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本人的表述更为强烈：
有人说这很危险，因为敌视苏维埃政权的分子可能潜入最高职位，如一些从前的白党、富农和神职人员等。但是事实上，这有什么可怕的呢？"如果你害怕狼，就不要在森林里走。"一方面，并不是所有从前的富农、白党和神职人员都敌视苏维埃政权。另一方面，如果某些地方敌对势力当选，这将意味着我们的鼓动工作组织得很差，我们完全理应受到这种耻辱。（朱可夫，第293页；斯大林，草案）。第一书记们再次表现出心照不宣的敌意。1936年12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与12月4日召开的党代会在时间上有些重合。但是对于第一个议程项目（即宪法草案）几乎没有任何讨论。叶若夫的报告"论托派和右倾反苏维埃组织"更受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关注。（Fragmenty，第4-5页；朱可夫，Inoy，第310-311页）。
1936年12月5日，党代会通过了新宪法草案。但是几乎没有任何真正的讨论。相反，与会代表（即党的领导人）强调了来自国内外敌人的威胁。尽管该宪法草案是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李维诺夫和维辛斯基报告的主要话题，代表们却没有发言对该宪法表示赞同，而是几乎予以忽略。为了对该宪法草案进行进一步研究，一个委员会被成立，而对差额选举没有形成任何定论。（朱可夫，Inoy，第294页，第298页，第309页）国际形势确实很紧张。在西班牙内战中，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苏维埃联盟被敌对势力包围。到20世纪30年代下半叶，所有这些国家都是穷凶极恶的极权主义、军国主义和反共反苏政权。1936年10月，芬兰越过苏联边境开火。同月，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组成"柏林-罗马轴心"。一个月后，日本加入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从而形成"反共产国际协定"。苏联试图建立军事联盟以反纳粹德国的努力遭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拒绝。（朱可夫，Inoy，第285-309页）。尽管党代会对新宪法给予了关注，苏维埃领导层却处在两次大规模的莫斯科审判之间。季诺维也夫（Zinoviev）和加米涅夫（Kamenev）和其他一些人一起参加了1936年8月的审判。1937年1月的第二次审判牵涉到一直到最近还担任着重工业副首脑的尤里o皮亚塔科夫（YuriPiatakov）为首的一些主要托派追随者。[xiii]1937年2月至3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会戏剧化了党的领导层内部的矛盾，即对内部敌人的斗争和为当年年底根据新宪法进行无记名差额选举做准备的需要。随着越来越多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团体被逐渐揭露，这需要警方采取行动。但是为了准备真正的政府民主选举，并提高党内民主（这是在政治局中与斯大林关系最为密切的那些人反复强调的主题），需要的却恰恰相反：坦然接受批评和开展自我批评、由普通党员无记名选举领导人并结束第一书记的补选（cooptation）。这次苏联历史上最旷日持久的全会持续了两个星期。然而，人们对此几乎一无所知，直到1992年该次全会无比浩繁的会议记录开始刊登在历史杂志（VoprosyIstorii）上--该杂志花了将近四年时间才刊登完全文。叶若夫关于继续调查国内阴谋的报告与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的陈述相形之下显得黯然失色。布哈林喋喋不休地承认了过去的错误，试图与曾经的同伙划清界限，并向所有人保证他现在的忠诚，结果却弄得欲盖弥彰。（瑟斯顿，第40-42页；盖蒂和诺莫夫，第563页）整整三天之后，日丹诺夫谈到了提高国家和党的民主程度、发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和更加紧密联系党和非党群众的必要性。新的选举制度……将有力推动苏维埃机构工作的改进、官僚机构的消除、官僚主义缺点的清除以及我们的苏维埃组织工作中的变革。而大家知道，这样的缺点有很多。我们党的机构必须为选举斗争做好准备。在选举中，我们将必须应对敌意煽动和敌对候选人。（朱可夫，Inoy，第343页）毫无疑问，代表斯大林领导群体发言的日丹诺夫预见到了与强烈反对苏维埃联盟发展的非党候选人的真正选举竞争。这个事实本身与冷战和赫鲁晓夫派的言论根本不相容。最后，日丹诺夫还强调了在布尔什维克党自身内部制定民主规范的必要性。"如果我们想要赢得我们的苏维埃和党的工作者对我们的法律的尊重，想要赢得群众对苏维埃宪法的尊重，那么我们就必须保证在明确和充分实施党内民主的基础上对党的工作进行重组改革【perestroika】。这一点已写入我们的党章。"他列举了基本措施。这些措施已经包含在其报告的决议草案中：取消补选；禁止按候选人名单投票；保证"党员对撤销和批评被提名的候选人享有不受限制的权力"。（朱可夫，Inoy，第345页）但是日丹诺夫的报告被淹没在其他议程项目的讨论中，主要是关于"敌人"的讨论。很多第一书记惊慌地回应说，那些正在或者预期可能竭力为苏维埃选举做准备的人是苏维埃政权的反对者：社会革命党人、神职人员和其他"敌人"。[xiv]作为回应，莫洛托夫在一份报告中再次强调"开展和加强自我批评"，并且直截了当地反对搜寻"敌人"：
同志们，寻找可以归咎的人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你们愿意，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受到指责，从党的中央机构到党的最基层组织。（朱可夫，Inoy，第349页）但是在莫洛托夫之后上台发言的人没有理睬他的报告，而是继续大谈"查出'敌人'、揭露'破坏分子'和反对'破坏'的必要性。"（352）在再次发言时，莫洛托夫对于几乎没有人关注其报告的主旨表示惊讶。在首先总结了对内部敌人正在采取哪些措施之后，他重申了其报告的主旨。斯大林3月3日的讲话同样被岔开，讨论最终回到改进党的工作、淘汰无能的党员、用新的党员取代他们的必要性。像莫洛托夫的报告一样，斯大林的报告几乎遭到忽略。从讨论一开始，斯大林的担心可以想见。他似乎遭遇了由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不理解和不情愿组成的一堵无动于衷的墙。他们在报告中只听得见他们希望听到的内容。他们只讨论他们希望讨论的话题。在参与讨论的24人中，15人主要在谈"人民的敌人"，也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正如他们在日丹诺夫和莫洛托夫的报告之后所做的那样，他们言之凿凿，咄咄逼人。他们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一个问题--搜出"敌人"的必要性。几乎没有人想起斯大林的主要观点--关于党组织工作中的缺点和最高苏维埃选举的筹备工作。（朱可夫，Inoy，第357页）斯大林领导群体进一步对第一书记展开了攻击。雅科夫列夫（Yakovlev）批评莫斯科的党领导人赫鲁晓夫等人擅自开除党员；马林科夫（Malenkov）支持雅科夫列夫对党的书记漠视普通党员的批评。这似乎刺激了中央委员会委员，使他们暂时停止了谈论敌人，但是这只是为了开始为自己辩护。对斯大林的报告仍然没有任何响应。（朱可夫，Inoy，第358-360页）
有人说这很危险，因为敌视苏维埃政权的分子可能潜入最高职位，如一些从前的白党、富农和神职人员等。但是事实上，这有什么可怕的呢？"如果你害怕狼，就不要在森林里走。"一方面，并不是所有从前的富农、白党和神职人员都敌视苏维埃政权。另一方面，如果某些地方敌对势力当选，这将意味着我们的鼓动工作组织得很差，我们完全理应受到这种耻辱。（朱可夫，第293页；斯大林，草案）。第一书记们再次表现出心照不宣的敌意。1936年12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与12月4日召开的党代会在时间上有些重合。但是对于第一个议程项目（即宪法草案）几乎没有任何讨论。叶若夫的报告"论托派和右倾反苏维埃组织"更受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关注。（Fragmenty，第4-5页；朱可夫，Inoy，第310-311页）。
1936年12月5日，党代会通过了新宪法草案。但是几乎没有任何真正的讨论。相反，与会代表（即党的领导人）强调了来自国内外敌人的威胁。尽管该宪法草案是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李维诺夫和维辛斯基报告的主要话题，代表们却没有发言对该宪法表示赞同，而是几乎予以忽略。为了对该宪法草案进行进一步研究，一个委员会被成立，而对差额选举没有形成任何定论。（朱可夫，Inoy，第294页，第298页，第309页）国际形势确实很紧张。在西班牙内战中，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苏维埃联盟被敌对势力包围。到20世纪30年代下半叶，所有这些国家都是穷凶极恶的极权主义、军国主义和反共反苏政权。1936年10月，芬兰越过苏联边境开火。同月，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组成"柏林-罗马轴心"。一个月后，日本加入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从而形成"反共产国际协定"。苏联试图建立军事联盟以反纳粹德国的努力遭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拒绝。（朱可夫，Inoy，第285-309页）。尽管党代会对新宪法给予了关注，苏维埃领导层却处在两次大规模的莫斯科审判之间。季诺维也夫（Zinoviev）和加米涅夫（Kamenev）和其他一些人一起参加了1936年8月的审判。1937年1月的第二次审判牵涉到一直到最近还担任着重工业副首脑的尤里o皮亚塔科夫（YuriPiatakov）为首的一些主要托派追随者。[xiii]1937年2月至3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会戏剧化了党的领导层内部的矛盾，即对内部敌人的斗争和为当年年底根据新宪法进行无记名差额选举做准备的需要。随着越来越多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团体被逐渐揭露，这需要警方采取行动。但是为了准备真正的政府民主选举，并提高党内民主（这是在政治局中与斯大林关系最为密切的那些人反复强调的主题），需要的却恰恰相反：坦然接受批评和开展自我批评、由普通党员无记名选举领导人并结束第一书记的补选（cooptation）。这次苏联历史上最旷日持久的全会持续了两个星期。然而，人们对此几乎一无所知，直到1992年该次全会无比浩繁的会议记录开始刊登在历史杂志（VoprosyIstorii）上--该杂志花了将近四年时间才刊登完全文。叶若夫关于继续调查国内阴谋的报告与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的陈述相形之下显得黯然失色。布哈林喋喋不休地承认了过去的错误，试图与曾经的同伙划清界限，并向所有人保证他现在的忠诚，结果却弄得欲盖弥彰。（瑟斯顿，第40-42页；盖蒂和诺莫夫，第563页）整整三天之后，日丹诺夫谈到了提高国家和党的民主程度、发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和更加紧密联系党和非党群众的必要性。新的选举制度……将有力推动苏维埃机构工作的改进、官僚机构的消除、官僚主义缺点的清除以及我们的苏维埃组织工作中的变革。而大家知道，这样的缺点有很多。我们党的机构必须为选举斗争做好准备。在选举中，我们将必须应对敌意煽动和敌对候选人。（朱可夫，Inoy，第343页）毫无疑问，代表斯大林领导群体发言的日丹诺夫预见到了与强烈反对苏维埃联盟发展的非党候选人的真正选举竞争。这个事实本身与冷战和赫鲁晓夫派的言论根本不相容。最后，日丹诺夫还强调了在布尔什维克党自身内部制定民主规范的必要性。"如果我们想要赢得我们的苏维埃和党的工作者对我们的法律的尊重，想要赢得群众对苏维埃宪法的尊重，那么我们就必须保证在明确和充分实施党内民主的基础上对党的工作进行重组改革【perestroika】。这一点已写入我们的党章。"他列举了基本措施。这些措施已经包含在其报告的决议草案中：取消补选；禁止按候选人名单投票；保证"党员对撤销和批评被提名的候选人享有不受限制的权力"。（朱可夫，Inoy，第345页）但是日丹诺夫的报告被淹没在其他议程项目的讨论中，主要是关于"敌人"的讨论。很多第一书记惊慌地回应说，那些正在或者预期可能竭力为苏维埃选举做准备的人是苏维埃政权的反对者：社会革命党人、神职人员和其他"敌人"。[xiv]作为回应，莫洛托夫在一份报告中再次强调"开展和加强自我批评"，并且直截了当地反对搜寻"敌人"：
同志们，寻找可以归咎的人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你们愿意，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受到指责，从党的中央机构到党的最基层组织。（朱可夫，Inoy，第349页）但是在莫洛托夫之后上台发言的人没有理睬他的报告，而是继续大谈"查出'敌人'、揭露'破坏分子'和反对'破坏'的必要性。"（352）在再次发言时，莫洛托夫对于几乎没有人关注其报告的主旨表示惊讶。在首先总结了对内部敌人正在采取哪些措施之后，他重申了其报告的主旨。斯大林3月3日的讲话同样被岔开，讨论最终回到改进党的工作、淘汰无能的党员、用新的党员取代他们的必要性。像莫洛托夫的报告一样，斯大林的报告几乎遭到忽略。从讨论一开始，斯大林的担心可以想见。他似乎遭遇了由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不理解和不情愿组成的一堵无动于衷的墙。他们在报告中只听得见他们希望听到的内容。他们只讨论他们希望讨论的话题。在参与讨论的24人中，15人主要在谈"人民的敌人"，也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正如他们在日丹诺夫和莫洛托夫的报告之后所做的那样，他们言之凿凿，咄咄逼人。他们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一个问题--搜出"敌人"的必要性。几乎没有人想起斯大林的主要观点--关于党组织工作中的缺点和最高苏维埃选举的筹备工作。（朱可夫，Inoy，第357页）斯大林领导群体进一步对第一书记展开了攻击。雅科夫列夫（Yakovlev）批评莫斯科的党领导人赫鲁晓夫等人擅自开除党员；马林科夫（Malenkov）支持雅科夫列夫对党的书记漠视普通党员的批评。这似乎刺激了中央委员会委员，使他们暂时停止了谈论敌人，但是这只是为了开始为自己辩护。对斯大林的报告仍然没有任何响应。（朱可夫，Inoy，第358-3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