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神】追忆1980年新星音乐会的一些往事

1980年 新星音乐会：流行音乐发轫的里程碑
1980年，复刊不久的北京晚报独具慧眼，“推出新人，推荐新歌”，在首都体育馆举办了盛大的“新星音乐会”。朱明瑛、苏小明、郑绪岚……一位位歌唱家从音乐会中走出，为全国听众所熟识。《军港之夜》、《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一首首优美的流行歌曲，经过音乐会上的演绎迅速传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在那个思想刚刚复苏的年代，北京晚报与新星音乐会一起，见证了中国流行音乐的诞生。

3万张票3小时售完，物质匮乏孕育抒情年代
正式售票前，在兴奋于将要为大家送呈一场文艺盛宴的同时，北京晚报的编辑记者们心里总有些忐忑，不知道究竟会有多少人来看演出。“售票当天，我一大早赶到首都体育馆看卖票情况，发现队伍已经排到动物园了，立刻就放心了。”沙青回忆，两场演出3万张票，不到3个小时就售完了。
而当年的一些读者来信，也颇能说明音乐会的空前盛况。东城沙滩后街55号代表黄鹏写信说，“19日早上去排队买票，我们大院分成七八个小院，住有两千多人。大家让我这老头去，我赶到八面槽已经8点多，排队的人龙已经转到东华门大街……19、20两日晚报继续介绍新星，我们更是看报兴叹！” 北京轧辊厂齐永顺则庆幸自己买到了一张1元2角的“飞票”，才得以参加音乐会。
“从新星音乐会消息披露之始，到音乐会结束的两三个月时间里，读者来信绵绵不绝，层层叠叠堆满了我办公桌边两只大纸箱。新星音乐会在音乐界激起的波浪，超出了我们动议之初所能预见的。”在追忆当年新星音乐会的文章《历史尚未远去》中，沙青满怀深情地写道，“现今的年轻人已难想象，物质匮乏却孕育着一个抒情年代，不过一场音乐会，竟留下了如此多的抒情诗篇。新星音乐会成为了历史，成为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流行音乐发轫时期的一座里程碑，同时也成为一张报纸与她的读者休戚与共、相濡以沫的历史实证。”

尘封记忆：新星音乐会李谷一贺词
风华正茂的李谷一在演出前，由于声带出血，未能成为拟议中的“压轴”，但她还是为新星音乐会写来热情洋溢的贺词。
《北京晚报》编辑部：
看到您报即将举办《新星音乐会》的消息和编辑部的短文后，激起我许多联想。
《北京晚报》是北京人民非常喜爱的精神园地，几乎成为大家每天文化生活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她，针砭恶习、时弊，褒奖新人、新事，坚持真理，仗义执言，说出了人民群众所想说的话；她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充满朝气，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这次，你们又以极大的热情，爱护和扶持歌坛上涌现的新秀、新作，培养人才，举办《新星音乐会》，为人民群众做了件好事。这一实践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吻合人民群众的心意，是一定能够获得成功的！
我仿佛看到，我国声乐坛上又一簇新花，争奇斗妍，正喷吐出沁人的芬芳……
我由衷地预祝这次演出成功！
李谷一 1980年9月19日

两场演出，催生“新星”之梦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晚报刚刚复刊，人们对我们有一种寄托，希望借助晚报去反映心声，希望能够看到人民群众真正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当时整个晚报编委会都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要带头冲破一些东西，而我心里非常明白，这在当时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李士民(北京晚报原副总编辑，时任文体组组长)

这些“叛道离经”的歌曲究竟能不能唱？能不能听？
时任晚报文体组组长的李士民做了一番调研。听说位于八王坟的印刷一厂礼堂里有场民间自办的音乐会，他就和年轻记者沙青钻到了礼堂后台去看个究竟。“满场啊，而且还有站着的观众，气氛非常热烈。”更让他惊讶的是，把一个礼堂搅得轰轰烈烈的演唱者，竟然只是个13岁的小女孩，个头不高，叫做程琳。这场演出给了李士民很大的触动。他说，当时的社会空气确实比较沉闷，一批年轻人有艺术才华，但是音乐没有解除禁锢，群众却听不到好歌，“我们报纸不是要起桥梁作用的吗？我们应该带头冲破点儿什么。”他说出自己的想法后，让组里的年轻人跃跃欲试。不久之后，听说苏小明在工人体育馆有演出，铁池又拽着王纪刚专门跑去看了一场。他当场向总编辑提出：“就是这种唱法，就是这种音乐，咱们到各地发掘演员去，来这么一场，怎么样？”王纪刚是一个开明的总编辑，他当即拍板：“好，你们就去办吧！”

两个使命：推新人，唱新歌
　　新星音乐会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这不是你想推就能推得出来的，而是当时的社会气候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条件。过去的观念对文艺形成了一种桎梏，怎样才能做到百家争鸣，百家齐放？怎样才能打破过去的框框？这是在人们心中酝酿却没法诉说的，我们搞新星音乐会，就是把人们心中想说的东西抒发出来了。
　　——张滨龙(时任北京晚报文体组副组长)

读者是在1980年9月18日的北京晚报上第一次看到“新星音乐会”这个名字的。当天报纸的头版不仅刊登了晚报举办这场音乐会的消息，还配发了一篇题为《推出新人，推出新歌》的文章，署名为“本报编辑部”。文章直接回答了一个至今仍然被人提及的问题：为什么要办这场音乐会？“为什么叫《新星音乐会》？新星，就是新的明星。过去，人们忌讳提明星这两个字，我们认为，为实现四化，各行各业都应该有明星，都应该有自己的尖子。我们报社应当宣传这些新人，宣传这些尖子，宣传这些年轻的新星。这就是我们举办《新星音乐会》的主要目的。”李士民记得，当时为了筹办音乐会，晚报编辑部曾经召开了多次会议，有一次，总编辑王纪刚坦诚地表达了这样一个想法：“以前文艺界的很多著名演员，都是党有意培养出来的；现在这个工作因为‘文革’中断了一段时间，我们就应该在党的领导下，帮助党培养一拨新人出来，繁荣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那篇文章中还提到，“我们应该有广大人民群众爱听和爱唱的歌曲，举办《新星音乐会》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向广大听众推荐新的歌曲。”因此，当时准备参加这场音乐会的“新星”们必须接受一个特殊的要求：每个人不仅要唱一首各自拿手的歌曲，还必须唱一首新歌推荐给观众。

第一首新歌的诞生
　　我们正别无选择地经历着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我们为怀旧情绪所搅扰，是因为我们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消费主义浪潮的冲击。当年，我们很难想象今天物质的富足以及对物质的崇尚；现在的年轻人已难想象，当年物质匮乏，却孕育着一个抒情年代。不过一场音乐会，竟留下了如此多的抒情诗篇。
　　——沙青(原北京晚报文体组记者)

在新星音乐会的筹备过程中。谷建芬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幕后人物。那场音乐会推出的新星中，绝大多数都是由她指导过的学生，音乐会上演唱的新歌中，也大多都是由她创作的。不久前，提起新星音乐会时，这位老音乐家说了一番耐人寻味的感言：“我居然在75岁见证了这样一段历史，这是活着的人不易见到的。”沙青是到中央歌舞团为新星音乐会挑选演员时偶然结识了谷建芬的。谷建芬的家位于帽儿胡同，面积并不宽绰，最奢侈的家具就是一架棕色的立式钢琴了。那时沙青经常坐在床边或者靠着钢琴，听谷建芬弹唱她新创作的歌曲。

一首旋律轻快的歌曲背后，却藏着一个听起来并不轻松的故事。1980年夏天的一个傍晚，谷建芬去北海公园散步时，遇到一群聚在一起弹吉他的年轻人，她停下脚步，听着小伙子们扯着嗓子号叫般一通乱唱，心情顿时变得有些沉重。“没有适合他们唱的歌。”谷建芬突然感到了自己作为作曲家的责任。回家的路上，她便琢磨着要写一首可以用吉他弹唱的歌曲。后来，她找来了词作家张枚同发表的一首歌词，便开始进行谱曲。谷建芬告诉沙青，在创作的时候，她的脑海中一直浮现着公园里那群小伙子弹着吉他唱歌的情景。歌曲写好后，她又特意找来隔壁一位弹吉他的年轻人试唱，那个年轻人立即喜欢上了这首歌。沙青说，在筹备新星音乐会的时候，谷建芬已经创作了200多首新歌，他一边静静地听着音乐家弹唱，一边思忖着要挑选哪首新歌在音乐会上演唱。所有的歌曲弹唱一遍，他们的讨论又总是回到那首歌上来。这时候，究竟该挑选哪首歌曲，似乎已无需再说出答案。于是，新星音乐会上的一首新歌就此确定下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当年参加演出的8位歌手和1位报幕员，确实因为新星音乐会而一举成名。不过在筹办之初，能否挖掘到真正的“新星”，用铁池的话说是“一点儿谱都没有”。所有这些当年的新人，都是年轻记者们从北京的各家演出团体和大小音乐会中发掘出来的。为了这场音乐会，晚报文体组的记者们全都承担演出的筹备工作，除了做好日常的新闻报道工作，每天还要挤出时间采写新人专访。有时忙得回不了家，就在办公室里用三张木椅子搭张床凑合一宿，睡醒了再接着干。回想起那段忙碌的日子，铁池说：“我们把这当作一种事业来干，就什么都不会计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