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朗声笑了笑,仿佛并不在意我对他文人性质的判断——我本以为这是他所忌讳的。“能写些字便是很好的。”他这样说,我很自负的理解为他的胆怯,而这胆怯来源于十二年前的那次手足之变。“最近在忙活些什么?”“这个……”他指了指远处的桌案,上面很多文字,“曾经写过的,整理整理。”“不是率性为诗文么?”“总要留下些什么,不然你们,便忘了,有我过。”他一顿一顿的说着,这叫我觉得他除了诗人的忧郁外,有了更多东西。“无甚可以招待你的,便,权且喝一杯。”我翻阅他整理的诗文时,他亦跻着鞋下,从竹榻上走下来,觅了一壶酒,放在我的身边。此刻,空荡荡榻上的,赫然的,乃是人所共知的那个玉镂金带枕。“便忘了,有我过。”大约,并非说给我听的罢。“酒是添愁之物,还是少饮些。”他没理我,兀自的喝了起来。我只得执着酒杯,品着苦辣,咂摸不出此外其他的滋味来。“没有酒,又该怎样活那?”也只有酒中,他的世界才快活些罢。他执着酒的手有些抖,他苦涩的笑了笑:“最近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了,我病了。”“不要这样说。”“你可以看到的,有好起来的迹象么?其实已经没有了”“不要这样想了,会好的。”“你也许是最后一个探看我的人,这,便送你了。”他捏着一叠诗文,“虽然不那么值得给别人看,却也许,能叫你记得这个我。”我翻开第一页,看到“感甄赋”几个字,朝廷已经明诏更名的,他依旧赫然这样写着。“或许……出去便烧了它罢,那便请烧了它罢。”他送我出门的时候,这样说。我只是嘱托了他些按时吃药之类的话,最后我拉扯着他的带子说:“不要喝酒了罢。”恍惚间,我仿佛看到他点了点头,便放心的去了,他送我出了府门,最后又拉了拉我的手,湿冷到,我甚至想将他们放在面颊上暖着,却也只能很恭敬的说:“再见了。”三天后,曹植死了。吊唁那天,我一直以为,推开门,便可以看到那抹忧郁而孤单的白色,说:“拉我起来。”然而府内其实已经空空如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