作。
　　毫无疑义，茶道在广泛的意义上属实用艺术，日本学者称其为“室内艺能”，要求主客共同参与，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规定的动作，创作一件完成即消失的“艺术作品”。
　　日本茶道值得骄傲之处在于它不仅再现生活，还表现生活，包括表现内在的意蕴和情感。如《山上宗二记》记载有日本茶道开山者村田珠光的一句名言：“草屋前系名马，陋室里设名器，别有一番风趣。”这其实是在不平衡的对衬中表现茶艺的简素、脱俗、枯高的性格，草屋、名马、名器都是某种象征。此外如武野绍鸥的“本来无一物”的“海滨小茅屋”，千利休的用渔篓子代替花瓶、室内挂上中国禅宗大师的墨宝，象征他们的追求，或求禅意，或求古朴，或向自然回归。这是一种富艺术趣味的暗示，让茶人在品茗中领悟。所以学者们认为日本茶道是日本象征文化的代表。
　　我们又要回到前面关于“综合文化体系”的命题上来，日本茶道诚然融入了哲学、宗教、艺术、文学、建筑、工艺乃至历史、政治、外交、民俗，且出了不少专著，但这仅是“融入”，一种水乳相融的“完美结合”，而尚未另树旗帜，打出“茶哲学”、“茶宗教”、“茶美术”、“茶文学”、“茶建筑”……之类的名号，称“综合文化”尚可，言其已成“体系”有失分寸。茶之“道行”尚浅，虽也有“经”，怎比《易经》、《黄帝内经》、《四书五经》，故应将其归入小学、小道、次生文化较为合适。
丁文《茶与是社交礼仪、修身养性和道德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