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宋史·艺文志》收录“李昌龄《感应篇》一卷”，《正统道藏》太清部有《感应篇》三十卷，题“李昌龄传，郑清之赞。”《重刊道藏辑要》有《太上感应篇集注》等，《道藏精华录百种》有《太上感应篇樾义》二卷。该文思想可上溯至《玉钤经》、《道戒》和《抱朴子·内篇·微旨》转引的《易内戒》、《赤松子传》和《河图记命符》等书。《太上感应篇》篇幅不长，计一千二百多字。主要借太上之名，阐述“天人感应”和“因果报应”。
太上 折叠
太上，就是太上老君，原名李耳，又称老子，著作有《道德经》。是我国道教始祖，上天至尊之圣。
主旨 折叠
《太上感应篇集注》云：“太上者，道门至尊之称也，由此动彼谓之感，由彼答此谓之应，应善恶感动天地，必有报应也。”意即所谓“感应”指善恶报应，由天地神鬼根据世上人们的所作所为给以相应的奖惩。因此，开篇即以十六字“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为纲，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观念。接着指出人要长生多福，必须行善积德，并列举了二十六条善行和一百七十条恶行，作趋善避恶的标准，最后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作结。

理论
《太上感应篇》认为，“大地有司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录人罪恶，夺其纪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辄上诣天曹言人罪过”，于是人们的作为通过天地鬼神来裁决。当人非义而动、背理而行时，就会“大则夺纪、小则夺算”，而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最终“算尽则死”，人就离开了人世；如果死有余辜，还将殃及子孙。所谓“是道则进，非道则退”，则“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避之，神灵卫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翼。”若改恶从善，则将转祸为福。

观念
在西汉刘向的《列仙记》中以及各类道书中，成仙术多是外炼丹药、服食神果仙花、苦诵经文，甚至有朝一日骑龙乘鹤飞升，或是内练真气。这些成仙途径或空虚，或玄妙，都那么令人难以捉摸。而在《感应篇》中，“行善”成为成仙唯一的、现实的手段。“夫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这里的“善”，不再是《列仙传》中马师皇拯救神龙、子英善待金鲤的那种具有神话色彩的善，而是从家庭、社会人际伦理关系出发的生活准则。“不履邪径，不欺暗室”、“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受辱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等等。

思想
《太上感应篇》 它提倡“积德累功，慈心于物”， 强调“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怀幼”，则体现了儒家伦理。在儒家学说中，尤其强调五伦纲常，认为君臣、父子、夫妇的等级界限分明，而在《太上感应篇》中亦以“扰乱国政”，“违逆上命”、“用妻妾语”、“违父母训”、“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和其事，不敬其夫”作为恶行的准则。可以说，《太上感应篇》实际上建立的是，以儒家道德规范和道释宗教规戒为标准的立身处世准则。

内涵
《太上感应篇》充分体现了对鬼神权威的敬畏 。该书认为天上、地上和人体内都有录人罪过、降祸福于人的神或鬼，如大地上的司过之神，天上的三台北斗神君和人身上的三尸神，它们对人的规范和约束是时刻存在的，人应该敬畏他们，对象征神鬼的日、月等物皆不可不敬，故而把“唾流星、指虹霓、辄指三光、久视日月”都视作恶行；而“无故杀龟打蛇”也会引起“夺其纪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责乃殃及子孙。”

历史
《太上感应篇》最初只在民间流传，南宋时始获官方重视，历经宋、元、明、清而久盛不衰。它不再局限于虚无的说教，而是建立了现实的封建伦理准则，有利于规范人们的言行，特别是有助于保证国家、社会、家庭的严谨秩序，故而博得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同时，那些诚心修道者也推崇它，因为它不同于一味要求人们凝神思道，清心静虑的心灵修炼术，而是具体、现实地提出了行善得道的方式，这使得世俗道教从精神道教中分离出来，满足了人们渴望通过现实的生活方式也能到达得道成仙的人生境界的愿望。
宋理宗在卷首亲题“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字。此后，为之作序、作注者代不乏人，影响十分广泛，乃至日本、朝鲜等国，皆有此书的流布。书中大义谓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人若想长生多福，必须行善积德。书中还列举了诸善与众恶条文，作为趋善避恶的准绳。
但在元代，《太上感应篇》既当过宠儿也当过弃儿。这就是世祖在位前后有一场佛道论辩闹剧波及到对“伪道书”的禁毁。开始还没将它列入禁书目录，后来由于扩大了禁目范围才无从幸免。

意义
《太上感应篇》问世后，许多人只把它看作是劝善之书，强调它的社会功用，这是不全面的。《太上感应篇》重视行善去恶，目的在于求道，因而它首先是一部道书。这是我们需要指出的，否则就无法全面认识这部影响广泛的古籍。尽管如此，《太上感应篇》所竭力倡导的善行，竭力主张去除的恶行，诸如爱国爱民、敬长爱幼、慈心于物等等思想，都是中国传统美德的组成部分，经《太上感应篇》的提倡，就更加深入人心，对规范世人的行为是大有帮助的，这正是它的意义所在。
纵观宋以前的修仙法门大致有以下情形：先秦时期主要以“养神”、“服气”、“炼气”、“饵药”、“祀祷”方法求“羽化而登仙”。至秦始皇及汉武帝，人们既贵长生不死药，亦重坛场祷祀。其后《太平经》主要推介守一存神法门。东汉张陵五斗米道重视符箓咒语。东晋《上清经》则重存守人身三丹田之三一，及存守脑部九宫之“雄一”、“雌一”。先秦至唐，人们多重视外丹，即以矿物、植物等为材料，炼化成上、中、下三种药物（多以黄白为大药），欲借外在药物来改变自身体质，去除肉质凡胎而达长生、成仙。但因服食外丹有较大副作用，唐末人们改而修炼内丹。内丹即用导引吐纳、避谷食气等方法，以人身上、中、下丹田为鼎炉，炼化后天的精、气、神，使其转与先天的元精、元气、元神合为一体，以求长生、升仙。
《太上感应篇》当然也谈长生求仙，然绝口不提修炼、服食、导引、符箓，而只言：“凡人有过，大则夺纪，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11“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 12虽然早在《太平经》就认为，天地之间，寿最为善，积德行善乃长寿升天的要道。也尽管积善成仙说是先由西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提出进而被《太上感应篇》所吸收的，但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却是随着《太上感应篇》的问世与流行，才逐渐受人们重视并践行的。宋代以降，在凡俗生活中成仙了道变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取向，行善积德也演变成为一种必须的宗教实践，与其它修持方式相得益彰。如明清时期的道教修炼以行善积德为外功，认为只有多积外功，才能最终使内丹修炼有所成就。再如清末民初出现于四川西部的飞鸾教，其修持方法也是以静坐炼丹，彻悟至道为内功，而以力行善事、广积阴功为外功。26-32或许是因为《太上感应篇》出现之前的积善成仙说犹如一缕轻烟般若隐若现，而其之后该修炼法门便如熊熊烈火般一览无余，方才有学者将今日道教的行善法门归始于《太上感应篇》，而无视《太平经》抑或《抱朴子内篇》。确切地说，《太上感应篇》对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起到推广的作用，而并非其首创。该经对积善成仙法门的发扬与推广，一定程度上使道教的长生修仙术不再专属于贵族，也使修道之人可以摆脱以往服食炼养、斋醮科仪的繁缛礼节，为广大普通民众开启了相对便利的修道方式。