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饭的阅卷官 

　　1990年的高考阅卷条件很苦。在黄玉峰的记忆里，阅卷处设在教学楼里，阅卷采取流水作业，四五十个老师，分大作文题组、小作文题组、文言文组和全国卷组等，试题由两人批阅复核，再由组长抽查。 

　　黄玉峰分在大作文题组，一个四五十平米的大教室，散布着二三十个老师，每人面前厚厚一叠试卷。看到好卷子，有人奔走相告；看到差卷子，也有人骂娘。 

　　正是七月，教室里连吊扇也没一个，窗上没帘子，阳光直逼进来，教师们的汗水直往下淌。阅卷量大，人手少，时间紧，批一篇作文大概一分钟，连擦汗的空都没有。几个领导从外面搬来了摇头风扇，一会儿吹吹你，一会儿吹吹我，一会儿吹吹饭菜。到了中午，路近的赶回家吃饭，路远的要么上街填肚子，要么带了饭，放点开水，吞了下去，稍事休息又接着干。几天后，阅卷官就辞去了几个。 

　　一周的阅卷结束，黄玉峰领到的报酬是每天25元，扣去预支的盘缠，已所剩无几。晚上回到家，将劳动所得交给每天早起做饭的妻，脸上颇有难色。他又想到，在匆忙中，自己未必不制造了一二个“董一了”，怎么对得起寒窗十二载的学生？内心就无法平静了。 

　　带饭阅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97年7月13日，上海市副市长龚学平慰问时。那一天，副市长看到教师桌上的八宝粥，大为感慨：这怎么行！ 

　　“高考阅卷，掌握着生杀大权，关乎千万考生的命运，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古时考卷要另请人用红笔誊抄，以免舞弊，可谓用心良苦。现在已非科举时代，对阅卷反而如此轻视。”黄玉峰说。带饭问题曾使他如哽在喉，后来在报上发表文章，借讲阅卷条件之差，调侃自己在冥冥之中也会草菅人命，委婉地批评有关方面对阅卷没有足够重视。

居然又要检验，不贴了……
http://www.edu.cn/jiao_yu_ren_cai_zi_xun_52/20070629/t20070629_240384.shtml
这是地址

标准答案：训练被奴化的人？ 

　　阅卷给黄玉峰留下深刻印象的，却不是带饭问题，而是每年都有的冲突，和阅卷老师的冲突，和出卷老师的冲突。 

　　这个后来被传媒和教育界称为“语文教学叛徒”的特级教师，1990年时43岁，却依然有着青年人的纯真、率直，视人格独立与个体尊严为生命，以民主与科学为教育理念，眼里容不下沙子。在他心目中，作文就是要引导学生如何做人，那种让学生完全按照标准答案去迎合出题意图的教育，不过是训练被奴化的人。 

　　阅卷前两年，黄玉峰自感人微言轻，并不那么锋芒毕露。第三年，其他阅卷老师发现，这个黄老师眼光很凶，从一堆卷子里，几眼瞄过去，就能发现哪些是一类卷，哪些是二类卷。很快，他成为作文组组长、语文阅卷中心组5名成员之一，秉性渐露。 

　　1992年，上海高考的大作文是《遥望星空》：夏夜的星空，人们往往由宇宙无穷、人生有限的感慨而产生种种思索，请以此为题写篇短文。 

　　这一天，黄玉峰在休息时，翻到一份卷子。一看，内容不错，考生遥望星空时想起已逝的老师，决心继承老师未竟的事业。再一看分数，怎么是22分？黄玉峰拿起卷子就去找阅卷中心组组长王光祖。据说该文偏题，没点明“宇宙无穷，人生有限”的要求。黄玉峰急了：这怎么能算偏题呢？作文点明老师的生命在自己身上延续，也表达了那层意思。最后该文被定为43分。 

　　争论似乎此起彼伏。阅卷中心组有一个修正章。有时当众说不一，黄玉峰就索性敲一下修正章，直接把分数改过来。 

　　还有更极端的例子。有一次，黄玉峰在批阅大作文时，一抬头，发现卷子上头的小作文打了零分。据说该作文文不对题。10多年后，黄玉峰还是觉得不可思议：衡量一篇作文有很多标准：主题、审题、结构、语言，即使偏题了，也不能打零分！ 

　　分歧并非偶然。在黄玉峰的印象里，每次阅卷都会因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阅卷人和阅卷人吵，和出卷人吵。按规定，阅卷中心组成员要在批改前先把卷子做一遍，其中有大学教授，有优秀中学教师，经常是5人答案各不同，还有几次5人的答案都一致，结果一看标准答案，全错。“连老师都摸不准的题目，让学生怎么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